奥迪发起电动化大反攻的第四年，现任CEO推翻了前任CEO的决策。 据外媒Autocar报道，奥迪正式撤回其2033年全面电动化的目标，不再设定燃油车的终止时间。 按照奥迪前CEO的计划，奥迪将在2026年后不再推出新款燃油车型，并在2033年停止内燃机车型的研发和销售计划，实现全面电动化。 但在接受Autocar采访时，奥迪CEO高德诺（Gernot Döllner）表示，奥迪会继续生产燃油车型，直到2035年左右，甚至会更久。同时，奥迪还将在2024年～2026年推出全新内燃机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这为我们预留了至少7～10年的战略灵活期。”高德诺称，前任管理层制定的激进电动化时间表已不合时宜。 但暂停全面电动化，不等于完全放弃电动化。在2035年前，奥迪将会保持燃油、混动、纯电三条技术路线并行。 奥迪随后在一份“关于奥迪电动化战略的回应性声明”中也确认了这一事实。奥迪方面表示，未来几年内，奥迪会以尽可能灵活且稳定的方式提供差异化的产品组合，涵盖纯电动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及内燃机车型。 除了奥迪，奔驰、宝马也调整了全面电动化计划。去年8月，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在财报电话会上称，宝马希望能够根据客户偏好、地区差异，快速作出必要的反应。他认为“完全禁止内燃机是错误的”。奔驰则称，一直到2030年之后，奔驰都将为满足不同客户做好准备，无论他们需要的是纯电车型还是内燃机车型。也就是说，BBA三大德系豪华车企均发生了集体转向。 在杰富瑞分析师菲利普·霍乔斯看来，像奥迪这样的德国高端品牌正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既要努力捍卫其高利润的传统业务，又要同时投入巨额资金去追赶电动化。“这次放缓就等于承认，他们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 战略决策的失误直接反映在降低的收入上。财报显示，2024年奥迪总营收645亿欧元，同比下降7.6％；营业利润为39.03亿欧元，同比大跌37.8％；营业利润率为6%，下降3个百分点；税后利润41.89亿欧元，同比下降33.1%。这也是奥迪连续第二年利润大幅下滑。 暂停全面电动化计划后，奥迪新掌门人将把奥迪带向何方？ 电动化困境 奥迪暂停全面电动化，早有征兆。 2021年6月，前奥迪CEO杜斯曼（Markus Duesmann）在柏林气候大会上郑重宣布，2033年起逐步停止内燃机车型的生产。这一激进战略，一度被视为奥迪要彻底告别燃油时代。 之后，奥迪在e-tron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了Q2L e-tron、Q4 e-tron、Q5 e-tron等车型。但从实际的销量表现来看，并不出色。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奥迪纯电动车全球销量分别实现11.82万辆、17.8万辆，在总销量的占比不足10%。 奥迪原本寄希望于Q6 e-tron来挽救颓势，但受大众集团旗下软件公司CARIAD的研发拖累，奥迪PPE平台车型Q6 e-tron多次延迟，直到去年才上市。数据显示，2024年，Q6 e-tron交付量仅为1.5万辆，在纯电动车型中的占比还不到10%。 CARIAD软件公司主要负责大众内部的软件研发工作。在杜斯曼的带领下，大众曾雇佣5000名程序员，为集团新车型开发多达60%的软件。但CARIAD不仅没能成为大众称霸全球市场的利器，反倒因为滞后的研发进度，导致包括奥迪、保时捷、大众、宾利在内的多个品牌，新车量产计划一再跳票。值得一提的是，CARIAD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也是前大众汽车集团CEO赫伯特·迪斯“下课”的原因之一。 CARIAD的软件延迟以及奥迪缓慢的电动化进展，让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博穆（Oliver Blume）十分不满。 2023年6月，在大众汽车集团资本市场日上，奥博穆罕见地在公开场合指出奥迪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于竞争对手的问题。在这一言论不久后，大众汽车集团就罢免了杜斯曼，高德诺升任奥迪CEO。杜斯曼的突然“下课”，也让外界猜测奥迪的电动化路线会有所转变。 高德诺上任后，在去年年初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在中国市场进行换帅，试图重振奥迪在中国的市场表现、优化产品策略，以更好地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次，更换奥迪全球设计主管，让其主管奥迪阵容中所有新车型的设计，包括新推出的电动汽车。紧接着，他还罢免了奥迪CTO，原因是在其领导下，奥迪车型开发停滞不前。为了推动开发工作的进展，高德诺亲自负责研发工作。 2023年，奥迪曾试图通过“偶数命名电动车型”重塑产品矩阵，但混乱的命名体系反而引发了消费者与经销商的强烈反弹，新命名规则不仅没有提升直观性，反而让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今年2月，奥迪宣布回归传统命名规则。 这一决策被业内视为“及时止损”，却也折射出奥迪在电动化转型中的战略摇摆。 布鲁塞尔工厂的关闭也让奥迪电动化转型雪上加霜。今年2月，奥迪正式关停了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工厂。布鲁塞尔工厂是奥迪首个专门生产电动汽车的工厂，此前正在生产Q8 e-tron。2023年，布鲁塞尔工厂一共生产了5.3万辆电动汽车，占到奥迪电动车全年交付量的约30%。 数据显示，2024年奥迪全球销量下滑11.8%，最终以167万台的成绩收官，欧洲和美国两大主要市场交付量分别下滑11.1％和14％，跌幅均大于中国市场。尽管去年奥迪推出了全新Q6 e-tron车型，但其电动车销量仍下降8%，只有约16.4万辆。 中国作为奥迪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销量表现也不尽如人意。2024年，奥迪在华销量同比下滑10.9%，跌至65万辆，与宝马、奔驰的差距拉大至10万辆级。奥迪在华电动车型销量尤其惨淡，2024年Q4 e-tron全年仅卖出了1.5万辆，Q2L e-tron月销不足百台。 奥迪中国总裁温泽岳在接受网通社采访时曾坦言，奥迪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的两款车型Q5 e-tron和Q4 e-tron可以很好地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但中国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跟欧洲不同，“在其他地区非常成功的车型，在中国可能就差强人意”。 在东吴证券行业研究员孙兴看来，传统豪华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定价虚高。一直以来，豪华品牌有品牌、设计、服务、口碑等软价值，因此有一定的市场溢价权。但在新能源汽车赛道，豪华品牌的溢价权开始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跟其他品牌处于同一起跑线。“在燃油车时代，豪华品牌就是企业最好的护城河，消费者也愿意为高溢价买单，但电动车时代，消费者正对品牌脱敏。” 点击封面订阅全年杂志 奥迪的难题 相对于全面电动化，对奥迪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提振销量，改善盈利。 2024年，奥迪全球三大主要市场均在失守。中国市场销量同比下降约10.9%至65.3万辆；美国市场销量同比下降14%至19.6万辆，德国本土市场销量同比下滑21.3%至19.8万辆。 2024年，奥迪营业利润较2023年暴跌38%至39亿欧元。2025年情况虽有所改善，第一季度奥迪纯电车型增长30%，营业利润率上涨为1.5%，但整体利润率依然偏低。 这家百年车企，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 为了摆脱困境，奥迪已经开启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除了关闭布鲁塞尔工厂外，奥迪宣布将于2029年前在德国本土裁员7500人。此外，据德国《商报》披露，奥迪计划到2030年累计削减80亿欧元材料成本和100亿欧元人力成本，年均降幅分别达16亿欧元和10亿欧元。高德诺的目标是，计划在2030年实现11％～13％的利润率。 同时，在去年6月，高德诺任命了新的董事会成员杰弗里·布科特，让他负责奥迪所有的技术开发工作，直接掌管8000人研发团队。布科特为奥迪制定的路线图堪称激进：新车型的开发时间将缩短一半，减至36个月。 在中国市场，奥迪需要做的功课可能更多。 BBA中，只有奥迪在华设立了双合资公司——一汽奥迪与上汽奥迪，但这两家公司目前尚未能形成合力，一直面临资源占比极度不平衡的问题。去年，奥迪在中国市场交付的65.3万辆新车中，一汽奥迪占比超过93%。曾被寄予厚望的上汽奥迪，仍未能成为拉动奥迪高速发展的新引擎。 奥迪也在主动求变。在高德诺出任奥迪CEO的半年时间里，他曾先后6次造访中国，与合作伙伴见面，这在过去并不多见。去年4月，高德诺在中国为期一周的行程里，试驾了大众汽车集团及许多其他汽车企业的车型，参与了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战略研讨会，还参加了北京车展，和中国团队开展了有关在华战略发展的研讨会。 在2024年的财报会上，高德诺表示：“在中国市场不能只是跟随，而是要主动融入。为了参与到电动汽车市场的增长中来，我们深化了与合作伙伴一汽和上汽的产品战略。” 为扭转颓势，去年奥迪做了多种尝试：推出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子品牌“AUDI”；和华为合作，联合开发智能驾驶系统，并且计划在其多款车型上搭载华为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一汽奥迪优化经销商网络，通过轻量化终端和“补强店”策略提升效率；计划2025年在中国推出8款新车型，包括基于PPE平台的Q6L e-tron和搭载华为ADS的燃油车A5L。 奥迪也试图通过“以价换量”的方式提振销量。2025年至今，奥迪多款车型价格持续下探。Q3的官方指导价为25.18万～29.68万元，实际报价则跌至15.70万～20.80万元。入门款SUV Q2L从17.18万～21.00万元降至12.98万～14.71万元，降幅高达30%。作为销量支柱，Q5L从34.98万～42.98万元降至24.20万～30.78万元，最高直降约39%。旗舰进口SUV Q7的官方指导价为60.98万～80.48万元，在国内多地经销商“一口价”政策下，入门款售价低至45.99万元。 高德诺表示，奥迪将在两年内推出Q6 e-tron和奥迪Q3等20多款新车型。其中，2025年奥迪在中国将会推出四款车型，分别是全新Q5L、全新A5L、A6L e-tron、Q6L e-tron；2026年，将推出全新A6L、Q7、Q3和全新旗舰Q9。 高德诺强调，2025年年底，奥迪将拥有竞争对手中“最年轻的产品组合”。 但这些举措到底多久能够见效，能否真正助推奥迪在华销量增长，仍然需要时间来验证。 “在竞争加剧和较为艰难的经济形势下，2024财年奥迪仍然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并达成了稳健的财务表现。但是，我们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持续达成盈利目标，我们会继续推进公司转型。”奥迪CFO李博睿（Jürgen Rittersberger）在财报会上表示。

IT之家 6 月 22 日消息，近期，新能源汽车品牌广汽埃安员工持股计划引发争议，甚至传出“爆雷”传闻。广汽埃安于 6 月 16 日发布公开声明回应称相关信息不实，纯属恶意谣言。6 月 20 日，广汽埃安母公司广汽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冯兴亚亲自出面，再度对近期热点话题进行回应。 冯兴亚首先详细介绍了广汽埃安混改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情况，明确表示：无论是广汽集团，还是广汽埃安，都跟“车圈恒大”“爆雷”毫无关系。 冯兴亚称：“广汽集团是中国汽车行业财务结构最好的企业之一，我们 2024 年的资产负债率只有 47.6%。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稳健发展，即便是广汽埃安，寻求资本运作也是为了释放组织活力，而不是、也不需要依赖资本市场来解决发展的资金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广汽集团，还是广汽埃安，都跟‘车圈恒大’‘爆雷’毫无关系。” IT之家注意到，对于广汽埃安的后续发展，冯兴亚表示，广汽会不断把优质资源注入广汽埃安，接下来，埃安计划将出租车（B 端）单独打造一个新的品类，埃安专注 C 端，昊铂则定位在新能源车的高端品牌。

IT之家 6 月 22 日消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近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成功完成 AC313A 直升机燃油箱晃振适航验证试验。 据介绍，此次试验是国内首次完成的大型无支撑燃油箱晃振适航验证试验，填补了国内 1000 升以上大型油箱晃振试验的行业空白，为我国通用航空装备、应急救援直升机等规模化应用保驾护航。 IT之家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悉，本项试验为振动和晃动复合试验，是为了验证燃油箱是否能承受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振动和晃动载荷而不发生泄漏，满足 CCAR-29-R2《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要求。 试验中的燃油箱为容积约 1245 升的橡胶油箱，试验时要往油箱内充入 2/3 有效容积的水介质，燃油箱（含水介质）和油箱舱总重量达 1.3 吨。 试验历时两周，最终成功完成。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所属瑞莱公司该项目团队负责人毛凯介绍：“这么重的大块头来回晃动，产生的惯性力巨大，试验难度极大。经过研究讨论，我们决定通过伺服液压作动器和电动振动台同时激励来模拟直升机各种晃动和振动耦合工况开展晃振试验。这种试验方式应用到大型油箱的晃振试验，在国内来说尚属首次。”

IT之家 6 月 22 日消息，经过多年的筹备与等待，特斯拉终于将业务拓展至印度市场。据彭博社报道，特斯拉已开始从中国向印度运输首批车辆，这标志着其在印度市场取得实质性进展。 早在十年前，特斯拉便有意进入印度市场。2015 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工厂会面时，首次提及特斯拉在印度的业务布局。多年来，双方多次暗示特斯拉将进入印度市场，但因进口关税等问题，特斯拉的尝试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如今，特斯拉的计划终于有了重大进展。据彭博社报道，特斯拉已从中国向印度运输了首批车辆，这批车辆为 Model Y 后轮驱动版，特斯拉将于 7 月在印度开设展厅。此外，特斯拉还在为进入印度市场做其他准备工作，包括超级充电网络的建设、售后零部件及周边商品的采购，以及从美国、中国和荷兰等地调配零部件。 此次特斯拉能够顺利进入印度市场，离不开马斯克与莫迪今年 2 月在美国会面的推动。双方可能达成了某种协议，为特斯拉进入印度市场铺平了道路。 印度是一个拥有庞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国家，但电动汽车在 2024 年印度汽车总销量中的占比极低。 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此次运往印度的车辆来自上海超级工厂，而非此前被认为会供货的柏林超级工厂。据路透社此前报道，柏林工厂去年曾计划为印度生产车辆。 据IT之家了解，印度一直奉行严格的国内制造业优先政策，此前对外国汽车制造商的进口关税高达 110%，这极大地限制了外国汽车品牌进入印度市场。如今，印度政府将进口关税降低至 15%，条件是企业需在印度投资并达到一定的投资和销售目标。

图片来源：20VC Z Highlights 敢于自我颠覆的公司能最早抓住新范式。初创公司成功不是因为做对很多事，而是因为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好。每次转型之后做到“断舍离”，让整个组织完全投入到新方向中能大大提高成功概率，最终的成功足以覆盖其他所有失败成本。 留给初创公司最大的机会在于，构建需要非常高密度工程直觉的东西。开发者工具真正的壁垒在连续一整天、整个工作流中的体验，只有做过一线开发、对用户有高度同理心的团队才能做出来。大公司往往受到组织结构限制难以做到极致。 未来最成功的AI工具，一定是那些能动态调整人机边界的系统。用户并不是一直希望“全自动”或者“全手动”，而是希望在不同场景中，有不同层级的控制。Agent的判断力比模型本身的输出质量更难构建，但也更有价值。 Varun Mohan，初创公司Windsurf的联合创始人兼CEO。Windsurf专注于构建面向工程师的 code Agent系统，因被收购成为迄今AI领域规模最大的收购案之一而广受关注。本次访谈发布于2025年6月，由「20VC」节目的创始人Harry Stebbings主持，围绕AI产品构建、初创公司战略转型、Agent与IDE的融合趋势等核心议题展开。 初创公司战略：选择大于努力 Harry：Varun，我真的非常期待这次对话。我从Lee Marie、Neil Mehta和很多其他人那里都听到过关于你的好评。特别感谢你今天能来。 Varun：谢谢你邀请我，Harry。 Harry：你曾经说过，真正正确的想法几乎从不会在最初就出现。我想从这个话题开始问你：你后来是怎么重新理解“一个真正优秀的创意”到底是什么的？ Varun：Peter Thiel的那套理论还是有不少道理的，比如说创业一开始要选择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向。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不显而易见”的想法其实本身就是坏主意。你走了一条非传统路线，并不等于你选的就是一个好主意，这一点很多人经常会忽略。 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如果你选择的是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方向，那几乎可以肯定，这里面就没有什么“alpha”优势了。大公司会比你先一步入场，因为它们有更多的渠道资源和资金。 所以，初创公司通常要靠选择那些在大众看来“不太寻常”的方向来胜出。但同时，你也必须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明白你的那个“特别”的想法很可能其实并不是好想法。 从失败到突破：战略转型与快速成长 Harry：你们当时转向Windsurf时，你自己认为最“非典型”的认知或者见解是什么？ Varun：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做过一次转型。的第一版产品，连公司名字都已经换过两次了。最开始叫 Exafunction，当时在做GPU虚拟化技术，背后的逻辑是：未来的计算负载会越来越依赖GPU。这就是最初的使命。团队里很多人此前都在自动驾驶、AR/VR这些领域干过，当时团队还挺小的。 事实证明，我们在一个方向上是对的——GPU确实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判断NVIDIA会卖出大量GPU，这点没错。但错的是：低估了GPU工作负载的集中程度。我们以为市场上会涌现出很多不同结构的模型架构。但最后出现的情况是——几乎所有架构最终都趋同成了Transformer。在这样的技术格局下，作为基础设施提供方，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化优势可言。所以当时必须转型。但这就是市场的现实——有些东西在入局前你是很难知道的。最初的假设错了，因此只能放弃。有时候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但市场走向可能完全不是你设想的那样。 Harry：完全认同。但问题是，很多人太执着于自己的“论断”。这也是我不太喜欢所谓“投资论断驱动型”投资人的原因之一。很多创业者都深深迷恋自己的想法，而他们从小到大听到的也是：真正能坚持到底、有韧性的创业者，才是最终胜出的人。但你在之前提到，“不要对自己的想法太上头”这点我很赞同。你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一边是坚定执念，另一边是理性抽离。 Varun：这其实是创业最难的部分之一。你必须同时在脑中持有两种看似矛盾的信念：一是非理性的乐观主义，如果你一点乐观都没有，那你可能连床都不愿意起，更别说创业了；二是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你每天都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如果答案是“不太清楚”，那你必须立刻改变方向，尽快带着整个公司转向。在创业领域有件很荒谬的事是：你不会因为坚持做错事而得到任何认可。或许你可以告诉同事、投资人或朋友说：“我还在做这件事。”但当你失败时，没有人会在意你坚持了多久。 Harry：那在今天这个阶段，你觉得自己现在还对哪一个想法“爱得太深”了？我可以举个例子：作为投资人，我自己非常痴迷于“投资组合构建的纪律性”。我喜欢那种通过精心组合来控制风险和机会的投资方式。但现实是，在当下这个时代，你必须打破很多规则。虽然我并不是在鼓吹盲目冒险，但的确需要比传统模式更具弹性。这就是我放不下的东西。那么你呢？ Varun：如果从经验主义角度讲，我们过去确实每一次都对自己的想法太过执着了。站在外面看，可能有人会觉得：“你们公司能多次转型，这是个积极信号。”但我自己其实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不能更早地做出转型？ 比如说，从GPU虚拟化转型到做code AI产品，我现在都还会自责：明明早就看到了信号，却还是拖了三个月才下决心。当时合作的公司，大多数都是做自动驾驶的，正值“ZERP 时代”（零利率时代）最热。但到了2022年中，很多这类公司都无法继续融资，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市场在变，技术也在变，而我们的潜在客户似乎也撑不了太久了。我现在回头看，真希望早三个月动手。 Windsurf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Agent会非常强大，其实完全可以更早开始做Windsurf。 Harry：我最近采访了Fiverr的CEO，他说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time to clone”（被复制的时间）大幅缩短了。也就是说，一家新公司推出一项创新后，别人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我想请教你，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做到”这件事到底还有多重要？ Varun：抢先一步主要带来两个作用。第一，它反映了你这家公司本身的运作方式；第二，它让你可以更快地从市场中学习。 让我先讲第一个。通常那些能率先进入新范式的公司，都是愿意自我颠覆的公司。他们的组织结构对变革非常开放，能快速在转弯处掉头。他们不断投资于非渐进式的技术，愿意打破原有的自我结构。这种特质对软件或code AI这样的快速变化行业来说尤为关键。 第二个方面是：抢先一步意味着你更早进入市场，可以更快地学习，这也使你更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迭代的领导者。你会最早看到这个领域“尸体堆在哪里”——也就是说，你能率先看清哪些方向死得最快、哪些坑你踩过了、哪些方向值得坚持。 我自己特别喜欢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把产品更早地推向市场，在第一个月里，就能从用户那里学到什么？这些知识能不能帮助我们更快构建下一个版本？我相信，这种“学习优势”可以随着时间持续产生复利效应。 Harry：但换个角度看，看到别人先试错，不也挺好吗？你能观察他们哪里做错了，然后吸取教训，自己出手时就能避开那些坑，节省大量试错成本。 Varun：在软件领域问题在于：很多错误其实都发生在公司内部的研发环节，而外人是看不到的。公司内部现在有一种积累下来的“品类直觉”：有些想法连碰都不会碰，因为我们曾亲自尝试过，发现根本行不通。这种“失败的记忆”已经写入了公司基因。我们现在的创新，其实很多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试错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东西，是你从外部观察一家公司的时候很难看出来的。 Harry：你们以前做过什么尝试，后来发现行不通，但外界并不知道的？ Varun：我们确实发布过这个产品的测试版，而且内部自用（dogfooding）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去年推出过一个code review的测试版产品。当时试过很多种方式来交付这个code review产品。做过一个Chrome浏览器扩展、还在公司内部做过一个并行的网页版工具......在内部试了各种方案，但都感觉不够理想。而在几周前，最终发布了现在这个code review产品，它体验好得多，也真正提供了很高的价值。之所以以现在的方式发布，是因为吸取了去年所有失败尝试的教训。 我再举一个例子，是关于随Windsurf一起发布的code Agent产品。我们在去年年初就做过第一版，但那个版本的效果并不好。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很多。也正是因为那次失败，我们才得以回到最初的设计阶段，逐个修复那些关键要素，为最终发布Windsurf做好准备。其中包括：需要在code-based understanding上做到足够好，同时底层模型本身也必须变得更强。当模型的性能提升上来了，内部在code-based understanding上的研发也成熟了，这时候才真正准备好发布这个产品。所以这就是那种情况——如果只是等着别人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我们最终就得在多个维度上去追赶他们，才能把产品推出来。 Harry：你会建议创业者在早期尽可能多地融资吗？毕竟这本质上就是你能拥有的“试错次数”，实验的次数。如果你融得多，就能多试几次。基于你的经验，你会建议这么做吗？ Varun：我们确实是这么做的，稍微透露一下吧：我们在还在做GPU虚拟化项目的时候就完成了A轮融资，当时是Green Oaks主导的。 Harry：他们也是你的种子轮投资方？ Varun：是的，他们也投了我们的种子轮。至于他们是否应该在A轮继续投，我就留给观众自己判断了。但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心——哪怕转型了，我们依然有足够的资金去探索新的方向。 当时我们发布了Codium这个扩展产品，完全是免费开放的。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强大的技术积累，另一方面是公司账上还有足够的现金支持我们推出产品，不必在意短期收益上的细节。所以我认同你的观点，资金确实意味着你能尝试的次数更多。但前提是这家公司必须具备快速转向的能力。很多公司到了十人、十五人、二十人的阶段之后，就不再愿意完全推翻原有方向。但我们不一样。我和我的联合创始人是在一个周末决定要做Codium的，到了周一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整个团队。那一天起，所有人都转去做Codium，尽管当时原来的业务已经有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了。 Harry：那有没有什么结构性的做法，能帮助一个公司在转型后迅速反应、快速落地？ Varun：我一直坚信，在初创公司里，成功并不是因为你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而是因为你把某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就像我之前说的，要拥有一个真正好的点子，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设想一下，有两家公司，每家都在做不同的产品，而每个产品的增长都是按指数曲线变化的，会有一个所谓的“R 值”。那作为初创公司，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全力聚焦那个R值更高的产品。同时投入到两个产品中是完全不合理的，尤其当它们的增长曲线不在同一个数量级时。 所以每次转型之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果断放弃旧的方向。因为你之前做的那件事，很可能对接下来的新业务根本没有任何战略相关性——它的营收倍数、增长潜力都和新业务没法比。如果你能做到“断舍离”，让整个组织完全投入到新方向中，你的成功概率会大大提高。但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决定。你需要去告诉团队、投资人、客户：我们不会再继续做原来的那一套了。但一旦你下定决心了，其实执行起来会轻松很多。 Harry：当你已经在做几百万美元营收的时候，放弃原有业务等于自己吃掉自己的收入，这真的很难。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刚才说，成功其实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而要做到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够难了。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其实很想去做的事，只是因为你们坚持专注，所以暂时没法做？ Varun：在我们所在的领域，注意到一个趋势：Windsurf的很多用户并不是专业程序员，而是那种“感受型编码”的用户，他们用Windsurf的工具在构建真正有用的应用。比如公司内部就有一位不是工程师的同事，他是负责合作伙伴关系的，他用Windsurf的产品自己搭建了一些应用，替代了过去内部采购的一些销售工具，总共节省了大约50万美元的开支。 Harry：所以他写代码帮你们节省了50万美元？ Varun：对，他自己搭建了公司内部用的系统，比如合作伙伴门户、报价工具等等。这些原本都是每年要花几十万美元购买的销售类SaaS工具。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现象——这些工具本身都很定制化，以前公司不会自己去开发这些内部工具。但现在，软件的开发成本大幅下降，尤其是那些“临时性”或者“轻量级”的软件变得极易构建，于是非技术人员也可以自己搭建出功能完备的应用。所以在Windsurf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怎么让这类用户的生产效率变得更高？ 但这中间始终存在一个张力——如果把重心更多地放在提升这类“非工程师用户”的体验上，那可能就会牺牲掉对真正开发者、尤其是处理大型代码库的工程师所能提供的深度支持。这终归还是一个聚焦与取舍的问题。 Harry：Windsurf的使命到底是要让工程师效率提升10倍，还是让普通人也能像工程师一样工作？ Varun：目前的重心是前者，也就是让专业工程师变得更高效。而后一种结果，是专注做好前者之后的自然衍生。因为底层的技术能力是具备的，它确实能够赋能非技术用户。但产品重点明确是放在如何提升开发者的生产力上。 Harry：那将来你们和Cursor会不会趋同？你们会逐步扩展到“可爱型工具”（lovables）和“低阶组件”（bolts）那一类用户？而那些工具也会反过来尝试走向你们所在的专业开发者方向？ Varun：这确实是我们常常被问到的问题。那些专注于“非开发者”用户的工具，比如lovables、bolts类产品，随着时间推移，确实会不断往更深的方向发展，加入越来越多的调节项、配置能力，提升可定制性。而对我们来说，如果能够真正深入理解代码，尤其是大型代码库，那么自然就能让非技术人员也构建出应用，且无需太多额外工作。 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现在就去针对非技术用户构建产品，那就等于放弃了在帮助专业开发者方面所能做到的深度。所以我相信，最终这两个方向确实会趋同：一个真正理解你代码库的公司，最终可以只通过极少量的自然语言指令，就构建出一个和你现有代码逻辑一致的完整应用。 Harry：如果你现在有无限资源，有什么是你会用不同方式来做的吗？ Varun：我想我们会在公司内部尝试更多的项目，会做更多“下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公司内部尝试的产品方向中，大概有50%或更多其实是失败的。我们有大量的产品和技术研发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会失败。 但这也正是初创公司的一大特征：那个最终成功的方向，足以覆盖掉其他所有失败带来的成本。如果资源无限，我会让我们失败得更多——因为真正起作用的那个点，足以带来颠覆性的收益。 Harry：我之前和Neil Mehta聊过一些关于你的事，他说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做产品的？你们的产品开发节奏是什么样的？你刚才提到内部项目失败率很高，那在你看来，有哪些不那么常规的产品构建方式，是你特别重视的？ Varun：外界有一种“常识”，认为一家工程师数量越多的公司，产品就做得越好。但这种看法有点把软件研发简化成了流水线工厂的逻辑。我真正认同的方式是：当一个想法还没验证、方向还不明确时，反而应该让非常少的人来负责它。 如果你把十个人投入到一个尚未被证明是否成立的项目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而在没有结果之前，这些意见都不能算错。这时候就很难达成一致，也很难让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还可能会造成沟通混乱。更有效的方式是，找一小撮非常有主见的人，让他们去快速验证一个想法是否成立。 接下来问题就是：一旦你有了一个雏形，怎么判断是否应该继续投入？这个判断其实很难。不过公司有个经验教训，很多人之前在“硬科技”公司干过，比如做自动驾驶的。我们总结出一个经验是：当你真正有了一个好想法时，就算是初始版本、粗糙版本，也已经能体现出惊人的价值。 比如最早构建Windsurf里的Agent时，就算那个版本还很粗糙，它已经能做到很多过去八九个月以来我们从未实现过的事情。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这个方向有潜力。当你确定了这个粗糙版本已经“有生命力”，那就是时候追加资源，把它推到更深的层面。 Harry：难怪Neil那么喜欢你。他常跟我聊“用户震撼体验”——就是那种第一次接触Agent的时候，被它的能力惊到的瞬间。我想深入问几个细节。你刚才说一开始只是“少数几个人”在做这些新项目，那具体是多少人？你在公司内部怎么组织这种“新方向”的项目团队？ Varun：大概就是三四个人左右。 Harry：那是几个工程师加一个设计师吗？ Varun：对，其实如果项目本身是纯粹的系统技术，可能就只是几位工程师在做。我们做的是开发者工具型产品，这有个优势：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本身就是目标用户，他们在用 V0版本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直觉，判断一个“粗糙但可用”的版本是否有潜力。 Harry：那预算和开发时间呢？是你设定的吗？还是由团队成员自己决定？ Varun：我们其实没太考虑过这件事。这部分可能是因为现在身处的是一个“非受限市场”——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开发出一项能加速软件开发的优秀技术，对客户的价值是巨大的。所以基本不会从“这个项目的预算是多少”的角度去评估事情。 但内部确实会关注一点：这个项目的进展如何？我们有没有在不断解锁新的进展？要不要决定把它搁置，去做别的？这不是一个民主决策过程，更多是公司内部的自上而下的判断。 Harry：有没有那种你们曾经搁置过、但事后回想其实应该坚持做下去的项目？ Varun：我们最早开发的autocomplete（代码自动补全）体验，就是Windsurf里的第一个产品。当时在打磨产品体验方面的进度其实拖慢了。而之所以体验不够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当时被绑定在VS Code里，它的UI扩展能力比较有限，导致没法实现更好的交互逻辑。 但后来开发了Windsurf，拥有了自己的编辑器后，就能在用户体验上投入得更多，最终也实现了真正想要的效果。 Harry：你刚刚提到VS Code，那让我想到一个话题——护城河（moat, 即企业在市场中的结构性竞争优势）和产品防御力。你觉得在AI的世界里，护城河是不是已经“死了”？大家经常说Cursor和Windsurf可以随时切换，我今天用你，明天换对方也没问题。那你怎么看？护城河真的不存在了吗？ Varun：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护城河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点“虚”。如果你读过《七种力量》（Seven Powers）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关于护城河的精彩理论。 Harry：我很喜欢那本书。 Varun：我也觉得它很好，但对于初创公司来说，那套理论很多时候还是太早了。比如说，就算你公司里有50个顶级工程师，全是最优秀的人才。团队已经非常强，大多数工程师来自MIT，甚至是MIT最顶尖的那一批。可即使如此，加起来你也只是拥有“数百工程人年”的产品积累。而在我们的领域里，其他人也完全可以从头搭建出类似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赛道上，唯一真正的护城河就是——速度。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你需要比别人更早知道“哪里有坑”，需要通过快速的学习，积累出持续性的优势。我常举的例子是NVIDIA。外界总觉得他们的护城河是CUDA，但我并不这么看。大型公司，比如 OpenAI、Anthropic、Google，他们自己都在造TPU、花几十亿美元投入芯片。你觉得如果CUDA不存在，他们就不用NVIDIA的GPU吗？当然会，他们可以直接写assembly，写底层汇编也会照样跑在NVIDIA的硬件上。因为这东西太值钱了，没得选。 人们选择NVIDIA，不是因为它的锁定机制，而是因为它真的做得好。它的低精度浮点运算能力非常强，芯片之间的interconnect也很强，整体运算速度快。而且它每年都有“倒计时炸弹”压在头上——如果下一代硬件在速度、内存带宽上跟不上，那它就会被AMD追上。你看，这种机制跟Google这种平台型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NVIDIA依然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之一。 Harry：我完全同意，尤其是在初创公司阶段，护城河确实比较虚。但如果你想象一下，有两家公司今天同时出发，其中一家公司被整合进一个巨头，比如OpenAI 或Anthropic，它们立刻就拥有了分发能力、品牌认知，还有能以超大规模购买芯片的资源。这种情况下，《七种力量》那一套理论是不是就又变得重要了？护城河又存在了？ Varun：，那种观点之所以没那么成立，是因为即便在那种情况下，“速度”仍然非常关键。你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一家初创公司会在一个重要赛道里击败巨头？为什么2000年代初是Google赢了，而当时Microsoft明明已经是巨无霸了？归根到底，是因为这家公司有更深刻的洞察，而且能在战略执行上压倒对手。 Harry：但你不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分发比速度还重要吗？你可能做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速度也很快，但如果 Anthropic 明天把Cursor捆绑进Claude，然后直接推送给所有企业客户，那你就完了。他们有渠道、有品牌、有覆盖率。 Varun：你说得没错，这是非常现实的压力。但这也是我们创业这么长时间学到的东西——你必须做出“无法忽视”的产品。如果你的产品只是“比别人好一点”，那确实会被碾压。但如果它好到让用户愿意绕过默认选项、专门来找你，那你就有生存空间。 我们现在的用户就是这样。我们并不是通过市场投放吸引他们的，甚至很多用户一开始连Windsurf是谁都不知道。他们只是试了一下我们的产品，然后发现它真的有巨大不同。这种“巨大不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竞争力。你问我要怎么描述Windsurf的目标，我会说，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比默认好两个数量级”的开发体验。 Harry：那你怎么评估产品到底有没有达到那个“两个数量级的差距”？你怎么看一个产品有没有到那个“跳跃点”（escape velocity）？ Varun：有一个最直观的信号是——用户自己会带来新用户。我们内部有一个“单用户指标”（single user metric），就是看一个人用完产品之后，有没有回头、有没有带来别人、有没有开始把产品集成进他自己的工作流程里。 这和传统的“团队销售型”指标不一样。很多AI产品的商业模式，其实还处在SaaS旧逻辑里，就是靠团队决策、预算分配、上层推动。而Windsurf不是。我们看到的是，用户用完之后自己来找我们说：“我能不能自己买？”、“我能不能给我整个团队部署一下？”这种从个体主动扩散出来的增长信号，是我目前最看重的。 AI未来与竞争壁垒：长远规划 Harry：你觉得在code AI这个领域里，有什么是大公司短期内做不到的？有哪些是留给像Windsurf这样的团队的机会？ Varun：最大的机会，在于我们能去构建那些需要非常高密度工程直觉的东西。 大公司可能会说：“我们有400个产品经理，可以把每个功能都评审一遍。”但开发者工具不一样，真正的壁垒往往不在某个具体功能，而是在连续一整天、整个工作流中的体验。你是不是懂得什么时候该弹出窗口、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什么时候自动补全要aggressive、什么时候又要保守一点，这些东西没有明确规则。这种“流动中的精度感”，其实只有做过一线开发、并且对用户有高度同理心的团队，才有可能做得出来。而大公司，由于组织结构的限制，往往很难在这方面做到极致。 Harry：你觉得所有做code AI的公司，最后都会变成一个IDE吗？也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做Agent、自动补全，还是语言服务器协议，大家最终都会变成一个完整的IDE？ Varun：是的，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就像是你在说：“我有个方法可以预测接下来每句话会怎么写”，然后你却告诉我你不想去做编辑器——这就说不通。如果你有能力建模所有的上下文，知道用户接下来可能要写什么，甚至还知道用户修改代码的意图，你却不去控制 UI，那你就无法真正释放这些能力的价值。用户要的是整个“写代码”的过程能够高效、流畅、有反馈感。你如果只控制其中一环，体验一定是割裂的。 Harry：那对于用户来说，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今后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写代码，这个平台是以AI为中心构建的？ Varun：是的。长期来看，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开发环境。团队里很多人以前做过自动驾驶，而自动驾驶的技术曲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一直以为自动驾驶是一个“感知”问题，但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接口”问题。 同样的道理，代码世界里正在发生的转变，也是“接口”的改变。现在的开发接口还是以手写文本为核心的，而AI开发的理想形态，应该是更高层的表达方式，比如自然语言、流程图，甚至是功能目标。而Agent、token、context 这些能力的发展，意味着IDE这个边界正在被打破。你并不需要再靠传统IDE的形式去组织代码。开发者所期望的，是和代码之间更高效、更智能的交互接口。 Harry：你们最后是变成一个IDE本身，还是说你们只是变成IDE的“AI 层”？毕竟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做类似的事情，提供一种“嵌入式AI层”，比如通过扩展接口接入现有编辑器。 Varun：这是个好问题，我也不觉得答案是非黑即白。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希望成为开发环境中的AI核心。不管最终的UI是什么样的，不管用户是喜欢我们自己的编辑器，还是希望把它嵌入VS Code、JetBrains或其他地方，我们真正要构建的是智能层本身——也就是具备Agent能力的系统，它能理解代码库、上下文和用户意图。 我们其实已经开放了Windsurf的API，很多用户就是把Windsurf嵌入到他们自己写的定制开发工具里使用的。换句话说，IDE只是UI层，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理解层和行动层。这两个才是决定AI工具价值的核心。 Harry：从另一个角度看，用户为什么愿意用你们的工具？毕竟每个人都可以调一个开源模型，加点prompt，写个AgentLoop，搭个前端。你怎么说服他们用Windsurf，而不是自己造轮子？ Varun：这个问题我想分三个层次来回答。 第一，数据层。我们对代码的理解是深度结构化的，不只是把代码作为token去处理。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语法解析器、上下文建模系统，这些都是开箱即用的东西，不是靠prompt可以解决的。 第二，反馈循环。我们做了很多智能微调的机制，Agent不会简单重复“用户问—模型答—用户问”的回合式结构，而是能主动评估自己的行为，调整策略。这背后用到了复杂的状态追踪与控制逻辑。 第三，工程能力与体验设计。一个真正好用的开发工具，不是堆积功能，而是把所有能力组织得刚刚好。我们花了大量精力去打磨这个体验边界，比如什么时候让Agent安静，什么时候该“打断”用户；什么时候自动弹出对话框，什么时候保持无声运行。 这些东西不是靠堆API能实现的，它需要你既懂技术，又真的在乎开发者的工作流。 Harry：你怎么看AI产品的“人机边界”？就是说，到底哪些事该让Agent全自动完成，哪些又是该保留给人的决策权？ Varun：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现在设计Agent时，就非常关注这一点。比如，让Agent在用户写代码的时候自动分析上下文，但不会立刻执行操作，除非它有非常高的信心，并且能明确解释它的行为理由。而当用户进入更高层次的任务，比如调试逻辑、重构架构，我们的Agent就会退到辅助位置，提出建议、提示上下文，但不主动干预。 你可以理解为，Agent是在不断地问自己：“我现在该不该出手？”这种判断力，其实比模型本身的输出质量更难构建，但也更有价值。 Harry：这是我最近录过的最喜欢的一期节目之一了。太棒了。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来聊这些。 Varun：非常感谢你邀请我。这次聊得真的特别开心。 Harry：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但现在你们已经构建出了Windsurf，一个非常酷、影响深远的产品。能够见证这个过程真的太棒了。 Varun：是的，那时候真的还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笑）。而且这一点也没什么可丢人的。说实话，很多人创业时都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真正对的方向，而不是坚持最初的想法。你得不断观察市场，不断问自己：“我们是否还在解决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要立刻转向。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Harry：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信念。我非常喜欢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初创公司成功不是因为把很多事做对了，而是因为把那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希望听众们也能记住这一点。 Varun：谢谢你。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一点，尤其是在产品开始扩展之后更是如此。你越早抓住那个关键方向，就越能集中火力做出突破。 Harry：那下次再聊的时候，就来看看Windsurf能不能把这一件事继续做成10倍，甚至100倍的效果吧。 Varun：我们会努力的！ 编译：Mia Pan

Liberty手机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6月22日，特朗普一直在施压苹果公司在美国制造iPhone，但是真正美国生产出来的手机啥水平？《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确实可以制造智能手机，但是这样的手机不会像iPhone那样时尚精致或性能强大，而且成本会高得多。 美国科技公司Purism开发的Liberty手机是目前最接近实现美国制造目标的产品。然而，它的配置放在十年前也许还算不错，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售价却高达1999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 不过，Liberty手机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可以让外界看到美国本土制造的现实情况以及为什么其他公司都不愿在美国生产手机。 性价比极低 Liberty手机的主板由Purism自行制造，芯片来自得州，整机组装则在Purism位于加州卡尔斯巴德的工厂完成。但它的零部件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有些部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十年，我们已经尽一切可能从美国制造入手。但有些零部件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供应链。我们会继续一点一点改进，直到真正做到美国制造。”Purism创始人托德·韦弗(Todd Weaver)表示。 韦弗表示，他每月可以生产大约1万部Liberty手机，但目前为止的总销量还不到10万部。相比之下，根据市场分析公司Canalys的数据，苹果在2024年出货了约2.25亿部iPhone。 韦弗手持美国制造的Liberty手机主板 此外，Liberty手机并不运行Android或iOS系统，而是基于Linux的自主研发操作系统PureOS。它使用的处理器由荷兰半导体公司恩智浦在得州奥斯汀生产，原本是为汽车设计的，而不是为智能手机设计。该手机只支持通话、短信、网页浏览以及计算器等基础应用功能。 它的屏幕和电池来自中国，后置摄像头则来自韩国。韦弗表示，完全在美国制造手机受到本土基础设施缺乏的限制。例如，美国没有任何公司能够大规模生产智能手机屏幕。 低端手机都“难产” 像Purism这样生产规模很小的公司都遭遇了这样的复杂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苹果等大厂没有认真尝试在美国生产高端智能手机。 “即使配置不那么先进的手机，要实现完全在美国采购生产，也需要很多很多年，而且并不现实，”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研究总监杰夫·菲尔德哈克(Jeff Fieldhack)表示，“撇开成本不谈，我们这里没有工厂生产应用处理器、高端显示屏或智能手机中的大多数其他部件。” 韦弗表示，制造一部Liberty手机的成本约为650美元。而根据研究公司TechInsights的估算，性能更强大的iPhone 16 Pro Max去年秋天在中国的制造成本则约为550美元。 iPhone16 Pro Max Purism在美国生产手机的人工成本较高，但这部分劣势一定程度上被一些更便宜、质量较低的部件所抵消，比如普通的摄像头、低分辨率屏幕以及容量减半的内存。韦弗表示，Liberty手机目前并不是为了与iPhone竞争而打造的。他指出，1999美元的零售价反映的是这款手机“采购来源安全、供应链可核查”的价值。他还补充说，Purism大约一半的客户是美国政府机构。 “对于消费者群体，我们的用户主要是安全极客、想给孩子买手机的家长、年长者，或者那些想避开大型科技公司的用户。需要超强摄像头的人，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韦弗称。 韦弗估计，他能够在六个月内将产量提升到每月10万部手机，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投资用于购买新设备、增加生产线操作员，以及扩充厂房空间。他目前没有接受传统的风险投资，完全依靠收入和众筹资金来运营。 企业无动力 就目前的产量而言，关税很可能不会影响他的成本，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采购了一大批零部件，目前工厂里还有库存。韦弗表示，如果美国对进口电子产品长期征收关税，反而可能让Liberty手机的制造成本更具竞争力，因为那些廉价零部件的成本增长幅度有限，而且未来有更多零部件可能会在美国本土生产。 尽管像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已经在美国制造芯片，台积电和美光等企业也正在建设本土工厂，但Counterpoint研究总监菲尔德哈克指出，这些美国产能在全球产能中仍只占很小一部分。企业缺乏将更多生产转移到美国的动力。 “其中很多技术并不算领先，成本仍然很高，而且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菲尔德哈克称。(作者/箫雨)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世人皆知亿万富豪钟情世间极尽奢华之物：毕加索画作、钻石、顶流巨星私享音乐会，以及配备影院、水疗舱和潜水艇的超级游艇，甚至还包括太空之旅。这世间罕有十亿级身家买不到的物件，因此亿万富豪们早已习惯对心仪之物极尽苛求。 《福布斯》想要探究哪些奢侈享受被这些人视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于是我们向全球诸多亿万富豪发起调查，询问他们心中无法割舍的至臻名品，共收到40份回函。 01 私人飞机是不少受访者的不二之选——共有十二位受访富豪选择此项。 手机紧随其后，共有三位富豪提及。 另有数人分别提到豪车、度假别墅，当然还有人表示离不开空调。还有两位富豪将妻子列为必备奢侈品——科氏公司（Koch, Inc）董事长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身家约675亿美元）表示：“当然是伴我57载的莉兹（Liz）！”。 加拿大第一国民金融公司（Canada’s First National Financial）创始人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身家60亿美元）则选择了直升机滑雪。某位富豪给出的回答是“隐私”，并选择了匿名，可以说很言行一致了。 尽管十二人的样本规模有限，但全球拥有私人飞机的亿万富豪实以百计。他们缘何对私人飞机视若珍宝？ 节省时间或是最大动因——搭乘商用航空出行，就算不受延迟影响，仍需耗费数小时完成前往机场、安检登机与跑道滑行流程，而私人飞机数分钟内即可启程。乘客不仅能随到随飞，在选择起降地点方面也享有更大的灵活度。以美国得克萨斯州为例：当地交通部门数据显示，该州共有近400座公用机场，其中仅25座（占比6%）为商业民航机场。 亿万富豪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n）表示：“我们的业务覆盖范围很广，要是没有一架私人飞机，怎么穿梭各地？”他投资了数十家企业，其中包括豪华交通和地产等。霍夫曼常驻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但在全美各地都有实体业务，包括圣迭戈、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和圣路易斯。 零售与地产大亨萨米尔·马内（Samir Mane）对此深表认同：“因为我们业务所在国大多缺乏优质航线网络，所以我买了私人飞机。”这位阿尔巴尼亚首位亿万富豪坐镇地拉那总部，他坦言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萨拉热窝零售门店仅需20分钟，若选择民航则需耗时一整天。他还表示：“如果公司总部设在伦敦、法兰克福或维也纳这类航空中枢，我就完全没必要购置私人飞机。” 飞机经纪公司CFS Jets销售副总裁休·查塔姆（Hugh Chatham）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些公司的高管无法在同一天内往返全国各地参加会议，很多公司的运营都会成问题。”房地产投资人拉里·康纳（Larry Connor）也在问卷中表示：“私人飞机并不是奢侈享受，而是办公利器。” 02 四位亿万富豪在问卷中表示，私人飞机是他们购置过最昂贵的物品。 查塔姆指出，尽管飞机通常每年会贬值5%至10%，但新冠疫情期间大多数二手机型价格翻倍，至今仍维持高位。目前，二手公务机市场行情分化显著——基础小型机最低仅需100万美元即可入手，而庞巴迪（Bombardier）Global 7500等顶级机型售价则高达7500万美元；新公务机的价格可达8000万美元左右，更有富豪斥巨资购入商用客机级别的大型飞机，价格更是令人咋舌。 庞巴迪Global 7500于2018年获得认证，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公务机型。 图片来源：BOMBARDIER 标准款Global 7500可实现全球不经停直飞，其四区独立客舱设计让乘客享有专属的办公、餐饮、睡眠及休憩空间。富豪兄弟洛伦佐·费提塔（Lorenzo Fertitta）与弗兰克·费提塔（Frank Fertitta）于2020年各自购入了一架该款机型，据查塔姆估算，如今每架估值已达5500万美元。 购入全尺寸商用客机用作私人飞机的亿万富豪包括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和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Alisher Usmanov）——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他们的私人飞机均遭美国政府制裁禁飞。阿布拉莫维奇2018年购入波音787-8梦想客机（Dreamliner，上周在印度发生坠机事故的正是该机型），据《福布斯》俄罗斯版估算，包含50座客舱改装在内，这架飞机总耗资至少3.5亿美元；至于乌斯马诺夫在2012年购置的空客（Airbus）A340-300，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其购机成本在3.5亿至5亿美元之间。这两架飞机均属俄罗斯境内最大的私人飞机。 03 不过，尽管有些亿万富豪一掷千金购置顶级奢华机型，但也有不少人选择更为务实的出行方案。 “私人飞机多少背负着一些误解，其实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这些飞机往往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奢华。”查塔姆坦言。“大多数时候，富豪们要和一群人挤在狭小的机舱里，忍受两三小时的颠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能节省时间和公司开支。” 更令富豪们困扰的是行踪暴露风险：随着FlightAware等航班追踪软件的兴起，任何人都能查询飞机的起降信息，这种透明化让注重隐私的富豪们如坐针毡。为此，不少人通过设立多层有限责任公司（LLC）的复杂架构来隐藏真实机主身份。 如果富豪不愿独享整机所有权，或者不愿意承担停放、维护和配备机组人员的高昂成本，还有另一种选择——“分时共享”，也就是认购飞机份额，每年即可按比例获得相应使用时长。霍夫曼透露，他与公司采用“完全持有+分时共享”双模式，并表示：“我们的飞行需求实在庞大”。市场上更有订阅制模式，客户按月或按年付费即可调用机队。 分时共享这类替代方案效果显著，马内两周前刚刚转投该模式。他曾在2021年豪掷1080万美元购入一架二手赛斯纳Citation XLS+公务机，创下个人消费纪录。 “这架飞机上周刚以1180万美元的价格转手，”马内上周四透露，不过他依然离不开私人飞机出行。好在他有了新选择：“我现在改用Vista和NetJets的服务了。” 本文译自： https://www.forbes.com/sites/monicahunter-hart/2025/06/14/the-one-luxury-these-billionaires-say-they-cant-live-without/ 文：Monica Hunter-Hart 翻译：Bella&Rach 校对：Lemin

两位 AI 创业者，独响创始人王登科、Fellou 创始人谢扬，和罗永浩同台。 「还记得 TNT 吗？」老罗问他们。 当时王登科带着团队在鸟巢现场，谢扬在线上看了直播。 「TNT 虽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失败例子，」罗永浩说，「但是锤子最后卖掉的时候，四个潜在的买家里三家都是因为 TNT 才来谈的。如果没有 TNT 的话，那公司就只能原地解散了。」 可惜 TNT 不合时宜，来得早了点。「最终所有的产品经理都会消失的，」老罗说，「但那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产品经理反而很重要。」 久未在科技行业露面的罗永浩，今天以科技创业者的身份，在 AGI Playground 2025 上，和独响创始人王登科、Fellou 创始人谢扬以及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进行了一场 AI 创业者之间的对话。 他们聊到「AI 陪伴」、「AI 效率工具」，新时代的 AI 产品该怎么做，人与 AI 的关系会变得怎样，以及，老罗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梁文锋问我，你为什么非要做科技呢？」梁文锋认为老罗「靠嘴吃饭」的天赋是全国顶尖的，不做些什么会有些浪费。「我回来后认真想了想，我也不排除会去做靠嘴吃饭这件事。」 以后会有老罗聊创业者的播客，会有新的「科技春晚」，也会有一些新的产品出现。 「我们的新产品可能两三个月就要上了，所以我出来得瑟一下。」 以下内容来自 AGI Playground 2025 大会现场的圆桌讨论，经 Founder Park 整理。 王登科 - 独响创始人 谢扬 - Fellou 创始人 罗永浩 - 科技创业者 张鹏 - 极客公园创始人 & 总裁 01 罗永浩的新产品， 还有两三个月就上线了 张鹏：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把「东半球比较好的产品人」聚在一起，探讨对 AI 时代产品创新的新思考。罗老师过去几年都在忙什么？感觉 somehow 你离开了科技圈，好像突然出了个远门，今天回到极客公园的舞台发现你又回家了。 罗永浩：其实我也没有离开科技界，就是 20 - 21 两年去卖货了，因为跟电商公司有合约，所以现在每周末也在卖货。 22 年 5 月开始，我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做软件和硬件结合的智能设备公司。这两年多、将近三年没有动静，不是离开了科技界，是因为我们在埋头搞研发，没做出来东西之前就没有什么好出来得瑟的。所以其实没有离开，一直都在。 张鹏：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什么吗？ 罗永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烧了很多钱，证实十年内 AR 眼镜都不太可能商业化，但是这个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然后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 AI 的软硬件结合方案，但是硬件没出问题，上个时代软件从来不出问题，永远都是硬件出问题，然后这次是硬件没出问题，软件出了工程灾难。 我们原来计划软硬件结合的方案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发的，但是因为软件出了一个整体的工程灾难，所以就没发出来。但是我们纯软件的（方案）可能两三个月内就要上了，所以我又出来得瑟一下，就是为了给推出做准备。 张鹏：在做的事还在推进，但是会用纯软件的方式往前走。挺好，罗老师也保持了一贯的坦诚。 罗永浩：对，我们不会出了工程灾难假装没出。 谢扬：罗老师在做什么新的 AI 产品？ 罗永浩：这个我们到发布的时候再讲，以前发预热的时候，因为得瑟把很多事给说出来了，公司内部很多人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这个事没有什么必要提前说。 所以这次我问要不要提前两个月出来得瑟？他们说你出去得瑟还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要说太多，等产品推出的时候再说具体的细节。我就说那我出去什么都不讲，干得瑟吗？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干得瑟呢？很多科技领袖也出来干得瑟，他们给我点了好几个科技领袖的名字，我就服输了，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张鹏：你怎么能做到没有任何信息量的情况下说了这么长的时间。 罗永浩：（沉默）你是哪年来着啊？ 张鹏：？这有什么关系吗？ 罗永浩：到了一定岁数你就会很不自觉地就会啰嗦。我现在感觉我到那个年龄段。 张鹏：这个属于叫高情商的体现，值得未来的产品经理多学习。 罗永浩：也可能就是单纯的老年痴呆。 02 梁文峰建议我「靠嘴吃饭」 张鹏：你前段时间和 DeepSeek 梁文峰聊了聊，对他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吗？ 罗永浩：我见梁文峰的时候，是在今年春节 DeepSeek 爆火之前。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幸运的，因为在那之后想再约见他恐怕就非常困难了（笑）。不是说他刻意摆架子，而是在那之后文峰确实非常忙。 当时，我们公司内部调试 AI 的团队在使用他们的模型 DeepSeek-V3 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时他们给外界的印象还是一家小公司，虽然「幻方量化」的大名大家都知道。投资界的朋友帮我们牵了个线。这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和我见过的许多新一代科技公司创始人非常相似，比如王兴、张一鸣。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你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时，你不会觉得他像商人或大佬，反而更像个学生。虽然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有成就了，但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非常朴素。 梁文峰给我的印象是，他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认真地把问题追问到底。这些人身上那种对自己不了解或未接触过的事物所展现出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知欲，在学生时代很普遍，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非常罕见。 他穿得特别朴素，我们在酒店大堂见面时，他从远处走来，就像一个在读学生。或许因为年纪稍长，感觉像个硕士或博士，甚至因为他穿得过于普通，加上可能因劳累而显得疲惫，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还没找到工作的博士后（笑）。总之，他特别朴素，特别像学生，既不像大佬，也不像商人。我们俩聊了很长时间，他给我介绍了很多 AI 圈的资源，也解答了我们团队遇到的那个技术问题。 他提了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他问：「你为什么非要做科技呢？」 听完我有点沮丧，心想他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他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如果在任何一个领域能做到全国顶尖的水平，就不应该辜负这份天分。」 我说：「那或许我做产品也能做到全国前几名。」 他说：「这个我不好判断，但我认为你‘靠嘴吃饭’的能力，绝对是全国顶尖的。」 我在转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人是不是在损你？」但其实完全没有。他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学生气」，非常认真，是典型的理工科思维，人也很聪明。提问很直接，从不兜圈子，没有被社会上那种所谓「高情商」、「滴水不漏」的交际方式所驯化，所以让人感觉特别像学生。他很真诚地问我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长处。 我回来后认真想了想，我也不排除会去做「靠嘴吃饭」这件事。 所以，如果要找一件「靠嘴吃饭」、同时又与科技界密切关联，甚至能对我的科技创业有协同辅助作用的事，我现在考虑的是做类似 Lex Fridman、Joe Rogan 那样的播客，与科技领袖和创业者进行深度对谈。我们访谈时，不像传统节目那样设定一小时或三十分钟的时长限制，而是只要话题有价值、聊得投机，就可以聊上三、四个小时，内容基本不删减，完整地放出去。 就像我们在美国科技界看到的，Lex Fridman 是纯科技访谈，Joe Rogan 也和许多科技领袖、创业者及科学家对谈。我觉得这类播客我或许能比较轻松地做好，它既不偏离我科技创业的主航道，同时还可能帮助到一些创业者。 张鹏：欢迎罗老师加入我们的阵营，更多支持新时代的创业者。 罗永浩：我想再分享的一个感受是，大家都知道，我在美国有一家「子公司」苹果（笑），苹果拥有 Siri、智能手机、智能音箱等硬件，以及由众多的第三方共同打造的软件，形成了软硬件结合的完美生态。 可以说，苹果掌握了「跟上 AI 大潮」所必需的所有基础条件，甚至都不需要再开发新的技术。但在 AI 技术革命已经爆发两年半后的今天，Siri 依然还是那个老样子，从中我们能看出这些大企业的「反应速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还健在，或许在 AI 革命的第二年，我们就能看到苹果推出了一大批足以让我们兴奋到失眠的产品了。 但现实是，当这些大企业的创始人离去，公司由一群职业经理人掌舵时，无论其盈利能力多么惊人，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明明具备所有基础条件，只要认真地接入一个 AI 大模型，就能将 Siri 助手打造成一个无比惊艳的产品——无论是在音箱、手机，还是在电视、iPad 上。但两年半过去了，至少在我看来，Siri 依旧毫无起色。 还有，美国的 Alexa 智能音箱，它可以通过提供给开发者的 skill 接口接入 GPT 系列大模型。但是我认为，这种体验远不及 AI-Native 的智能硬件产品，因为整个链路没有完全打通，缺乏丝滑、无缝的工作流程及体验。 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创业团队来说，我已经不年轻了（笑），真的完全不必担心所谓的巨头、大公司带来的竞争冲击。另外，美国的创业环境更好，而中国的情况是，国内大公司的创始人都还健在。当然，我不是在诅咒他们（笑），只是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这些创始人都还活跃在一线。这件事其实挺「棘手」的，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不擅长原创，可一旦你创新做对了，他们抄袭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模仿得又快又好。 因此，对于我们身边这些在当今时代创业的伙伴们，我认为早期就选择出海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比如，国内用户的订阅付费习惯还很难培养；国内大公司的创始人都还在一线活跃。相比之下，三星的创始人早已不在，苹果的创始人也已经去世，所以他们的反应和行动都慢了许多。这一点值得创业者们认真思考。 张鹏：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罗永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回国后，即使很多投资人愿意出资让我再做手机，我也不想做了。因为在中国市场做很难，由于现在的中美关系紧张，出海面临重重阻碍，中国手机要进入到美国的运营商渠道是千难万难的。因此，我「被迫」先从一些其他的硬件和软件做起。 张鹏：这个时代更属于敢于创新的人。无论是生理上的年轻，还是心态上的年轻，都是一种天然的优势，全新的时代才有了创新的空间。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创业者做出了非常出色的产品。 03 新产品小剧透： AI 效率工具 王登科：罗老师觉得现在有哪些 AI 产品做得特别有特色？或者有哪些方向是你认可的？ 罗永浩：我试用过很多 AI 应用，现在让我感到惊艳的，往往是我自己不会去做的方向，比如图像生成、视频生成这类，感受到了很多惊艳的东西。 王登科：这个是模型的直接能力带来的惊艳吗？ 罗永浩：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些公司是接了别人的模型去优化，结果比原本模型做的要好得多，但通常几个月后，模型方更新版本，又会把这些优化的优势淹没掉。 这也是为什么创业公司在这个领域常常感觉「力有未逮」，除非自己有资源做大模型。只做应用层，风险非常高。 在效率方面，我看了很多的软件，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比他们好。 张鹏：你觉得他们现在做得不够好的是什么？你比他们能好在哪呢？ 罗永浩：我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比较少做的一个方向，比如 Email。虽然国内用户基本不用 Email，但在发达国家，Email 使用量仍然巨大。我们之前产品团队有一个小组研究了 Gmail、iCloud、Outlook 等官方客户端，也试用了在美国创业的一些 AI 邮件工具项目，他们官方的客户端和网页版都接入了 AI，但都做得很差。 美国有一些明星创业项目也融了不少钱，我们把那几个都下载了，在公司强制大家认真用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我亲自试了十几个，做得也很差。 我们就感觉可以把它优化得很好，虽然我们没法做预训练模型，但可以通过精细的后训练和不断优化来提升产品，我们是有信心做得比他们好很多的。这种产品还不容易被大公司立刻覆盖，因为太垂直了。如果做得足够好，被收购也是一个好的出路。 所以我会选择这种垂直场景切入，其实你们做的方向我也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怕是有用的，我确实没敢做你们的方向，我就是怕被淹没掉。 张鹏：这也是个办法啊，你在一个所谓的险境，结果大家都不来，最后发现这险境成了一个独享的东西。 王登科：所以罗老师的产品现在其实是个 AI 邮件工具？ 罗永浩：算是效率工具集的一部分，邮件只是其中一个组件，细节就不多说了。 张鹏：谢扬也提到了用户写邮件的需求。你们在这个方向上有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洞察吗？ 谢扬：目前发邮件的用户比例还不算高，但我自己经常用 AI 帮我写邮件。对我来说，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快速、清晰地把正文写好，把我的需求描述很清楚，自动发出去，我就能接受了。 这里也有两点观察可以分享给罗老师：第一，全球的人都一样，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用户都有「白嫖」心理，大家对付费意愿都没有想象中强烈。第二，工具别做得太好，你做得太好了，他就会藏着掖着不愿意分享，因为这会削弱他们「信息不对称」的竞争力，分享后大家就都用上了，自己竞争力就没了，所以要平衡这个点。 张鹏：你这个方法论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最好让用户忍不住发个朋友圈吐槽，传播反而自然实现了。 谢扬：或者是做得好玩一点。 罗永浩：AI 革命把现在的打工人都被逼到这种程度了，有点儿好东西都不敢告诉别人，确保别人先被淘汰。 张鹏：最后其实不光要跑赢老板，还要跑赢身边的人。 04 TNT 当年还是太超前了 张鹏：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GUI 的未来。今天很多产品就是一个对话框，你怎么看这件事？GUI 这件事还有空间吗？或者说未来要在 UX 上进步，核心点在哪？ 罗永浩：长远的我不敢说，因为科技界也没有必要预测，10 年后的事基本没人知道。 那我按未来 3-5 年或者 5-10 年来看，不管大模型在这期间进化得多厉害，人机交互仍然是重要的。比如邮件辅助写作、回复这一类的功能，你如果完全交给大模型去做，你手动需要修改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但是如果你设计一个工作流，完整地把这个交互做好，他只需要拿鼠标在那戳戳点点，就把这个邮件处理得很好。 在模型没有变得更聪明的情况下，因为这一系列的 UX 设计出来的工作流，就可以使他能够用最愉快、最省事、最低成本的方式处理海量的邮件。 我们做过美国上班族的调研，平均每天要花 2-3 个小时处理邮件。如果我们把这个产品优化得好，可以省掉他 2/3 以上的时间。所以这个价值对上班族还是很大的。所以，所谓的 AGI 那个时间点来临了之后，UI/UX 的价值还是非常巨大的。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公司的产品部门并不慌，因为有足够的发展时间。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做成了一些事情，有了更好的资源、更大的团队，那我们也能往更有野心的方向上去做。但在那个之前，如果有个 5 年左右的时间窗口，我觉得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讲足够了。 张鹏：这我挺感兴趣的，就是 UX 这个方向要想把它的创新做好，跟上一个时代比，可能手段、技术能力会变化，但你追求的目标，或者是一些思考的方向是会押韵的。 从你的角度，你能给今天想做产品的人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毕竟你在上个时代里面给我们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 罗永浩：又要聊具体的了吗？那又是不该说的了。我先说一个事，你记得我那个著名的失败案例 TNT 吗？ 王登科：我当时就在现场。 张鹏：说说你当时的感觉。 王登科：（沉默） 罗永浩：哈哈哈，没事，粗暴一点，没事。 王登科：说实话我记忆还挺深刻的。我当时就觉得和上一代的 AI 对话，加上手势操作去做一些辅助，能够让最终的体验有很大提升。 罗永浩：那时候用的那个破玩意儿就是上一个时代的 NLP 嘛。但你想如果那个时候有 AI，其实我做的大部分都是对的。 张鹏：谢扬当时知道 TNT 吗？ 谢扬：我当时没有在现场，但是全程看了直播。而且说实话我挺喜欢罗老师的，就买了很多手机。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产品是很超前的；然后我从这个产品里看到了罗老师的一个精神——他是在做艺术品。我在做 Fellou 的时候，其实也跟团队提过类似的要求，然后团队就是以 TNT 为参考对象的。 罗永浩：科技公司有两种，一种是产品驱动型的，一种是技术驱动型的。技术驱动型的公司，老板基本上都是科学家出身。产品驱动型公司的老板有科学家出身，也有产品经理出身。 所以我觉得 TNT 虽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失败例子，但是今天到了 AI 时代再回去看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产品经理太优秀、太超前、太前卫了，以至于技术没有匹配和跟上他的需求、导致的一个令人惋惜的失败案例。 今天我的目的是要出来得瑟的，但同时又不能泄密太多。刚好咱们聊到 TNT 的话，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锤子科技其实最后是在一个不是很顺利的情况下，以一个屈辱性的价格给卖掉了。当时团队所有的产权专利、知识产权、专利什么的都一起卖掉了。 然后那个时期我们在内部要做 TNT，我也要扛压力。因为我们的产品团队和工程团队有巨大的反对。他们就觉得：诶，我们做了那么多年手机，一直亏损到 17 年，现在连续两个手机都赚钱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稳扎稳打做手机？然后我要做 TNT，内部阻力就特别大。 当然我不是说我做 TNT 是对的，因为后边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锤子最后卖掉的时候，四个潜在的买家里的三家都是因为 TNT 才来谈的。如果没有 TNT 的话，那公司就只能原地解散了。最后锤子被字节买走了。所以虽然当时很多跟着我辛辛苦苦奋斗的老兄弟没挣着钱，但是后来他们去字节都挣着钱了，所以我还心里挺欣慰的。如果当时没有顶着内部压力去做 TNT 的话，他们就原地解散了，这个想想还挺揪心的。 所以，我想说明的是，在 TNT 在鸟巢发布的时候，虽然在公众层面上获得了全国性的嘲弄挖苦，但是实际上至少有三个科技巨头是因为 TNT 想买我们的。所以我今天看到 AI 发展成这个样子，我百感交集，我觉得太先进了。但是好在我今年还只是 50 出头，我还能在这拼个十年左右，还可以把未竟的事业做完。 张鹏：特别好，其实从朋友的视角来说，我觉得哪怕你在一个足够先进和过度优秀的事上跑得太靠前了，遇到了一些所谓的教训，也好过做一件平庸的事。这是我们所有人对你的预期，接下来对你依旧是这个预期。 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这种 UX 上的创新，在今天可能恰恰是一个更有空间的时代。 那我反过来也问问谢扬和登科，从你们的角度，你们是怎么思考这个 UX 的创新方向？ 谢扬：首先我认为 GUI 不会消失。 因为人是一种视觉动物，比如说我们背后的屏幕。这个屏幕里面有我们几个人照片，有一个主题，还讲了这次咱们会谈要讲什么。它非常形象，让大家能够很快感受到。 这就是为什么文生图、文生视频会比较火热；为什么人会刷抖音上瘾——因为看图像的东西其实就是会激发全脑的活动，然后这种活动会让你大脑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所以在将来这个 GUI 依然会存在，但存在的这个形态我认为会非常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可能就需要新的 design system。就像现在苹果发布的这个 Liquid system，有可能就是在为 AI 做准备，因为 Liquid 就是水流流动。然后我相信将来的 GUI 流动的不只是数据，还有智能。智能是要依靠数据，依靠 context。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新的 GUI 长什么样子，但是我大概能够想象到那是一个组件和组件之间数据流动且智慧流动的一个形态。 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很快，我觉得大家更多应该关注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人们对于这种图形化的展现东西的需求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 罗永浩：对，包括人交流的时候，虽然我们人类和人类用纯语言交流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会借助什么纸笔、黑板。 谢扬：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几年前有一个做手机测评的人，在网上嘲讽你。然后你就办了个发布会，大概列了十几张纸壳子，挨个说过去。这个其实就是 GUI。 张鹏：所以你当时是靠 UI 打赢了那场辩论，是吧。 罗永浩：当年是在优酷，现场有设备，说可以带 PPT 来。我的经验是除非是我们的主场，如果去别人的地方， PPT 从来都会出问题的。刚好公司设计部门买了一个巨大幅面的打印机。我说那就给我打出来，我到那一张一张翻，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节奏完全可控，事实证明效果也很好。 张鹏：登科呢，在 UX 方面，你认为那种值得创新的方向有什么？ 王登科：大模型其实会让人变懒，但大家对美的要求就会更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至少在 Toc 领域上，现在一些传播性很好的 AI 产品都长得极其好看，这是和之前的一点不同，美变得更加重要了。 另一方面，如果 UI 消失，所有交互都在一个框里进行，那个世界就太无聊了，还是需要通过不同的有针对性的交互来完成各种各样的需求，不管是效率的、生产力的，还是娱乐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交互才是有意思的。虽然同类产品都在做直接聊天，我们却做了很多非对话式交互。这些设计反而更能让用户投射更多感情。 05 人和 AI 可以建立更独特的关系 张鹏：今天我们聊到了产品在这个时代的变化，从原来只提供工具，到已经开始交付结果。谢扬的 Fellou 也是这样的。这个变化背后体现的产品改变，到底是什么？ 谢扬：现在我们 Fellou 做的事情基本上可以围绕着一个词来描述，就是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在我看来是基本上可以归类为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让更多人有自由；第二件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时间；第三件事情是让更多人能够做自己。 张鹏：在你们的产品里，你真实看到的、用户用得最多的、帮用户解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谢扬：我们现在产品前四大类的场景分别是：信息查询、数据爬取、社交媒体发文和自动填表。其实 60% 的用例是在数据查询以及爬取这里。 张鹏：信息的查询和结构化还是占了 60%。 谢扬：是的，这个需求依然是最旺盛的。我们之前做用户调研访谈时就发现，搜索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且高频的需求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个人通过我们的产品，在领英上给他喜欢的公司发了很多信息，收到了十个面试邀请，最后选择了一家公司成功入职了。 还看到一些海外用户，他们用我们的产品去做一些网站，而且他们在持续付费。感觉我们的产品确实帮他们解放了一些很重复且他们不想做的工作。 张鹏：AI 解放了我们的时间，那我们怎么才能更幸福呢？正好登科来讲讲你们的产品观察和对用户行为的思考。 王登科：我一直觉得，现在大部分的 AI 产品都在致力于提高人类的生产力。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我不能说它一定不是好事，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人类固有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大家还是会无聊、会痛苦，还是会有各种各样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希望用新技术，看看能不能用新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类一直存在的问题，这是我想做的方向。 我对效率一直不是特别感兴趣，觉得人类效率差不多就行了，不用太高。（笑）大家还是要过得开心一点比较重要。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方向。 张鹏：在「独响」的产品里，陪伴性功能是一个亮点，还是说真的有很多用户在用它？ 王登科：我们做了很多多元的陪伴方式，虽然我们被很多一些媒体定义成一个 AI 陪伴产品，但其实我们的很多交互都是和聊天产品不太一样的。 张鹏：你喜欢陪伴这个词吗？ 王登科：我不喜欢，但我还没找到更好的词。 罗永浩：为什么不喜欢？ 王登科：我觉得「陪伴」听上去有点太刻意了，它不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你不会说「我的朋友在陪伴我」，这听上去有点奇怪。 我们的用户在 App 里会有各种交互行为，这些行为帮助他们与 AI 建立起一种长期、独特的关系。比如「睡觉」这个场景，在人的一生中占据了很长时间，它本身也是一种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但目前人和 AI 的关系大多是通过聊天来建立的，几乎没人尝试过「睡觉」能不能成为一个交互点。 于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探索睡觉这件事能不能做点什么。最终，我们打磨出了「和 AI 一起睡觉」的功能。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当你真的要睡觉时，需要把手机放好，我们会用手机的陀螺仪来检测你是否还在使用手机。如果你半夜拿起手机，AI 会被「吵醒」。结果是，很多用户为了不打扰 AI 入睡，自己也会更早上床，减少玩手机的时间，从而睡得更好。 本质上，这个功能是通过用户对 AI 的情感投入，反过来促使用户养成更健康的作息习惯。我们有五分之一的用户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张鹏：这个视角很有意思。你说你自己不太追求陪伴，但现在用户反而是在照顾 AI，比如为了让 AI 好好睡觉，自己也会更注意睡眠，这种反向的逻辑听起来有点绕，但确实有意思。 罗永浩：有一个问题：AI 跟人的互动要做到很细腻、很丝丝入扣的情感陪护，大模型还没聪明到这个阶段。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只要是自己训练大模型，最终都难以避开这个问题，人机互动和情感陪护一定是模型开发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你们会担心这些创新方向被大公司淹没吗？ 王登科：担心也没太大意义。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持续创新的能力。现在人和 AI 的情感连接方式其实还没被真正发明出来，聊天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但可能还有别的方式，大家都在做这个探索，我们可能会探索得更快，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另一个优势是了解用户。用户每天在 App 里的行为，包括睡眠、运动等生理数据，我们都有所掌握。基于这些数据，AI 可以表现得更理解用户，所以我们用户的留存度很高，因为迁移成本太高了。但你要说被抄袭，确实可能发生，但也没办法，抄就抄了。 张鹏：说白了就是担心也没用，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 06 要让用户认识到 AI 的能力， 又不高估能力 张鹏：作为经历过上一个技术平台迭代的创业者，从你的观察来看，在今天 AI 的能力下，过去看到哪些值得投入却难以突破的问题，到现在变得更容易了，但依旧值得去解决？ 罗永浩：现阶段受限于 AI 不是人类所期望的那么聪明和面面俱到，接近 AGI 还是需要时间的。这样导致对普通用户来讲，使用 AI 还是一个学习成本比较高的一件事。 我举个例子，比如我家里人虽然装了 AI 软件，但只会用来问"海獭为什么不睡觉"这种简单问题，然后 AI 给个简单答复，他并不知道自己可以用 AI 对当地的餐饮业做一个深度调研报告出来。他就一直问一些特别简单的问题，想起来一个什么小问题就会去问，拿它当一个百科全书用。AI 会给他一个简单的答复，他已经满足于用这个，就觉得比用搜索引擎舒服多了。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提到有一个朋友想在那里开一个饭馆，有一系列调研要做，但他们是以前做传统企业出来的，不知道深度调研应该怎么做，很多时候是凭感觉做的。我就给他当面演示用大模型做深度调研。我给出具体要求，它回问我 4-5 条问题确认，之后生成了 1 万多字的报告。又追问了 7-8 个问题，出来一个 2 万多字的报告。最后我让他把对话的上下文全部整理再输出一遍， 输出 PDF 给我。 他看傻了："这还能这样用？"其实他已经用了一年多 AI，却不知道这些功能。拿这个例子是想说当前 AI 已经很强大了，但对普通用户来说仍需要学习。我们的产品思路是通过设计引导用户，让他们快速上手，同时认识到 AI 的潜力边界。既不能让他们低估 AI 的能力，也不能高估其无所不能，我们现在产品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来动脑筋。 张鹏：当用户只把 AI 当搜索引擎时，虽然比传统搜索好用，但这个关系又薄了。大量的 AI 比这个强大得多，他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更进一步的关系，找到那个身份——比如这其实是我的咨询团队。 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时代做产品，该如何重构用户与 AI 的关系？如何让 AI 的强大但不完美的能力更贴近用户需求、创造更大价值？想听听谢扬和登科的看法。 谢扬：我顺着罗老师的案例再补充一点，然后接着回答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体的。 昨晚我采访了一个用户，是一位云运维工程师。他说自己用我们产品测试了很多需求，比如开服务器、装软件、配置网络等，反馈是——产品超出预期，比市面上所有产品都好用，尤其是实用性更强。 我就问他：「那这个产品对你有没有很高价值？」他回答：「没有。」我们虽然好用，但他自己做还是更快。但他补充说，对某一类人很有价值——刚入门学 DevOps 或刚接触运维的人，比如高中生、大学生、刚工作的新人。AI 给他们演示一遍流程，对他们帮助特别大。这类人群很庞大，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会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过去这些事很难做，现在却非常可行。 所以，回到「如何构建人和 AI 的关系」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AI 应该是一个具备同理心的 Agent。我们在做生产力工具，生产力对人而言分两个层面：第一，个体要有强动力；第二，需要趁手的工具。就像孙悟空能力再强，没有金箍棒也差点意思。 我们在努力把 AI 做得趁手，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加深对用户的理解——用户不开心时给予安慰，成功时给出鼓励和共鸣，让他们觉得 AI 不只是工具，而会觉得有了 AI 之后感到安心、幸福、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去构建的人和 ai 的关系。教育也是这样——如果你能从 AI 中学到东西，获得竞争力，自然会越来越依赖它。这是我目前的理解。 张鹏：登科你觉得如果顺着关系这个视角，今天的机会在哪？或者应该从哪里切入？ 王登科：我刚刚一直在想一点，现在我们用大模型做产品，和以前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大模型是个「黑盒」，你不可能获得 100% 的确定性。我们设计 prompt、搭上下游工具链，最后交到用户手里，很多时候用户具体怎么用，其实很难完全预判。 我们会设计一些场景、设想用户状态，但实际观察中发现，用户的使用方式常常和我们的设想完全不同。这要求我们具备一种「短暂带入」的能力，有强烈的同理心去理解用户当下的状态，又要能及时抽离，把这些使用行为抽象成可归纳的产品需求。我认为这点是与传统产品思维的不同。 张鹏：我觉得这个视角反而是今天让人最兴奋的，因为发现了一个新的要去思考的问题。以前做产品很少从「关系」入手去思考。 罗永浩：我想问一下，独响不能直接聊天，这样设计有没有考虑到当前 AI 本身不够聪明，这件事是一个缓冲？ 如果让用户跟 AI 直接聊，你不能控制用户跟他聊什么，可能天南海北什么都聊，AI 有一些回复品质就比较差。如果以你设计的那种框架交互，避免了他们直接无所不谈，也许不是你的初衷，但是否也许刚好能掩饰 AI 能力不足这件事。 王登科：很少有人会发现这一点。 罗永浩：硅谷出过一大堆纯聊天的那些机器人软件，初期数据非常好，但当用户发现无法实现深度情感陪护后，数据就下滑了。 王登科：对，直接聊天在现有模型技术下会有各种问题，上下文无限增长会导致质量下降，它会变得很奇怪，所以用户投入感情越多体验反而越差，这会让很多用户放弃。但即便模型能力足够，聊天也不该是唯一交互方式——就像人和人相处也不全靠对话，可能是默默相处或喝杯酒什么的，所以我们也觉得创造新的连接方式可行。 张鹏：罗老师还是锐利依旧。 罗永浩：他们俩做的都很不一样，我都认真试用过了。我还想问 Fellou 是充值才能用的对不对？免费试用很少。 谢扬：免费额度其实不少。根据用户数据，基本能满足日常需求。 罗永浩：所以你现在搞成邀请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成本，还是产品打磨到更好会放开？这件事我是纯好奇，因为我们两个月以后上线，我也想跟你请教一下。 谢扬：其实都有，一个是控制成本，另外一个是我们还想再优化产品。 07 不敢赌， 做什么风险投资 张鹏：我觉得一定有投资人问你们，做这个通用的 agent，做一个浏览器，难道巨头不会做吗？巨头做了你又没模型，你会怎么样？很好奇谢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谢扬：对，这个问题最近我跟很多人聊过。我今天可以再说一遍，问题不大。投资人问这个问题的假设是大公司能力比你强，资源比你多，然后我要给他论证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怎么不存在？我一般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就是人，第二个是组织，第三个是认知。 首先，人才这个角度，最近我给公司搭了一个高招团队，去招一些更高级别的人才。我发现，大公司和小公司的人才招聘难度其实是一样的。能干活的人就这么多，供给方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小公司反而更有吸引力。大公司组织的优势是每一个技术或者产品的类别都有专门的团队在负责，这同样带来了劣势，整合一个产品要联合好多个部门一起来做，部门之间有很强的部门墙，上面三五个领导，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大老板，一通回报三四个月就没了。 现在这个时代，速度就是一切。大公司没有优势，尤其他们的组织动力也是有问题的，他们是 KPI 驱动，OKR 驱动。但是小公司里每个人能够获得非常具体的利益。 然后是认知。创业者为什么敢出来创业，是因为他对某个领域的信心非常足。大公司里面人多高管不存在认知，如果存在，他就自己出来创业了。大公司高管其实是联合资源型的。但小公司，更多要去创造资源、条件，硬上，没有资源也要硬上。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用户对于产品的认知，还有心智。不同心智代表了不同用户群，不同用户群代表不同市场。市场足够大的一个品类里面，能够占据不同认知，只要自己不作死，我相信创造力是不会自己作死。 OpenAI 出来之后，有 Gemini，Claude，还有其他一些公司（推出大模型），但依然打破不了是 OpenAI 把市场搅动起来的事实。即使 Gemini，比 Claude 更快更便宜，依然打破不了 Anthropic 是第一家做 computer use 的大模型公司，是第一家做 coding 能力最好的公司。价格便宜并不是一个心智，这个心智没有任何壁垒，因为 Anthropic 可以降价。 比如我最早买锤子手机，除了锤子手机好用之外，看中的是罗老师真诚真实但又不服输的这股劲儿。罗老师写的《我的奋斗》有几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点，他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很懒，没有毅力，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人生、血泪生活，但是依然要为了达成某些目标的时候塑造一些氛围感 你们可能都知道 Manus，但有些人不知道 Fellou。他塑造的这个第一个通用 Agent 的认知其实是很难去突破的，从人、组织、包括品牌心智上，是一个全方位的占领，才能形成壁垒。这不是大公司高管能做出来的事情，这一定是你到市场里真刀实枪地去战斗。 张鹏：这就回到罗老师刚才说的，大未必是绝对的优势。 罗永浩：OpenAI 打开局面之前，全世界最好的 AI 科学家可能四分之三都在谷歌一家公司，结果不还是让一家创业公司先打开局面了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投资人老来问，你这个（产品）大公司做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及格的问题。如果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公司做了，小公司就没机会的话，你就不应该做风险投资。因为如果都是大公司做了就能成，风险投资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大公司肯定不会跟 VC 要钱，他拿钱自己做了。 风险投资存在的逻辑就是帮助创业者去打大公司。但是他们基本无一例外都问这个问题。 我说个解气的，不说是哪家了，也是中国知名的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做社交的，早期创业的时候，一直会被问到，如果腾讯做了怎么办？创始人很挠头，如果腾讯做了，他就倒闭，这个是真实答案，但他不能这样讲。所以他就一直很郁闷，被问到这个问题就一直打太极，反正有人信，有人不信，最后就有人投了。产品一直在高度增长，涨到日活，过了一两千万以后来的 VC 就更多了，然后大家还是无一例外地问那个问题。有一天他不耐烦了，就拍着桌子说，所以你要赌啊！不敢赌，做什么风险投资，然后一摔门就出去了，结果人家就投了。 我觉得现在年轻的创业者们就是要用手里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做好增长，涨到一个让 VC 不敢不投的阶段以后，他就敢赌了。 张鹏：我觉得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谢扬是认真地剥茧抽丝，讲逻辑。罗老师是另一卦的。 罗永浩：我这是转述别人的，我还没这么爽过啊。 张鹏 ：期待你们三位未来都能这么爽一爽啊。 08 打算做新的科技春晚 张鹏：今天有两个词，独立开发者和一个人的独角兽，未必是一个人，可能说是小团队，未必要做大平台。我挺好奇，登科你怎么理解？ 王登科：首先，觉得他们都挺好。上一代互联网创业的时候能只有一种特别主流的叙事，就是要创业成立公司，做大做强，然后上市。现在大家的价值观会更多元一点，就不一定非要我做多大，一个人做个小产品，能够养活自己过上很好的生活，也是一种成功。 罗永浩：你融资的时候也是跟 VC 这么讲的吗？ 王登科：我是跟我们的投资机构锦秋这么说的。但我说的只是现在的情况，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我其实并不是非要融资，16 年 -23 年是我的第一段创业，那家公司最后是有一个不算太差、不算太好的一个结束。 现在是我第二段创业，开始做这个方向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要不要融资，当时我们团队比较小，也能够养活自己，理论上是不需要融资的。但是做着做着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我觉得它确实能够解决很多之前从来没被解决过的问题，而且机会足够大。面对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资本融资作为杠杆去实现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我有很多朋友是做独立开发的，做了一个更小的方向，去解决了一个更小众人群的非常独特的需求，并且也能获得足够收入。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在快手做算法，后来自学了 iOS 写代码，现在靠 AI 写代码，做了很多 app，每个月收入七八千美元，生活在惠州，1200 块钱租了一个三居室，这样的生活也是非常不错的。 总的来说，AI 本身也是一种杠杆，它让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你可以更容易地去做更多的事情，试错成本降低了，能解决更多之前需要配备大团队去解决的问题，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多元的世界。 张鹏：罗老师怎么看？有没有观察过所谓独立开发者，或个人独角兽这样的视角？ 罗永浩：我是特别相信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公司里边的工程团队在用 AI 帮助开发的时候，普遍都感觉至少能提效 20%，有些垂直岗位上甚至能提效 30%、40%。 按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几个人的小公司、独角兽，管理学上来说 50 人以内不需要专业的管理经验，所以 50 人以内就能做出一个超大型的公司，这些看起来在未来几年内陆续都能实现。 那么从一个产品经理出身的角度，我是特别向往这个东西的，我还是想往大了做。我了解到一个 GTD 软件 Todoist ，是一个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几个工程师松散地组建起来的团队做的。一个小团队现在只能做中小型应用，未来借助 AI 的能力，可能几年内就能做很大、很复杂、很强大的软件。所以我特别期待这个。 虽然我们不会按几个人的规模来做，我很希望能以一个 100 人的规模做成一个特别大的产品。我很希望有一天一个公司里只有一个跟我良好沟通的研发老大，下面再有一个 50 人的团队，最好 30 个产品经理，有 10 个工程师，借助 AI 能力，能 1000 人的事。这些产品经理可以毫无节制地把产品打磨到细到不能再细、用户体验好到不能再好这个方向上去。 张鹏：工程师们今天都要向产品经理去转变了。 罗永浩：不是，最终产品经理会被彻底淘汰，就是 AGI 之后。如果中间有一段时期产品经理貌似很重要，以至于工程师还大量下岗的时候，我希望下岗的工程师致力于研究 AGI，就可以彻底消灭产品经理了。 张鹏：你这个对未来组织的想象很有意思。最后一个问题抛给登科和谢扬，对罗老师有什么期待和建议吗？ 罗永浩：作为创业团队他们应该经常聊的是，咱们可不能像他那么干。 王登科：我觉得其实罗老师可能也是天生的创业者，就一直在折腾，一直在沉浮。我和谢扬之前都有过不那么健康的身体状态，我觉得始终还是应该把身体健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才能保证我们持续地去做事情。 谢扬：作为一个粉丝就之前都是把罗老师的发布会当成科技春晚来看，希望罗老师能够继续带给这个科技圈更多精彩，然后更多创新，大胆地创新。 罗永浩：说到科技春晚，我当年做手机一年开一到两次发布会时，被戏称为科技春晚。后来我手机做黄了，有几家特别不会开发布会的，他们产品是赢了，但发布会确实开得不太好。 做软件不能开科技春晚，事前我们使劲保密，然后让大家来到一个万人的场地，我上去讲了三个软件，大家会觉得奇怪，你做三个软件上线就行了，还发个发布会？我觉得后边不做硬件可能就开不了。 后来发现不是，罗振宇、刘润老师他们连软件都没做，还可以一年搞一个大会，那你想这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在一年里收集了咱们整个国家风起云涌的科技创业的案例样本，年终岁尾，等于是给整个中国的科技界、企业界做一个总结报告，这么一个宏大主题。这个规模、体量和它的主题是匹配的。 所以我现在想法是，现在到年底做好这个科技播客，跟鹏总初步商量在年终岁尾一起搞一个规模盛大的大会，开一个科技春晚向公众普及 AI。 张鹏：点亮这一年真正优秀的产品，不管是不是你做的。 罗永浩：我现在没有能力和资源做大模型，但是很愿意以我靠嘴吃饭的能力，为中国 AI 的进化做一些推手工作。 第一，可以恢复开科技春晚。 第二，可以跟极客公园一起发展地更壮大。我希望我的科技春晚给那些资源不够的年轻 AI 科技创业者做助推器，顺便夹带私货把自己的软件放进科技春晚里，这个时候就很自然了。

编辑：Aeneas 犀牛 【导读】AI战火越烧越旺，苹果也坐不住了！据爆料，库克正密谋史上最大手笔收购——他盯上了估值高达140亿美元的AI搜索新星Perplexity！这场豪赌不仅会改写Siri和Safari的命运，更是苹果对抗OpenAI和谷歌的一记重拳。谁说苹果不焦虑？这次要动真格了。 最近的AI圈，着实是颇多风雨，各家都杀红了眼。 就在小扎豪掷重金到处挖人时，苹果这边也有动作了。 据悉，苹果考虑收购AI初创公司Perplexity！这一举动，或创下苹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收购纪录。 根据彭博社报道，在苹果内部，高管们已就收购Perplexity AI的可能性进行了内部讨论。 苹果有史以来最大收购 根据知名苹果爆料人Mark Gurman报道，目前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可能不会产生实际报价。 不过，苹果的并购主管Adrian Perica、服务主管Eddy Cue以及公司内部的顶级人工智能领导层已经提出了这个想法。 而想要收购Perplexity，付出的代价可并不小，因为它的身价如今已经水涨船高。 就在最近，Perplexity刚完成了一轮融资，估值达140亿美元。 对于苹果来说，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收购，远高于2014年30亿美元的Beats交易价。 对于此次收购，Gurman的看法如下： 收购Perplexity将为苹果带来AI人才、AI领域的知名品牌以及一款消费产品。 这笔交易还可能有助于苹果未来的人才招募工作。 据悉，苹果近几个月来已经与Perplexity举行了多次会议，其内部人工智能团队一直在密切评估这笔交易。 不过苹果拒绝置评，而Perplexity方则表示「不知道任何当前或未来的并购谈判」。 为什么是Perplexity 为什么Perplexity AI，这次能被苹果看上？ 之前，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这是一家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最出名的就是它的对话式网络搜索平台。 这，就要说起最近的一个大背景了。 随着美国政府大力推进反垄断诉讼，苹果和谷歌之间那份每年200亿美元的默认搜索引擎合作协议，很可能要凉凉了。 这一点，苹果高管Eddy Cue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铺垫」。 他说，搜索行业正从传统的网络搜索那一套，转向「AI驱动的答案」。听起来就像是在为转型找台阶下。 而就在此时，Perplexity正好踩着点出现了。这家公司有什么？ 一句话——苹果现在最缺的，它都有！ 比如，它有一款有消费者级的AI 搜索引擎，能实时联网。而且有名字，有热度。 另外，它甚至还有自己的iPhone助手，虽然还有些限制，但在实际使用中，吊打 Siri、ChatGPT也不是一句空话。 更重要的是，它贼便宜！对比OpenAI、Anthropic那些收费标准，Perplexity的价格至少看起来没那么「天价」，要亲民得多。 所以坊间就有传闻：苹果在认真考虑三种操作—— 干脆全款收购，从此为己所用； 整合合作，比如让Perplexity成为Safari的默认搜索选项； 更软一点，比如把它集成进Siri的回答系统里，提升AI回答质量。 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三星杀出来了！ 据说，三星马上就要和Perplexity敲定一项重要合作。一旦成了，那苹果想搞独家合作，可就麻烦了。 另外，还有个冷知识：Meta也曾悄悄找过Perplexity谈收购（小扎：不愧是我）。只是后来放弃了，转而砸下140亿美元投资了Scale AI。 果然，硅谷大佬的AI钱包永远不缺惊喜。 所以问题来了：苹果到底该不该买下 Perplexity？ 如果不买，还有谁能帮它在AI搜索大战里翻盘？ 科技公司创始人 买，谁不买谁是傻子！ 对此， Big Technology创始人、 WrapPRO撰稿人Alex Kantrowitz专门写下一篇名为《为什么苹果必须收购Perplexity》的文章。 对于此事，他的评价是——「危难之际，一位真正的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出现了。库克，是时候完成苹果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了。」 文章第一句，这位创始人就直接对库克喊话：还等什么，快，快把这300亿美元砸给Perplexity CEO！ 他直言，如果如果我是库克，现在立刻、马上就会掏出手机，拨通CEO Aravind Srinivas的电话，开口就报——300亿美元，成交不？ 对，你没听错，不是3亿，是30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疯狂，但这笔收购对苹果来说，简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此前，苹果的AI一直不温不火，Siri更是常年被人吐槽「人工智障」，而它那点所谓的搜索实力，其实一直是在靠谷歌外包撑场面。 但现在，随着反垄断调查的进行，如果苹果再不提前部署，很可能会被一巴掌打回搜索边缘地带。 如果在此时此刻，苹果能获得一项可以直接整合到Safari和Siri中的真正的AI服务，这将彻底改变它令人失望的AI产品。 而Perplexity则将获得超过20亿台的苹果设备访问权限，成为与ChatGPT齐名的AI势力。 说白了，这苹果生态里的20亿台设备，简直是AI搜索的超级入口！ 为此，作者还专门去询问了Perplexity的首席商务官Dmitry Shevelenko。 对于这项收购，他第一时间的说法是「不可能」！然而，他却接着说道，「Meta-Scale是如此难以预测，以至于我觉得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中。」 他还补充说，苹果和Perplexity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并购讨论，甚至没有相关暗示。 但是，作为一款AI搜索引擎，Perplexity如果想要融入苹果的产品组合中，可太丝滑了。光是想想这种可能性，就已经足够诱人。 一方面，它都融入Siri。甚至Perplexity的AI语音模式，可能在未来某天取代Siri。 而且，苹果可以让自己的设计师跟Perplexity的工程师携手合作，精准塑造AI答案在助手中的呈现方式。 而没感受过AI的苹果用户，也会体验到Perplexity的搜索、图像生成和深度研究。 而且，时间也十分紧迫！ 苹果的搜索合作伙伴谷歌，可能无法继续向苹果支付数十亿美元，成为Safari中的默认搜索引擎了。 如果苹果现在采取行动完成收购，可能在为时已晚之前，找到如何从Perplexity产品中盈利的方法。 但如果继续拖拖拉拉，等法院裁决阻止谷歌向苹果付款后，Perplexity的价格很可能会上涨。 Perplexity还将完成一轮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为非常可控的140亿美元。如果苹果在收购报价中将这一金额翻倍，Perplexity将不得不接受。 此前苹果自研AI迟迟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错过了大模型热潮，不能再错过AI搜索这一战了！现在正是利用手中现金的大好时机。 花费300亿美元收购一家真正的人工智能公司，远比停滞不前要好。 而且，Perplexity与三星的捆绑关系也是越来越深。 苹果现在出手，或许还来得及；等三星签字盖章，Perplexity就成「别人家的人」了，到时候肯定会价格飙升、谈判难度爆表。 虽然这笔交易可能会引起反垄断机构的注意，但苹果在搜索市场几乎没有份额，因为它实际上将搜索外包给了谷歌。而与现有的巨头相比，Perplexity仍然很小。 所以，交易很可能会顺利通过审批。 而且，即使规模较小，Perplexity也发展势头大好。公司的搜索查询量正以每月20%的速度增长，并在五月处理了7.8亿次查询。 虽然比起谷歌每年5万亿次的搜索量，它还显微不足道，但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总之，库克现在就该拿起电话，给Aravind Srinivas打过去——300亿，咱们坐下来谈谈！ 苹果AI的未来，就看这一步了。 Perplexity成了「香饽饽」 垂涎Perplexity的可不只苹果一家。 就在昨天，彭博社爆料，Meta在投资Scale前就曾讨论过收购Perplexity。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商业洽谈。 扎克伯格看中的，不仅是Perplexity的技术，更是其创始人兼CEO Aravind Srinivas——这位被誉为「下一个Satya Nadella（微软CEO）」的天才人物。 扎克伯格希望Srinivas能加入其新成立的、旨在构建更强大AGI的「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团队。 然而，这场被寄予厚望的联姻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B计划：Scale AI 收购 Perplexity 的大门关闭后，扎克伯格更加焦虑了。 他对Meta内部AI发展速度的不满早已不是秘密。 很快，Meta就将目光投向了Scale AI，一家在AI产业链中扮演着「卖水人」角色的关键公司。 就在本月，Meta敲定了一笔高达143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获得Scale AI 49%的股份。 从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识别到大型语言模型的文本理解，背后都有Scale数据标注员的辛勤工作。 可以说，Scale AI掌握着AI发展的「食粮」。 这笔交易的背后，是扎克伯格对AGI近乎偏执的追求。 他亲自挂帅，为组建一支精英团队，开启了一场疯狂的抢人大战： 连人带公司一起要： 在投资Scale AI的同时，Meta成功将Scale AI的创始人兼CEO Alexandr Wang招致麾下，这位年仅20多岁就创立了百亿美金公司的天才少年，将直接加入Meta的超级智能部门。 天价薪酬挖角： 为了从OpenAI、Google DeepMind等竞争对手那里挖来顶级人才，Meta开出了令人咋舌的薪酬包。近日，奥特曼在一档播客中透露，Meta曾向他的员工开出一亿美元级别的签约奖金，但遭到了拒绝。 招揽行业大佬： Meta还在积极接洽前GitHub CEO Nat Friedman和Ilya Sutskever创立的SSI的CEO Daniel Gross。 AI搜索战局突变 苹果、Meta的这一系列操作，彻底改变了AI搜索乃至整个AI行业的战局。 曾经，谷歌凭借其在搜索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似乎高枕无忧。 但Perplexity这样的原生AI搜索工具，正从根本上挑战用户的搜索习惯。如今，苹果有望将其整合进Safari浏览器。 Meta通过入股Scale AI，也开始扮演AI生态的基础设施角色。它不仅自己研发大模型（Llama系列），还试图掌握训练这些模型所必需的数据资源。 扎克伯格的143亿美元，赌的是AI的未来形态。他相信，最终的胜利不一定属于那个最先做出爆款应用的公司，而可能属于那个掌握了核心生产资料（数据、人才、算力）的平台。 牌局仍在继续，每一方都在计算着得失，调整着策略。 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围绕AI搜索的战争，其精彩程度和深远影响，都将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新网6月18日电 题：一首诗、两部剧、三句谚语，读懂“中国－中亚精神” 　　石榴花开的时节，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在峰会的主旨发言中，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国－中亚精神”，强调“要始终秉持，不断发扬光大”。 　　何为“中国－中亚精神”？透过习近平主席此行的一些细节，体会它的深刻意涵。 　　一首诗 　　“中哈历来是近邻，山水相连像近亲……” 　　这是哈萨克斯坦少年儿童用中文作的一首小诗。此行，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时，几名少年儿童在机场贵宾楼内朗诵了这首小诗，欢迎习主席的到访。 　　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7月，为欢迎习主席访哈，哈方首次安排哈萨克斯坦少年用中文演唱《歌唱祖国》。 　　两个暖心场景，折射出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 　　中国同中亚国家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建交30多年来，双方高层之间交往密切，政治互信持续深化，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其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深化互信、同声相应”是重要的相处之道。 　　此行是习近平主席第9次到访中亚、第6次到访哈萨克斯坦。峰会上，中国与中亚五国共同签署了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下来。 　　习近平主席将其称为“六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两部剧 　　在此次峰会的主旨发言中，习近平主席提到“《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中国影视作品走红中亚”。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样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 　　两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贸易额增长35%。越来越多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中国产品走进中亚，蜂蜜、水果、小麦、禽肉等中亚农产品丰富了中国老百姓的餐桌。 　　双方民众之间也越走越近。中国和中亚国家互设文化中心、开设中国高校分校和鲁班工坊等取得进展，中哈、中乌实现互免签证，去年仅中哈人员往来就超过120万人次。 　　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兄弟，中国与中亚国家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此行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强合作”。 　　他提出诸多具体举措，如商定2025至2026年为“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年”；在中国中亚合作框架内建立减贫、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三大合作中心和贸易畅通合作平台，等等。 　　三句谚语 　　“和睦与团结就是幸福与财富。”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引用了一句中亚谚语。 　　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引用两句谚语，一句是中国陕西农谚“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一句是中亚谚语“付出就有回报，播种就能收获”。 　　三句谚语，背后是对中国与中亚国家未来的深深期许。三年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宣布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为六国凝聚共识、克服挑战、共谋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此行中，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密集会谈会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贯穿始终。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携手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时代呼唤担当，团结共克时艰。坚持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不仅是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合作要义，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破题关键。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历史不能倒退，应当向前；世界不能分裂，应当团结；人类不能回到丛林法则，应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出品人：陈陆军 　　｜总监制：张明新 　　｜总策划：俞岚 　　｜策划：吴庆才 　　｜统筹：马学玲 阚枫 　　｜执笔：袁秀月 　　｜校对：孙静波 　　｜视觉：倪雯冰 　　｜中国新闻网“习言道”工作室出品

△22日，以色列遭导弹袭击 　　当地时间22日，以色列卫生部发布消息显示，最新一轮伊朗导弹袭击后，以色列境内已报告至少86人受伤。 　　22日早间，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随后，伊朗对以色列发起新一轮导弹袭击。（总台记者 李超）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资料图）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地时间22日早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当天凌晨对于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令人震惊”，并将带来“可怕后果”。 　　阿拉格齐表示，《联合国宪章》赋予伊朗合法的自卫权利，而伊方也将保留捍卫主权和人民的一切选项。 　　22日凌晨，美军袭击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总台记者 李超）

　　美国东部时间21日22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袭击伊朗核设施发表全国讲话。特朗普称，伊朗关键的核设施已被“彻底摧毁”。 　　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作为一个团队进行了密切合作。如果伊朗不能实现和平，美国会继续攻击。 　　特朗普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2日上午8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 张颖哲）

原标题：《小米澎湃 HyperOS 部分场景相册编辑内测魔法消除 / 智能美化功能异常问题优化》 IT之家 6 月 22 日消息，小米员工本周（6 月 20 日）在小米社区发布公告，对小米澎湃 HyperOS 问题处理进展进行公布，其中提到了相册编辑内测问题优化情况，以及小米 15、REDMI Turbo 4 Pro、K70 至尊版手机已定位待处理的问题。 ▲ IT之家评测室：Redmi K70 至尊版 / 至尊冠军版手机 附小米澎湃 OS 系统最新优化进展如下： 已优化问题 部分场景相册编辑内测魔法消除功能异常的问题 部分场景相册编辑内测智能美化功能异常的问题 处理中问题 部分场景控制中心长按手电筒进入光亮调节页，偶现无法滑动调节亮度的问题 部分场景 REDMI Turbo 4 Pro 2.0.206.0 版本音量调节延迟的问题 部分场景偶现抖音视频颜色异常的问题 部分场景平板应用内长按 dock 栏图标呼出 shortcut 后 dock 栏消失的问题 部分场景 Redmi K70 至尊版 2.0.203.0 版本音量调节异常的问题 部分场景偶现锁屏时钟单个数字错位的问题 部分场景锁屏下调节亮度后亮度条短暂泛白的问题 部分场景 Xiaomi 15 2.0.206.0 版本指纹解锁闪屏的问题

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出现在得州街头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6月23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地时间周日，特斯拉在得州奥斯汀部署了一小批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并开始接送付费乘客。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宣布“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与此同时，多位社交媒体网红发布了他们首次乘坐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视频。 “热烈祝贺特斯拉AI软件和芯片设计团队成功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马斯克在X上表示，“这是十年辛勤工作的成果。AI芯片和软件团队都是在特斯拉内部从零开始组建的。” 马斯克的帖子 当地时间周日一早，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出现了一个名为南国会的社区，驾驶座上无人，但有一人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特斯拉计划进行一项小型试验，约有10辆车参与，副驾驶座上的人担任“安全监控员”，但目前仍不清楚他们对车辆实际掌控程度。 近日，特斯拉向一小部分选定网红发出了邀请，让他们参与一项在限定区域内进行、严格监控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试运行活动。马斯克在X上表示，每次试乘统一收费4.20美元。 周日下午，特斯拉投资者兼社交媒体人士索耶·梅里特(Sawyer Merritt)在X上发布视频，展示了他如何使用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应用下单、乘车，并前往附近的一家酒吧和餐厅Frazier’s Long and Low。 行业专家表示，即便特斯拉这次小规模试点取得成功，该公司要想兑现马斯克所承诺的在奥斯汀及其他城市快速扩张，仍面临重大挑战。 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自动驾驶技术的计算机工程教授菲利普·库普曼(Philip Koopman)指出，特斯拉及其自动驾驶竞争对手，例如Alphabet旗下的Waymo，要想真正发展出一个成熟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行业，可能还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他表示，若特斯拉此次在奥斯汀的试点成功，也只是“刚刚起步，离最终成功还很远”。 许多行业分析师指出，特斯拉目前高企的市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兑现自动驾驶出租车与人形机器人承诺的能力。特斯拉目前仍是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远远领先其他同行。 然而，随着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上线日期临近，得州立法者也开始推动相关自动驾驶法规的出台。上周五，得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签署立法，规定运营自动驾驶车辆需获得州政府许可。该法律将于今年9月1日生效，表明来自得州两党议员都希望无人驾驶汽车行业能够谨慎推进。 截至发稿，特斯拉尚未就此置评。(作者/箫雨)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IT之家 6 月 23 日消息，领英（LinkedIn）作为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平台，一直以来都是职场人士展示自我、拓展人脉和寻找职业机会的重要场所。然而，根据领英首席执行官瑞安・罗兰斯基（Ryan Roslansky）的最新说法，尽管领英用户对人工智能（AI）的接受度普遍较高，但用于润色领英帖子的人工智能生成建议，用户的使用情况却未达预期。 IT之家注意到，罗兰斯基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AI 生成的领英帖子润色建议并没有像我原本以为的那样受欢迎，坦率地说，它的受欢迎程度低于我的预期。”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认为在领英上发布内容的“门槛要高得多”，因为“这等于是你的在线简历”。此外，如果用户发布的内容过于明显地由 AI 生成，可能会面临真实的负面反馈。“如果你在 X 平台或抖音上被指出是 AI 生成的内容，那是一回事，”他补充道，“但如果你在领英上被指出，这真的会影响你为自己创造经济机会的能力。” 与此同时，罗斯兰斯基指出，在过去一年里，这个专业社交网络上要求具备人工智能相关技能的职位数量增长了 6 倍，而在个人资料中添加人工智能技能的用户数量增长了 20 倍。 罗兰斯基还透露，他自己在与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沟通时也会使用 AI。他说道：“每次在给萨提亚发邮件之前，我都会点击‘Copilot’按钮，以确保我的邮件听起来足够‘萨提亚式’的聪明。”

△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截图 　　当地时间6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已完成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的袭击。 　　另据路透社消息，美国官员称，美国B-2轰炸机参与了对伊朗核基地的袭击。 　　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 张颖哲）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文中，他首次提出并阐释“红船精神”。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船精神”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奋斗。 　　如今，回望我们党的光辉历程，那条曾经播下中国革命火种的小船，已成为承载14亿多中国人民希望的巨轮。

IT之家 6 月 22 日消息，据 Majin Bu 披露，苹果 iPhone 17 Pro 及 Pro Max 机型将首次搭载均热板（VC）散热系统 他分享的图片显示，iPhone 17 Pro 系列将采用疑似铜制散热片部件，其结构与安卓高端机型采用的均热板类似，旨在取代 iPhone 当前使用的石墨烯散热片。 据称，iPhone 均热板系统由密封金属腔体及少量液体构成。当设备运行高负载任务（如游戏）时，液体受热汽化并在腔体表面疏散热量，然后蒸汽再冷却液化，不断循环，从而将 A19 Pro 芯片产生的热量快速导出，缓解设备过热问题。 IT之家注意到，彭博社记者古尔曼今晚在其最新实时通讯中也有提到：今年的 iPhone 算是重新设计，尤其是全新的 iPhone 17 Air 机型，以及重新设计了后盖和相机区域的 Pro 系列机型，其中 Pro 型号的背部变化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