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焚城》：表意含混的港风大片
电影《焚城》剧照
当前，国产电影票房产出与热门档期排片绑定程度较高，但电影《焚城》避开暑期档、国庆档等热门档期，选择在影院流量相对较低的11月份上映。同期几无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国产片与之对垒，勇闯淡季档期的《焚城》自然能够获得良好的曝光度。可是，多数观众被短视频破坏的日常观影习惯尚未重新建立，影片能否取得令人惊喜的市场回报，甚至推高非档期时间的票房“天花板”，虽未见定论，却可知困难重重。
为了调动国内票房市场的“脾胃”，《焚城》尝试了港风+大片的创作模式。江志强监制、刘德华主演、潘耀明执导的核心创作组合，以及一众港片“黄金配角”的出镜，基本构成了港风、港味的保障。影片号称“华语首部辐射灾难电影”，全片特效镜头超过2000个，按照江志强的说法，他试图通过大制作来重新唤起观众对港片的兴趣。
从成片效果来看，《焚城》的灾难叙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新的香港城市影像表达，但影片过于浓重的类型程式味道，也在限制着这部港风灾难片的试错效果。
灾难片试错：“东方之珠”遭遇辐射危机
按照危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高低差异，可以粗略地将灾难片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诸如《绝世天劫》《后天》《2012》一般的科幻灾难片，这些影片呈现的世界性危难发生概率较低，仅仅是一种偶然性偏差的幻想。受到电影工业化水平和计算机图形技术起步较晚的限制，国产电影中的科幻灾难片数量有限。上世纪90年代，《大气层消失》与《毒吻》两部作品，都是在生态灾难的科学幻想中，呈现不加节制的人类行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流浪地球》系列与《独行月球》等作品立足“近未来”的世界危难幻想，依照本土大众眷恋故土的情感态度提出守土求生式避难方案。
另一类灾难片以已发生灾难的复现与高概率祸难的预演为叙事核心，诸如《紧急迫降》《中国机长》《救火英雄》《烈火英雄》等作品，讲述中小空间或某个地域危机来临之时的集体合作与人性光辉。
《焚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影片中由核辐射引发的地域性灾祸看似与大众生活相距甚远，却在近两年迅速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议题，从而使得这部作品更具几分现实意味。片中的核辐射危机，本就是由“洋垃圾”运抵我国香港中转和巴西戈亚尼亚核泄漏事故两则新闻报道组合而成的：不法商人为谋私利，将成吨的电子废弃物运来香港。堆放废料的垃圾场意外起火，含有核辐射物的医疗仪器随之泄漏，将当地数百万人暴露在致病乃至致死环境中。
在颇具现实意味的辐射危机面前，影片按照灾难片的类型叙事模式展开人物造型和解决方案设计。
生态问题专家范伟立是身怀“原罪”的赎罪者形象，他在政界任职时曾推出政令放松了进口货物的检查力度，从而导致大批非法物资轻易入港，身为消防员的妻子也在电子废弃物诱发的第一次火灾中丧生。因此，范伟立其实是辐射灾难和家庭破碎的间接责任人，他需要在化解新一轮生态危机时，重建家庭内部的良好秩序。
范伟立的行动助手们，也即黎杰峰、烟铲等消防队员，分别面临着各自的人生问题。黎杰峰与同为消防员的女友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烟铲则是港片中常常出现的距离退休只有一天但最终牺牲的老前辈，其余队员中有人妻子怀孕后面临人生抉择，亦有新手菜鸟刚刚入队一无所知。不过，在辐射危机面前，他们都选择将个体安危置于城市危难之后。
需要注意的是，在《焚城》的类型叙事探索中，创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单纯表现“救火英雄”们对抗灾难的过程，而是希望以更加立体、更为宏观的视角，讲述生态灾难背后的人为因素与政商博弈。故事由此展开了第二条叙事线索，范伟立与以方王慧明为代表的政界高层、以高培德为首的黑心商人先后展开博弈，他不惜以违反保密协议被判入狱为代价，将生态灾难背后的人为因素和利益链条告知媒体，力挽狂澜的同时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赎。
《焚城》的港风呈现，不仅源于灾难片叙事层面与《十万火急》《救火英雄》等作品的呼应，以及充满《寒战》色彩的政商博弈，更是由于作品罕见地幻想了当地的灾难性银幕影像。片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前往火灾现场寻找核辐射源的八人小组发现危机源头后，影片以“闪前”的方式想象性展示了核辐射物泄漏爆炸危及全港的情形，以及沦为废土的后灾难影像。尽管影片未能实现灾难片的类型拓展，但“废土”城市影像的创制，至少稍稍拓宽了银幕香港的表意空间。
港风大片需以合理逻辑为基础
对于《焚城》而言，灾难片的类型选择固然带给观众几分新鲜感，但问题在于，影片长于对不同类型要素的混合与杂糅，忽略了叙事逻辑的合理性，反倒容易限制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影片为了实现灾难故事与政商博弈的双线叙事，设置了范伟立与黎杰峰两位核心男性角色。然而，影片并未延续以往港片所擅长的“双雄”故事——范、黎二人需要共同承担起灾难片主人公挽救危机、弥合家庭的叙事功能，导致二者人设产生部分重合。二人由女性角色黎美仪连接起来，她既是范伟立的妻子，也是黎杰峰的姐姐。黎美仪的意外死亡场景，分别出现在两位男主人公的回忆中。那么至少在家庭设置层面，范、黎二人面对的是同样的创伤记忆与类似的破碎家庭。而在解决问题的人物功能层面，二者则要将原为一体的指挥者兼行动者角色一分为二。甚至为了呈现出两个角色的高光时刻，影片在黎杰峰为引爆炸药而牺牲的戏剧性高潮过后，还要再度安排一段范伟立不惧坐牢为真相发声的片段。虽然影片由此达成了两个角色的叙事逻辑闭环，但很难两度调动起观众的悲伤之情。
《焚城》的逻辑问题不止于此。双男主的角色设定，毕竟分别对应了两条不同的叙事线索，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可是，作为一部辐射题材的灾难片，《焚城》对核辐射物危害性的表述含混，则会直接影响观众对情节合理性的判定。
影片设计的辐射危害主要来自放射物铯-137，并且提及了这种物质会对人体造成致命危害，这也是疏散当地群众的关键原因。范、黎带领八人组进入火场探寻辐射源时，身穿专业防护服的队员也会因放射物影响而呕吐不止。此后黎杰峰再度带队进入火场救援，不仅早已被困核心污染区多时的同事未受辐射影响，因时间有限来不及穿戴防护服的队员们也全身而退。也就是说，影片对铯-137危害的设定范围过于宽泛，甚至影响到关键情节的严谨性。
进一步看，《焚城》所提出的化解核辐射危机的最终方案，也值得商榷。八人组解除辐射危机的努力失败后，范、黎二人意外发现的最终方案，是炸毁垃圾场后方坡上的高层大楼与下方的蓄水池，从而用大量钢筋混凝土将内含辐射物的集装箱埋藏起来。循常理来看，高层大楼爆破后滑落山坡并直接覆盖集装箱的概率几何，似乎难以推断，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是否能够直接承担水泥浇筑的功能，也令人疑惑。《焚城》主打灾难片的旗号，核心问题的解决方案关系紧要，几乎决定着整部影片叙事逻辑成立与否，需要更为严谨的科学论证与更具说服力的影像呈现方案。
作为港风大片的一次类型试错，《焚城》至少证明了本土电影工业已经做好了城市灾难影像创制的技术准备。更重要的是，国产电影还需要强化灾难片叙事能力。毕竟，对于今天的青年观众来说，“港味”和“大片”已非能够有效刺激观影冲动的标签。经典港片的影响力随着时间流逝而有所下降，刘德华主演电影的市场接受度下降正是典型例证。而在好莱坞电影和国产大片的持续“喂养”下，国内观众对高水平视效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观影市场上主流受众群体的年龄变化与代际更新，不仅决定着市场口味的变化，也在倒逼电影创制逻辑的革新。无论如何，对于今天观影经验丰富、审美需求多样的青年观众而言，作品中的表意含混与逻辑漏洞难逃他们的“法眼”。在此形势下，港风大片首先要做的，应是寻回以合理逻辑为基础的叙事标准。
（作者杜梁，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