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之家 12 月 1 日消息，韩媒 hankyung 今早报道称，尽管 SK 海力士今年上半年向谷歌的 TPU AI 芯片供应了更多的 HBM 内存，但三星电子凭借着下半年的良好表现，全年对谷歌 TPU 的 HBM 供应占比将达到 60%。 报道认为，这一表现的改善应得益于三星电子对其 HBM3E 的基石 —— 1a nm DRAM —— 进行了重新设计，解决了发热问题。 作为“非英伟达阵营”中最重要的 AI 芯片之一，谷歌的 TPU 近来受到了重点关注，尤其是有传闻称 Meta 考虑在自有数据中心部署 TPU 芯片。尽管英伟达仍是 HBM 内存的最大买家，但来自 AI ASIC 的 HBM 内存收入正愈发重要。

快科技12月1日消息，据央视新闻报道，11月5日，因在飞船舷窗上发现裂纹，神舟二十号返回任务被按下紧急暂停键。 经过专家评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团队决定实施国内首次应急发射，发射升空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为无人状态。 飞船装载了航天食品、航天药品、新鲜果蔬、针对神舟二十号飞船舷窗裂纹的处置装置，以及空间站所需的备品备件等。 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与我国空间站对接后，神舟二十号乘员组，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成功返回地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介绍，针对出故障的神舟二十号，会安排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在出舱活动期间，对神舟二十号舷窗裂纹的情况进行进一步检查。 此外，这次发射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上面，我们也上行了一个处置装置，到时候可能视情况请航天员对受损的舷窗进行防护。 这项工作地面还在开展试验验证，但是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的发射时机是不能错过的，所以我们把有关的一些工具已经上行上去了。 最后神舟二十号会以无人的状态返回地球，返回的过程也会拿到最真实的试验数据，这个数据对后续相关工作也是非常宝贵、非常有意义的。 这次的裂纹，我们初步判断空间碎片的尺寸应该不到1毫米，但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返回舱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返回的时候必须要靠防热结构进行防热，所以就不允许我们舱外再有多余的结构存在。 这个事确实对我们也提了醒，现在空间环境确实是越来越恶劣，尤其是空间碎片，就要求我们的结构、硬扛的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至少现在这个量级的，我下次要把它防得住。

凤凰网科技讯 12月1日，上汽集团于公布最新产销数据，1-11月集团销售整车410.8万辆，同比增长16.4%，销量超去年全年。其中，新能源车销售149.9万辆，同比增长38.8%。 11月单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20.9万辆，同比增长19.7%。旗下多个品牌保持增长态势，其中智己汽车11月销售1.3万辆，同比增长34.3%。

快科技12月1日消息，2024年7月，支付宝宣布推出“支付宝碰一下”，用户无需展示付款码，解锁手机碰一下商家收款设备，最快一步完成支付。 功能推出后，网络上出现一则传闻：有网友声称，“碰一下”所使用的商家设备，其实是由REDMI Note 11T Pro改装而来。 日前，博主“瓜哥说手机”专门购入一台支付宝碰一碰设备并进行拆解，结果证实：该设备并不是由REDMI Note 11T Pro改装而成。 从拆机结果来看，碰一碰设备采用的是完全定制化设计： 屏幕由帝晶光电供应，与REDMI机型无关； 主板搭载联发科MT8788V处理器，配备2GB+16GB存储组合，硬件规格与REDMI Note 11T Pro完全不同； 机身结构包含金属底座、配重块、专用无线接收模块，并内置大体积扬声器； 超大扬声器 系统运行的是Android 9。 博主表示，碰一碰设备与手机在结构与功能逻辑上差异巨大，碰一碰设备如果真的用手机改，会极大提升成本，且手机里的电池、马达、基带、环境光传感器等大量器件根本用不上，“与其说一样，不如说毫不相干”。 总结来说，网上流传的“支付宝碰一碰设备由REDMI Note 11T Pro改装而来”这一说法，纯属谣言。

IT之家 12 月 1 日消息，欧洲一个由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DESY）与汉堡工业大学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近日公布了一种新研发的摩擦纳米发电机。该装置通过将水推入和抽出纳米多孔硅结构来发电，标志着向实现无需电池即可为传感器及其他低功耗设备供电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IT之家了解，研究人员最初的目标是探索一种可能性：是否可以仅使用硅和水这两种简单材料，通过巧妙设计，使机械压力与流体运动转化为可靠的电能来源，而非被白白浪费的能量。他们的成果是一种基于纳米结构硅的摩擦电发电机：利用水流经纳米尺度孔道时产生的电荷效应来发电。 该装置的核心是一块经过特殊工程设计的硅结构，同时具备三大关键特性：导电性、富含纳米级孔隙，以及疏水性。在微电子领域，使硅具备导电性已是常规工艺；但将这一特性与可控的纳米多孔结构及拒水表面集成于同一材料之中，却是一项关键突破。 这种多重功能的结合，使研究团队能够精确调控水如何进入、穿过并离开孔隙网络，从而稳定摩擦电效应，并使其具备可扩展性，而不再只是实验室中一种脆弱的奇观。 其能量转换机制属于摩擦起电效应，与人在地毯上行走后接触金属物体产生静电火花的现象同属一类。不同之处在于，此处发生相对运动的是液体而非固体鞋底。当水在压力驱动下反复进出微小孔隙时，会与固态硅表面发生摩擦，在液–固界面处转移电荷。该装置的结构经过专门设计，可有效捕获这种界面电荷并将其转化为可用的电输出，而非任其耗散。 该研究团队提出的一个惊人论断是，此类摩擦纳米发电机的能量转换效率达到约 9%，为目前同类系统中报道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用于驱动水流进出孔隙的机械能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可转化为装置端口输出的电能。 对于通常面临效率低下或不稳定的摩擦电系统而言，突破这一效率门槛意义重大，因为它使该技术更接近实际应用中对传感器及低功耗电子设备的供电需求。 研究人员将这项技术定位为实现自主、免维护传感系统的一条可行路径：系统可直接从所处环境中获取能量。他们指出，其潜在应用场景包括漏水检测、智能织物中的运动与健康监测，以及触觉机器人等领域，在这些场景中，触摸或运动本身即可产生所需的传感电信号。 在此类应用中，该发电机可集成于已承受运动或压力的表面或结构中，有望彻底摆脱对电池或有线电源的依赖，显著降低维护成本。 研究团队以汽车悬架系统为例加以说明：在轮拱内部，震动与冲击本就持续产生机械运动和压力变化。若在此环境中嵌入一块硅–水摩擦电模块，周期性的压缩与回弹便可驱动水流经纳米多孔网络，将原本被浪费的机械“噪声”转化为本地传感器所需的电力，用于监测性能、磨损或安全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完全依赖于丰富且已被充分理解的材料，而非稀有或复杂的化合物。装置仅使用硅，这是电子工业中最广泛采用的半导体材料，以及水，这是地球上最常见的液体。 这项由汉堡团队主导的研究，属于当前全球范围内从日常运动与环境流体中收集微小能量的广泛探索之一。例如，在法国，已有学生开发出利用乘客通行地铁闸机所产生的动能，为车站显示屏供电的系统。另有一支国际团队则展示了利用微风掠过水滴时产生的流体动力学效应来获取能量的方法。这些并行进展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将日常的机械运动与流体流动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能源，而非无用的背景“噪声”。

凤凰网科技讯 12月1日，蔚来官方发布公告，2025年11月交付36275辆汽车，同比增长76.3%。其中，蔚来品牌交付18393辆，乐道品牌交付11794辆，萤火虫品牌交付6088辆。2025年至今累计交付27.79万辆汽车，同比增长45.6%。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汽车交付量达94.95万辆。

快科技12月1日消息，据报道，厦门大学萨本栋微米纳米科学技术研究院吴德志教授团队在3D打印技术领域实现重要突破——创新提出“激光原位诱导直写打印”技术，将热固性材料三维柔性器件的固化时间从传统工艺所需的数十小时大幅缩短至0.25秒，有效解决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成型速度慢、工艺复杂、性能难以精确调控等核心难题。 热固性材料（如聚二甲基硅氧烷）因具备优异的柔韧性、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被广泛应用于柔性电子与生物医学等领域。然而，传统的模板法及现有3D打印技术在制造这类器件时，通常面临固化周期长、需额外支撑结构、后处理步骤繁琐以及性能难以在线调控等问题。即便采用外场辅助打印技术，仍存在固化效率低和材料兼容性受限等挑战。 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将激光与3D打印射流相耦合，利用激光原位照射微尺度射流产生的局部光热效应，在极短时间内将材料温度提升至150~300℃，从而诱导热固性墨水瞬间完成交联固化，极大提升了制造效率。 该技术还具备出色的结构塑造能力，无需支撑材料即可实现大倾角、水平悬垂及空间曲线等复杂三维结构的高精度打印，结构分辨率可达50微米，三维结构的长径比高达50，能够稳定实现大跨度、细长形态器件的打印制造。此外，通过实时调控工艺参数，该技术还可实现材料机械性能与电学性能在10至20倍范围内的连续可编程调节。 目前，团队已利用该技术成功制备出刚度梯度可拉伸电子器件、高灵敏度柔性压力传感器以及高性能三维磁驱动软体机器人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智能穿戴、人体运动监测和精密驱动等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对多种热固性材料（包括多种硅橡胶、环氧树脂、聚四氟乙烯、聚氨酯和聚酰亚胺等）均表现出良好的兼容性与拓展性，展现出强大的产业化潜力，有望推动柔性电子与智能软体机器人等领域的3D打印技术迈向规模化应用。

IT之家 12 月 1 日消息，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分享，11 月 30 日，由该院抓总研制的我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命名为“领航者”，并成功交付。这标志着火箭院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链条上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助推从技术验证到工程应用的跨越。 据介绍，该平台是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牵引下，推动我国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更新换代发展的又一重要进展，可进一步促进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关键技术在效率和效益上的提升，保障我国在快速发射、低成本进入空间等前沿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平台自 2024 年 9 月全面启动论证工作、2024 年 12 月完成方案设计、2025 年 4 月开工建设，7 个月的改造周期，克服了技术集成高度复杂、夏季船坞作业条件艰苦、建设工期极度紧张等多重挑战，成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IT之家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获悉，目前，该平台已获得中国船级社（CCS）签发的入级证书和法定证书，是我国首个取证的海上火箭回收平台。“领航者”后续将与网系回收装置等产品组合，共同在海上构建一个稳定、可靠、精准的火箭回收系统。

凤凰网科技讯 12月1日，小鹏汽车公布最新交付成绩：11月交付36,728辆汽车，同比增长19%。2025年1-11月，小鹏汽车累计交付391,937台，同比增长156%。 2025年1-11月，小鹏汽车海外市场交付量达39,773台，同比增长95%。目前，小鹏汽车销售服务网络已覆盖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服务网点增至321个。 11月，小鹏X9交付量环比劲增161%。11月20日，小鹏X9超级增程上市1小时即打破X9历史全天大定纪录，北方市场表现亮眼，订单占比首次突破50%。

IT之家 12 月 1 日消息，京东今日宣布，11 月 9 日至 23 日 24:00 下订大定订单但未完成选配的埃安 UT super“国民好车”用户，可全额退款，并为自 11 月 24 日 0:00 起下订用户提供 48 小时的“犹豫期”，期间可随时选择退款。 京东同时透露，“国民好车”订单退订情况符合行业惯例，下周将完成第 2000 辆的交付。 据IT之家了解，今年 11 月 25 日，京东联合宁德时代、广汽集团推出的“国民好车”埃安 UT super 全面开启交付，首批车主交付仪式在广州车展广汽埃安展台举行。该车搭载“广汽华为云车机”技术，配备 500km 续航大电池，可充可换，电池租用购车价仅 4.99 万元，整车购买价为 8.99 万元。 埃安 UT super 搭载的电机最大功率为 100 千瓦，最大扭矩为 145 牛・米，配备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CLTC 续航里程达到 500 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埃安 UT super 的换电时间仅为 99 秒。

ChatGPT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1日，据科技网站TechCrunch报道，美国当地时间11月30日，ChatGPT迎来问世三周年纪念日。这款聊天机器人引爆了生成式AI市场，但是或许也催生出了一场泡沫。 2022年11月30日，OpenAI向世界推出了一款新产品，并轻描淡写地将其描述为“一个名为ChatGPT的模型，它能以对话方式互动”。 毫不夸张地说，ChatGPT随后颠覆了商业和科技领域，迅速走红。它至今仍位居苹果免费应用排行榜首位，并且引爆了一波生成式AI产品的浪潮。 改变股市 《AI帝国》作者郝珂灵(Karen Hao)近日在接受TechCrunch采访时指出，OpenAI“已经变得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更强大”，并正在“重塑我们的地缘政治和全部生活方式”。 ChatGPT还影响了股市。彭博社发文分析了ChatGPT如何改变了股市格局。目前，最明显的赢家当属英伟达。自ChatGPT发布以来，英伟达股价累计涨幅高达979%。与此同时，AI热潮也提振了其他科技巨头的股价：标普500指数中市值最高的七家企业英伟达、微软、苹果、Alphabet、亚马逊、Meta与博通全部是科技公司。它们的整体增长几乎占到标普500自ChatGPT推出以来64%涨幅的一半。 这种格局导致市场呈现出更为极端的头部集中现象。标普500指数是按市值加权的，而这七家公司如今占指数权重的35%，相比三年前的大约20%有显著上升。 泡沫？ 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除了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外，越来越多的AI企业高管开始承认，行业可能正身处泡沫之中。 “有人会在AI领域损失惨重。”OpenAI CEO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8月与记者共进晚餐时表示。 同样地，Sierra CEO兼OpenAI董事长布雷特·泰勒(Bret Taylor)也认为行业正处于“泡沫”之中，并将其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相提并论。他预测，虽然个别公司可能会失败，“但AI将重塑经济格局，就像互联网一样，未来必将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再过三年或更短的时间，人们或许就能知道这种乐观是否合理。(作者/箫雨)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亚马逊配送人员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2日，据彭博社报道，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将在费城及其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启动一项测试项目，计划在30分钟内提供数百种家庭用品，包括部分生鲜杂货和非处方药。 亚马逊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使用“专门的小型仓储设施”来完成这些配送。该服务的起步配送费为13.99美元，Prime会员可享受3.99美元的优惠价格。 长期以来，亚马逊一直在试验利用专门的城市仓储设施进行快速配送，这些仓储设施中的商品品类与便利店、药房类似。该公司在2014年推出了名为“Prime Now”的快速当日达服务，提供付费一小时送达和特定商品免费两小时送达服务。该服务要求客户通过独立的应用程序或网站下单，但这些渠道已在四年前停止运营。目前，部分地区的客户仍可通过亚马逊主网站和应用程序申请快速配送服务。 在美国，包括沃尔玛公司和塔吉特百货在内的零售商，均已推出“线上下单，门店自提”的服务模式，让顾客在家附近的实体店快速取货。这是一种亚马逊难以匹敌的快捷服务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电商和外卖服务也在推出快速送达服务。京东秒送的部分商品最快30分钟内就可送达。淘宝闪购的蜂鸟准时达也将配送时间压缩到30分钟以内。美团的闪购也承诺在30分钟内送货上门。(作者/箫雨)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11月28日晚，美团发布三季报。财报数据显示，美团三季度经调整净亏损160亿元，去年同期，这一数字是净盈利128亿元。一进一出，美团短短一个季度内便少了近300亿元的利润。 在这场即时零售战争中，美团、阿里巴巴、京东三家企业当季损失超过770亿元。其中，阿里巴巴中国电商集团的经营利润同比减少约340亿元，京东新业务经营亏损达157亿元。作为守擂方的美团，其核心本地商业经营利润由盈转亏，亏损达141亿元，在三巨头中遭受的冲击最为直接且惨重，可以说是本轮大战中受伤最深的企业。 财报发布后，美团CEO王兴在电话会议上重申外卖价格战是“低质低价的‘内卷式’竞争”，并且“不可持续”。不过，在表达对中长期恢复盈利信心的同时，美团也预告，受市场竞争持续影响，第四季度公司的整体经营亏损趋势仍将延续。 外卖大战美团最惨：核心利润直接清空 美团交出的这份季度报，令外界愕然。 财报显示，美团三季度营收为95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微增2.0%。这是美团多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如此低幅度的增长，其核心业务规模增长遭遇了超乎预期的冲击。 在盈利方面，美团三季度经调整净亏损160亿元，不仅打破了公司持续盈利的局面，也让外界意识到外卖大战的残酷。 这场竞争的代价，直接冲击了美团的核心本地商业板块。该板块的经营利润从去年同期的盈利146亿元，急剧转负为亏损141亿元。这一板块的利润变脸，是导致美团整体巨亏的首要原因。 在京东和阿里巴巴入局外卖领域之前，美团高管层曾对外流露出强烈的自信，认为美团在本地生活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系统化的运营经验，已构筑起难以逾越的“护城河”。然而，三季度财报数据一出，美团高管的言论瞬间被打了脸。 外卖大战的冲击，体现在两个核心收入指标上。 与外卖业务直接关联的配送服务收入在本季度为230亿元，同比下滑了17.1%。配送收入的减少，并非源于订单量的下降，主要是平台为了应对竞争，对消费者和商户进行了大规模的运费减免和补贴，导致单均配送收入降低。有分析机构测算，若假设单价配送收入不变，仅运费减免一项，美团本季度的补贴投入就超过了90亿元。 美团高毛利的“现金牛”业务——到店业务也受到了波及。财报显示，美团核心本地商业剔除掉配送服务收入后，合并佣金以及在线营销服务上的收入为405亿元，同比增速仅2.6%。要知道，在过去几个季度，该板块的合并收入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稳定增长。 这部分主要由到店、酒旅业务贡献的收入，是美团的核心利润根基和“造血机器”。增速的大幅放缓，意味着美团的到店业务板块，也陷入了持续失血的状态。 一来，外卖到家服务在补贴下性价比大幅提升，促使部分原本的到店消费转移至外卖消费。再者，商家为了应对外卖大战的成本和竞争，可能减少了在美团到店广告上的投放预算。此外，外部竞争对手如抖音到店、高德地图等在新榜单和团购业务上的加速发力，也在蚕食美团在到店领域的市场份额优势。 美团配送服务收入和到店业务收入双双承压，说明外卖大战的战火已经蔓延并冲击了美团的利润腹地。尽管美团CEO王兴曾表示“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但从三季报来看，美团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而最终谁胜谁输仍充满不确定性。 财报电话会上，管理层虽然宣布在实付15元以上和30元以上的订单中，美团分别保持了三分之二和七成以上的份额，意在强调其在中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但是，这些数据无法掩盖整体市场份额的波动以及低价市场被“偷家”。 美团“不想打”但也“不敢停” 在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王兴关于“坚决反对低质低价的‘内卷式’竞争”的表态，被外界视为美团已身处烧钱泥潭，希望行业能够停战的信号。 这一停战意愿背后，是美团有限的“资金弹药”和不断被摊薄的烧钱效率。 美团的亏损主要由销售及营销开支的暴增所致。三季度，美团的销售及营销开支高达343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63亿元，同比激增90.9%。这笔巨额支出主要用于对消费者的直接补贴、获客推广以及海外业务的前期投入。 虽然美团在三季度烧钱的绝对值低于阿里巴巴，但从持久战的角度来看，美团压力更大。截至2025年9月30日，美团持有的现金及短期理财投资约为1413亿元。如果按照三季度核心业务亏损、新业务投入以及营销费用增加综合计算，美团的现金储备仅够支撑大约四个季度的高强度补贴和亏损，这还没有计入正常的经营开支和AI等项目的持续投入。 相比之下，阿里巴巴的账上现金储备远超美团。在持久消耗战中，美团的资金储备明显处于劣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团管理层的表态显得矛盾而挣扎。一方面，王兴高调宣称外卖价格战“没有为行业创造价值，不可持续”，表达了希望结束“内卷”的意愿。但另一方面，财报明确指出“公司预计Q4（2025年四季度）核心本地商业及公司整体运营亏损趋势将延续”，暗示美团无法率先停止补贴。 “身不由己”的困境，是美团作为守擂方不得不面临的局面。如果美团带头停止补贴，而竞争对手哪怕只维持中等强度的投入，美团在短期内仍可能面临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流失。美团必须投入必要的资源，以避免市占率继续被蚕食，并维持其在服务体验和运营效率上的既有优势。 同时，美团在财报中还透露了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AI项目投入的事实，本季度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31%至69亿元。此外，新业务板块的经营亏损同比扩大至13亿元，除了国内食杂零售业务的收缩外，主要原因是海外扩张业务KeeTa的投入。美团在Q3加速了KeeTa的全球布局，相继在中东和拉美等多个国家启动运营。尽管KeeTa香港业务在启动后的29个月内实现盈利，但海外市场的竞争同样激烈，后续投入将是持续的资金压力。 这意味着，美团的1400亿元现金不仅要用于应对国内核心业务的补贴防御战，还要分摊给AI研发和海外市场开拓。现金流被多线作战分摊，进一步压缩了美团应对国内价格战的缓冲时间。 资本市场早早作出了反应。在外卖大战持续的几个季度里，美团股价持续低迷，2025年来跌幅超过32%，市值较年中高点蒸发超过5000亿港元，美团创始人王兴身家缩水38.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1亿元），成为2025年中国最惨富豪。这场战争不仅消耗了美团的财务资源，更消耗了资本市场对美团“高增长、高盈利”模式的信心。 在王兴看来，单纯依赖补贴的规模扩张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竞争对手并未完全撤兵的情况下，美团的命运已不再完全由自己掌握。它已经被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赌注。

萨克斯游走在政府与硅谷之间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1日，《纽约时报》发文称，作为负责特朗普政府AI和加密货币业务的“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协助制定的美国政策不仅帮到了他的硅谷朋友，还让他自己的许多科技投资受益。 今年7月，特朗普政府核心科技官员之一的萨克斯，面带笑容地步入了距白宫仅几个街区的新古典主义礼堂。他召集了政府高层与硅谷科技领袖，共同参加一场关于AI热潮的论坛。 这场活动的主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公布的“AI行动计划”正是由资深风险投资人萨克斯参与起草。在近一小时的演讲中，特朗普宣称AI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革命之一”。随后，他拿起笔，签署了行政命令，加速推进这一产业。 现场的几乎所有重量级来宾都将从特朗普的这一行政令中获利，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和AMD的CEO，以及萨克斯的科技圈好友、同事和商业伙伴。 特朗普 其中一位受益者正是萨克斯本人。 708项科技投资 自今年1月起，53岁的萨克斯便担任美国联邦政府中最具优势的“双栖”角色：在华盛顿影响硅谷相关政策的同时，也在硅谷作为投资人开展工作。作为白宫的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主管，他的行动包括： 萨克斯为科技界的同行们提供了令人震惊的白宫接触机会，并致力于为AI公司扫清监管障碍。这些举措已使得英伟达等科技巨头有望斩获高达2000亿美元的新销售额。 然而，他推行的AI政策有时会与国家安全建议相左，这引发了一些白宫同僚的警觉，也让人质疑其政策优先级的合理性。 萨克斯还为个人利益做好布局。《纽约时报》对其财务披露的分析显示，他拥有708项科技投资，其中至少449项涉及与AI相关的公司，这些公司可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他的政策。 《纽约时报》发现，尽管这些企业自我标榜为AI公司、提供AI服务或将AI嵌入公司名称，萨克斯却在公开申报中将其中438项投资归类为软件或硬件公司。 萨克斯还利用其政府职位提升了旗下每周播客节目《All-In》的知名度，并拓展了相关商业版图。 利益冲突 最能体现萨克斯职位道德冲突及其利益交织现象的，莫过于今年7月那场AI峰会。萨克斯最初计划由其与其他科技投资人共同主持的播客《All-In》作为论坛主办方。根据《纽约时报》获取的招商方案，《All-In》要求潜在赞助商每人支付100万美元，以获得峰会私人招待会及其他活动的参与机会，这些活动“将特朗普总统与顶尖AI创新者聚集在一起”。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一安排引发部分美国官员强烈担忧，以至于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Susie Wiles)亲自介入，以防《All-In》成为论坛的唯一主办方。 特朗普前顾问、硅谷亿万富翁的批评者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指出，萨克斯堪称本届政府道德冲突的典型范例，直言“科技大佬们已然失控”。 “这种日益崛起的科技寡头统治，正将白宫引向万劫不复之路。”班农表示。 萨克斯之所以能身兼政府职务与私营企业工作，是因为其“特别政府雇员”的特殊身份。白宫通常将此头衔授予为政府提供临时咨询的专家。他为政府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 萨克斯 今年3月，萨克斯获得白宫颁发的两份道德豁免令。文件称，他已出售或正在出售其大部分加密货币与AI资产。豁免令声称，他剩余的投资项目“尚未达到可能影响政府公务的实质规模”。 然而，萨克斯的情况尤为特殊，他持有数百家科技公司的投资，而这些企业都可能从其参与制定的政策中获益。根据其自行申报的公开道德操守文件，他既未披露在加密货币和AI相关公司剩余股份的具体价值，也未说明他所承诺剥离资产的出售时间，这使得外界难以判断其政府职务是否已带来私利。 白宫发言人莉兹·赫斯顿(Liz Huston)为其辩护称，萨克斯已处理了潜在利益冲突，并强调萨克斯的见解“是特朗普总统巩固美国科技主导地位议程的宝贵资产”。 萨克斯的发言人杰西卡·霍夫曼(Jessica Hoffman)对此表示，“利益冲突的说法是错误的”。她表示，萨克斯完全遵守特别政府雇员规定，政府道德办公室仅要求其出售特定类别AI公司的投资，并非全部。她还强调，萨克斯的政府职务反而令其蒙受损失，而非获利。 硅谷渊源 萨克斯的白宫之路始于硅谷。 1990年，他作为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来到这片科技热土，结识了彼得·蒂尔(Peter Thiel)等同学。后来，萨克斯与蒂尔以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一起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该公司后来发展为电子支付公司PayPal。 2002年，在eBay以15亿美元收购PayPal后，这群人开始相互投资。萨克斯不仅投资了马斯克的火箭公司SpaceX，也资助了蒂尔与他人联合创办的数据分析公司Palantir。反过来，蒂尔则支持了萨克斯的企业通讯创业公司Yammer，该公司于2012年被微软以12亿美元收购。 2017年，萨克斯创立风投公司Craft Ventures，投资了数百家创业公司，其中不乏友人创办的企业。三年后，他与杰森·卡拉卡尼斯(Jason Calacanis)、查马斯·帕里哈佩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 Friedberg)等投资人好友共同创办了《All-In》播客。 2006年萨克斯与马斯克 2022年，萨克斯向支持JD·万斯参议院选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100万美元，自此跻身共和党政治核心圈。万斯曾经是一名为蒂尔工作的科技投资人。 去年，萨克斯在旧金山豪宅为特朗普举办了一场1200万美元的选举筹款晚宴，这场宴会让特朗普印象深刻。 “我喜欢大卫的豪宅，”特朗普两周后在《All-In》节目中说，“这房子真不错。” 胜选后，特朗普团队邀请萨克斯加入政府。他表示愿意，但前提是可以继续在Craft Ventures 工作。他最终如愿以偿。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萨克斯在12月谈及他的双重职位时说。 结盟黄仁勋 萨克斯为硅谷领袖打开了白宫大门，其中一位重磅访客就是英伟达CEO黄仁勋。 据三位知情人士称，在萨克斯进入美国政府前，他和黄仁勋素未谋面。但是今年春天，两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这段关系对双方均有利可图：现年62岁的黄仁勋希望获得政府许可，将英伟达炙手可热的AI芯片销往全球。对萨克斯而言，推广英伟达技术能够扩大AI产业规模，帮助自己及其好友的AI投资获益。 黄仁勋与特朗普 在白宫会议上，萨克斯符合了黄仁勋的观点，主张与中国AI竞争的最佳方式是向全球输出美国技术。据五位了解白宫讨论内情的人士透露，他着力废除拜登时期对英伟达等美国芯片企业向海外销售芯片的限制。他还反对一些让让外国公司难以为国际数据中心购买美国芯片的规定。 在摆脱这些限制后，萨克斯于5月飞赴中东，签署了向阿联酋出口50万颗美国AI芯片的协议，这些芯片主要由英伟达供应。知情人士称，如此庞大的数量令部分白宫官员警觉。 但是对于英伟达来说，这笔交易是一个重大胜利。分析师预计，该公司有望从芯片销售中获得高达2000亿美元的收入。 萨克斯的发言人霍夫曼称，萨克斯的政策主张源于广泛征询而非仅听信黄仁勋一人，并强调其“希望整个美国科技体系获胜”。她表示，萨克斯持有的资产未从阿联酋交易中获利分毫。 英伟达发言人迈林·曼格琳丹(Mylene Mangalindan)表示，该公司海外AI芯片销售的主要对接人是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 萨克斯在5月的《All-In》播客节目中大肆宣扬了这笔阿联酋交易。他表示：“我会把‘赢’定义为全世界都围绕美国AI公司进行整合。” 对萨克斯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取消美国对华直接芯片销售禁令。 据四位熟悉讨论的人士透露，在白宫，萨克斯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该禁令无意中帮助了中国，因为它将芯片销售转向了英伟达的中国竞争对手华为。 今年7月，萨克斯与黄仁勋将这一论点带到了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中。会议结束前，特朗普批准英伟达向中国销售芯片。(作者/箫雨)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Science 一个曾被公共卫生界忽视的局外人，如何成为科学界最有权势的人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1 月《大西洋月刊》杂志，印刷版标题为“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Science.” 作者：迈克尔·舍雷尔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 摄影：Elinor Carucci 照片说明：小罗伯特·F·肯尼迪身着灰色西装，双手举至下巴，紧握一串深棕色念珠（此姿势为他向摄影师提议） 小罗伯特·F·肯尼迪（下称肯尼迪）从小就隐约知道，命运可能将人推向可怕的境地。“我总觉得我们都卷入了一场伟大的斗争，”他曾写道，“世界是善恶交锋的战场，而我们的生命将在这场冲突中耗尽。”他9岁时叔叔遇刺，14岁时父亲遭遇同样的命运。今年秋天，当他得知好友查理·柯克被枪击时，我恰好坐在他身边。当时我们正乘坐国民警卫队C-40C“快船”运输机从芝加哥飞往华盛顿特区，肯尼迪的一名顾问含着眼泪在他耳边轻声告知了这一消息。“哦，我的上帝，”他说道。 国民警卫队乘务员分发了加热后的鸡肉墨西哥玉米饼，肯尼迪没有接受，而是选择了他的随身助理为他准备的一夸脱原味有机草饲酸奶。几周前，一名认为自己接种新冠疫苗后中毒的男子向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CDC）园区发射了近200发子弹，击中6栋建筑并导致一名警察死亡。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肯尼迪负责监管疾控中心，他刚告诉我，其安保团队最近分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他自身生命面临威胁。“备忘录称，针对我的怨恨已‘超过致命阈值’，”他说。肯尼迪对这份威胁评估表现出非凡的平静，他放下勺子，直接对着容器大口喝完了酸奶。 在美国公众对机构的不信任感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即便是科学界等曾经不可撼动的专业堡垒，也因新冠疫情遭受重创，肯尼迪已然成为一面罗夏墨迹测验——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他要么是揭露真相的斗士，要么是头脑狂热的疯子——折射出美国人对搅动全国的民粹怒火的不同理解。我曾告诉肯尼迪，我想了解他从自由派民主党人、环保活动家转变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核心人物及肯尼迪家族“异端”的历程，因为我认为通过审视他的蜕变，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助力缩小政治鸿沟。他表示理解但持怀疑态度：“是啊，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他说着笑了起来，话语未完。 肯尼迪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他将一些全球最负盛名的科学和政治领袖视为江湖骗子，称自己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手下的部分专家为“生物娼妓”，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的诚信可被其监管的行业收买。他驳斥了关于疫苗的大部分科学共识，声称疫苗可能是慢性疾病流行率上升的根源。在我们从芝加哥起飞的几天前，肯尼迪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称一名美国参议员撒谎，另一名则荒谬可笑。委员会两党多数成员（包括两名共和党医生）均表示担忧，认为他支持的疫苗政策会危及美国儿童的生命。肯尼迪辩称，像我这样的记者与公共卫生界合谋，向美国人民隐瞒真相。这个国家正陷入分裂，而肯尼迪正站在分裂的风口浪尖。 “整个医疗界都有巨大的利益牵涉其中，而我现在正威胁到这些利益，”他告诉我，“特朗普总统允许我这么做，我感到很惊讶。” 一年前，保守派青年组织“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创始人柯克曾与肯尼迪共同举办活动，当天肯尼迪结束了其不切实际的总统竞选，并宣布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在活动中表示：“约翰·肯尼迪（JFK）和老罗伯特·肯尼迪（RFK Sr.）此刻正在天堂注视着我们，他们非常、非常自豪。”如今，当我们飞越俄亥俄州时，没人知道柯克是否能活下来。在飞机前部，同样随行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的助手们正利用机上Wi-Fi在社交媒体上观看枪击事件的恐怖视频。肯尼迪的顾问回来时，带来了一份为部长的X（原推特）账号准备的帖子草稿：“为你祈祷，查理。” “改成‘我们爱你，查理。’”肯尼迪指示道。 三天后，肯尼迪刚从乔治敦附近的一个周六上午成瘾者十二步戒瘾会回来——这个社区长期以来是肯尼迪家族的聚居地，但他现在称之为“自由派飞地”——他给我发信息说，想继续我们关于国家社会崩溃的对话。 他在戒瘾会上的大多数人“第一次见到我时可能都吓坏了，因为你知道，他们读《纽约时报》、看CNN，所以对他们来说，我有点像个怪物，”他说，“但久而久之，我变得非常受欢迎。” 这让他燃起希望：在戒瘾会之外，我们也能缩小分歧。他说，社会的某些部分本应独立于政治运作，科学便是其中之一。“科学的全部目的是探索存在的真相，”他说，“它不是主观的，而应是客观的。我相信，只要能展开对话，科学就能成为一个找到共识的地方。” 但问题是，这种对话早已破裂。1900年，美国三大死因是肺炎、肺结核和腹泻病，这些疾病每年共导致约1%的美国人死亡，惊人的是，30%的死亡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身上。到本世纪末，疫苗接种、抗生素、清洁饮用水、改善的污水处理和病虫害防治大幅降低了传染病的致死率。如今，幼儿占美国死亡人数的比例不足1%，预期寿命延长了近30年。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归功于科学家和立法者的努力：他们检验假设、建立共识以通过政策，然后在新证据出现时修正共识。 但大约从2010年开始，预期寿命的长期稳步增长陷入停滞。心脏病、癌症、中风和肺病等慢性疾病现在位居死亡榜前列——影响约1.3亿美国人，占美国每年4.9万亿美元医疗支出的90%。我们是全球健康状况最差的高收入国家，充斥着处方药广告，同时受各种替代疗法的健康产业影响。民主党民意调查公司Navigator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0%的美国人认为医疗系统“是为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设计的，美国人越生病，它们赚的钱就越多”。 肯尼迪旨在利用大多数人的不满来重塑公共卫生体系。他之所以确立这一目标，源于他数十年作为诉讼律师的经历，专注于起诉污染企业对美国水资源的污染。在职业生涯后期，他开始认为制药公司和食品公司对美国人的健康造成了类似的“污染”。肯尼迪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核心前提是：现代科学存在偏见，这种偏见会导致生命损失——监管机构已被行业俘获，医学期刊因逐利而腐败，甚至美国儿科学会等受人尊敬的组织也存在短视的群体思维，伤害儿童利益。 Elinor Carucci for The Atlantic 多年来，肯尼迪一直是个爱找茬的局外人，科学界对他视而不见。即便现在他身居美国卫生官僚机构的顶端，肯尼迪仍表示，公共卫生当局（他称这些人的信念更接近宗教而非科学）不愿与他接触。他指责反对者回避关于疫苗的争论：“15年来，他们为什么一直拒绝与我对话？15年来，我一直要求有人站出来和我就此进行辩论，”他告诉我，“他们的反应是‘哦，别和他辩论，他太疯狂了，你不想给他平台’。” 2017年，肯尼迪认为自己终于获得了阐明疫苗观点的机会。在特朗普的坚持下，肯尼迪和包括疫苗安全诉讼律师艾伦·西里在内的一些盟友，带着84项研究前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称这些研究支持他们关于疫苗存在未被认可危险的主张。 “我们试图与他沟通，我们想和他辩论，”前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约书亚·戈登告诉我。他和同事们参加了会议，辩称现有研究表明疫苗与自闭症等疾病之间没有关联，并解释了为什么肯尼迪引用的论文“存在疑点”。但戈登说，“肯尼迪和西里拒绝参与实质性讨论”。 肯尼迪和西里则坚称，是医生和科学家拒绝沟通，西里还公布了一些电子邮件，显示戈登最终以让他们咨询疾控中心为由结束了对话。这次会议坚定了肯尼迪的信念：他面对的是一个不愿正视挑战其世界观证据的“邪教组织”。 如今，肯尼迪与其手下工作人员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8月下旬，肯尼迪要求特朗普解雇他亲自挑选的疾控中心主任——她刚获得参议院确认仅四周——因为肯尼迪确信她与该机构的科学工作人员结盟，与自己作对。他还替换了疾控中心疫苗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认为该委员会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决策不科学且受行业影响。他的团队利用社交媒体指名道姓地攻击科学记者。 甚至他新加入的政党中的一些成员也对此感到震惊。今年2月，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比尔·卡西迪（胃肠病学家，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共和党主席）投下了确认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的决定性一票。作为肝病专家，卡西迪曾治疗过因出生时感染乙肝而导致肝硬化的患者，而这种疾病通过新生儿疫苗接种即可预防。尽管卡西迪迄今为止拒绝放弃对肯尼迪的支持，但他反对部长关于乙肝疫苗对新生儿可能存在危险的说法。 “我已邀请比尔·卡西迪等人坐下来，一起仔细研究这些研究，看看哪些是正确的，”肯尼迪告诉我，“这必须通过真正的辩论和对话来实现，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没有真正合适的场所进行这种对话。” 当我向卡西迪转达肯尼迪的不满时，这位参议员表示，他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经常互相分享科学文章和论文。“我发现他经常把同一篇文章发给我不止一次，”卡西迪告诉我。但他说，每当卡西迪指出文章中的“统计缺陷”时，肯尼迪都会说他认为这些缺陷“无关紧要”。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肯尼迪向我推荐了许多研究，意在让我相信这场辩论不存在两种有效立场，只有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不是科学家，坦白说，我在是否每年接种新冠和流感加强针方面一直犹豫不决，对其益处感到困惑。而现在，美国最有权势的公共卫生官员却让我——一名政治记者——来评判一场关乎生死的医学辩论。 我联系了保罗·奥菲特，他是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儿科医生，也是肯尼迪疫苗观点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奥菲特参与发明了轮状病毒疫苗，该疫苗已缓解了全球幼儿住院的一个主要原因。肯尼迪经常攻击他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因为包括他所在医院在内的疫苗专利所有者向他支付了部分销售收益。这一指控完全基于间接证据：奥菲特早期的轮状病毒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而非私营企业；他倡导疫苗接种并撰写关于疫苗益处的书籍，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为了利益而有任何不当行为。和我为撰写本文采访的许多人一样，奥菲特曾收到激进分子的死亡威胁，这些人认为他对疫苗的支持是致命的，有些人甚至将目标对准了他的孩子。 奥菲特告诉我，肯尼迪是个“骗子”和“糟糕的人”。我请他解释原因。“我说什么都没用，”奥菲特说，“他认为医学期刊被行业操控，政府被行业操控，我也被行业操控，但他错了。”奥菲特继续说道：“如果他有数据证明自己是对的，那就该死的发表出来。他做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些数据。” 我问奥菲特是否有办法扭转公众对科学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我认为除了让病毒和细菌来‘教育’人们，别无他法，到那时人们才会意识到他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说。 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2011年至2024年，申请疫苗强制接种非医疗豁免的幼儿园学生比例翻了一番，超过3%。佛罗里达州刚刚宣布终止学校疫苗强制要求，爱达荷州则通过了一项禁止此类要求的法律。卡西迪的办公室一直在监测百日咳（一种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细菌感染，又称哮吼）发病率的上升情况。卡西迪的初步假设是，红州疫苗接种率的下降将在数据中体现出来。肯尼迪则反驳称，现有数据不够具体，无法表明新感染病例是否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今年6月，我第一次为撰写这篇文章采访了肯尼迪，地点在他位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总部六楼的办公室。这栋建筑是粗野主义风格的灰色混凝土大楼，形似一个巨大的空调机组。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这栋楼感觉像监狱；部长则指出，如果不是因为窗户深陷，他本可以欣赏到美国国会大厦穹顶的美景。 肯尼迪今年71岁，但在举重、人工晒黑、精心饮食和睾酮替代疗法的帮助下，他看起来更像漫画人物而非老年人——古铜色的脸庞轮廓分明，眼睛是天蓝色的。他在工作中坚持严格的着装规范：像他父亲有时穿的那样，深色刺绣窄领带，西装外套在他健美的胸部和二头肌上显得有些紧绷。他经常从衬衫口袋或办公桌抽屉里拿出Zyn尼古丁袋，塞在下唇和牙龈之间。当我问他如何将自己的尼古丁习惯和晒黑行为与联邦政府反对这两种做法的健康建议相协调时，他在椅子上动了动：“我没有告诉人们应该做我做的任何事，”他说，“我只说‘保持健康’。” 肯尼迪告诉我，他的工作人员认为接受我的采访是个错误。在他人生的前50年里，全国性杂志称赞他是公共服务者、肯尼迪家族的潜在继承人——甚至如《时代》杂志1999年所言，是“地球英雄”。《纽约杂志》1995年宣称“真正重要的肯尼迪”，赞扬了小罗伯特·F·肯尼迪的环保倡导。2006年，《名利场》将他与乔治·克鲁尼、朱莉娅·罗伯茨一起登上其“绿色特刊”封面。 但大约20年前，当他开始声称疫苗中的汞添加剂可能导致自闭症流行时，正面报道戛然而止。当时，疾控中心等机构的流行病学研究就反驳了这一说法。不愿阻碍救生疫苗接种的编辑们不再刊登吹捧他的文章，转而发表批评性报道。“全是攻击性文章，”他告诉我，“每一篇都是——丑陋、充满仇恨的东西。”他说，20年来，关于他的只有“负面文章”。 然而，新冠疫情之后，他的人气飙升。和特朗普一样，肯尼迪借助了民粹主义反对专家权威的浪潮。“我在街上时，每个街区都会被人拦下三次，他们说爱我，”他说。根据盖洛普8月的一项调查，肯尼迪是特朗普内阁中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42%的美国人对他持正面看法，与总统本人相当。公众对肯尼迪品格和诚信的攻击自然让他感到困扰，但他想让我知道我并非威胁。“如果他在这篇报道中搞砸我们，”他回忆起对工作人员说的话，“那也只是自由派报纸上又一篇糟糕的文章，并不会真正伤害到我。” 反正他认为我以前就“搞砸”过他。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23年春天，当时他正在挑战乔·拜登总统，争取民主党提名。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报道聚焦于他的核心观点：权贵阶层在向美国人民撒谎——关于疫苗、环境威胁、他父亲和叔叔的遇刺事件等等。他讨厌这篇报道，主要因为我在标题中使用了“阴谋论”一词，他认为这是精英阶层对“锡纸帽阴谋论者”的侮辱性称谓。我将他归为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描述的“美国偏执风格”的继承者，同时承认权贵阶层的秘密阴谋（如烟草公司、情报机构）有时确实存在。 他的回应是给我发了一封几乎是我原文两倍长的电子邮件，附带78个脚注。（当时，他正因《华盛顿邮报》参与一个旨在打击网络虚假信息的联盟而起诉该报。）“你对我的报道完美反映了你雇主及其同谋的公开意图：打压非主流观点，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他写道。几周后，在一个播客节目中，他指责我“参与了一个阴谋，一个真正的阴谋”。 我从未收到过政客这样的电子邮件。如果我真的腐败透顶，他为什么还要花几个小时写回复？我突然意识到，肯尼迪相信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探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装出来的，”迈克·帕潘托尼奥告诉我，他是肯尼迪的前法律伙伴，21世纪中期曾与他在自由派广播网络Air America共同主持节目，“那种愤怒是真实的。” 我和肯尼迪一直保持联系。2023年10月，在民主党初选选民中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下，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重新启动总统竞选。尽管他甚至没有获得一张选举人票的明确路径，但他一直没有停止，直到2024年8月宣布支持特朗普——几周前，他还公开称特朗普迎合了“国民心理中一些最黑暗的冲动”。 最近，在他镶木地板装饰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办公室里，我们再次交谈。他靠在一张超大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旁边摆放着他撰写的五本抨击联邦医疗体系的书籍之一《真正的安东尼·福奇：比尔·盖茨、大型制药公司与全球民主和公共卫生战争》。坐在这个位置上，他掌管着联邦预算的四分之一，监管着约17%的美国经济。我问他，如何解释自己从被蔑视的活动家变成公共卫生机构的负责人？ “我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天意，”肯尼迪说。 肯尼迪告诉我，如果我想把这篇报道写好，就需要和他的主要副手交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杰伊·巴塔查里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专员马蒂·马卡里，以及前心胸外科医生、电视医生穆罕默德·奥兹——他因大肆宣传可疑的“奇迹疗法”而闻名，如今负责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这三位医生和肯尼迪一样，都表示新冠疫情改变了他们，他们认为公共卫生当局在疫情期间处理不当。他们曾反对政府关于疫苗强制接种和戴口罩的法令。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肯尼迪关于疫苗的所有观点，但他的副手们都认同他的总体看法：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崩溃。 疫情初期，斯坦福大学医生、卫生经济学家巴塔查里亚与人合著了2020年《大巴灵顿宣言》，该文件反对全面新冠封锁，主张允许健康人群聚集，同时仅隔离老年和体弱者等重症或死亡高风险群体。为此，巴塔查里亚遭到斯坦福大学同事和更广泛科学界的排斥：后来公开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当时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告诉同事，他们需要“迅速且毁灭性地发表文章驳斥”这份宣言。（当时美国每月有上万美国人死于新冠，医院不堪重负，濒临崩溃。）巴塔查里亚随后收到了死亡威胁——这是如今公共卫生工作中常见的现象——他现在将新冠疫情时期比作启蒙运动前的欧洲，当时伽利略因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观点而被天主教领袖监禁。 “当时只有相对少数的科学家能够决定所有科学和整个社会的是非对错，”巴塔查里亚告诉我。如今，即使是那些在疫情期间领导公共卫生应对工作的人也承认，新冠疫苗强制接种可能适得其反，社交距离措施持续时间过长，戴口罩可能对限制传播作用不大——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死亡率会高出多少。 根据同行评审研究，新冠疫苗大幅降低了该疾病导致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但肯尼迪喜欢强调，随着病毒变异，疫苗未能像科学权威最初暗示的那样预防感染。肯尼迪还驳斥了关于疫苗挽救生命的数学模型，并表示疾控中心对新冠死亡人数的估计因政府的“数据混乱”而被夸大。毫无疑问，疫情的严重性——高峰期每月有超过9.5万美国人报告死亡——改变了美国与医疗权威的关系。根据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2020年至2022年，公众对疾控中心的信心从82%降至56%，该国至今仍未恢复。 肯尼迪的副手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杰伊·巴塔查里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专员马蒂·马卡里，以及负责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穆罕默德·奥兹 肯尼迪的团队将此归咎于拜登政府时期的前任官员。当我与马卡里会面时（他在被任命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专员前是胰腺外科医生），他表示，在不确定时期，一种危险且适得其反的“群体思维”可能会占据主导。肯尼迪及其盟友指出，公共卫生当局曾敦促社交媒体平台遏制新冠虚假信息的发布，从而扼杀了辩论。肯尼迪本人也曾被Instagram封禁。在一条社交媒体帖子中，他称棒球巨星汉克·阿伦86岁的死亡“是接种新冠疫苗后老年人可疑死亡浪潮的一部分”。批评者指责肯尼迪毫无根据地猜测阿伦的死因，并引用法医办公室的说法称阿伦死于自然原因。反过来，肯尼迪指责批评者在没有进行适当尸检的情况下排除了疫苗相关的可能性，并要求进行尸检。 新冠疫情的经历让肯尼迪、马卡里、巴塔查里亚和奥兹结成了“被排斥者联盟”。“我们成了叛逆者，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你会认为，尤其是在学术医学领域，你应该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奥兹在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只标本蜜獾，象征着无畏和进取。 特朗普连任后，肯尼迪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领导团队候选人聚集在奥兹位于棕榈滩的豪宅中——这栋房子有10间卧室，面积18559平方英尺，离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不远。这栋房子的建筑师与肯尼迪童年时度假的海滩边那栋豪宅的建筑师是同一人。“它有同样的气味，”他说。早上，肯尼迪会邀请身边的人一起去海里游泳或扔橄榄球，然后他的团队才开始讨论美国医学的未来。肯尼迪的朋友拉塞尔·布兰德——喜剧演员、演员，同为成瘾康复者，在英国被控强奸和性侵犯（他拒不认罪）——有时会加入他们。肯尼迪说，在棕榈滩的那些日子验证了他进一步脱离民主党和家族大部分成员的决定，因为他们仍然是特朗普的主要反对者。肯尼迪告诉我，聚集在奥兹家的共和党人“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人，这与我成长过程中对共和党的看法不同。对我来说，在那里最令人惊叹和振奋的是，人们并没有像民主党人想象的那样，坐在房间里思考‘如何为富人减税、压榨穷人’，而是在说‘如何让每个美国人都过得更好’。” 有一次，斯坦福大学的领导来访，却遭到肯尼迪和奥兹的盘问，询问该校为何调查巴塔查里亚在疫情期间的职业行为。曾经的“局外人”如今成了“权威人士”。 肯尼迪现在将他与总统的关系比作“当你和一个你越来越喜欢的人约会时”。他们是在2024年7月特朗普遇刺未遂事件后开始会面的。肯尼迪开始相信，他以前对特朗普的印象——“夸夸其谈的自恋者，缺乏好奇心，不读书”——是错误的。“有一天，他和我一起坐在飞机上，我们谈论叙利亚，他给我画了一张中东地图，非常精确，”肯尼迪告诉我，“然后他还画出了每个国家的兵力，以及各个边境的兵力部署。”特朗普会向肯尼迪背诵体育琐事，并讲述华尔街主要金融家的净资产。 “我不得不开始将特朗普视为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正在对抗根深蒂固的权力和深层政府，以及国家与企业权力的融合，”肯尼迪告诉我。他承认，这让特朗普成为一个奇怪的“悖论”——“因为他至少是自乔治·W·布什以来最亲商业的总统。” 这番话出自肯尼迪之口，着实令人惊讶——21世纪初，他曾将布什支持企业的环境政策比作欧洲法西斯主义者的行径。我问他，如何调和自己对布什的批评与在一位任命石油高管克里斯·赖特（他最近称阿尔·戈尔的气候变化警告为“无稽之谈”）担任能源部长的政府内阁中任职的行为。“克里斯·赖特的世界观很多元，”肯尼迪告诉我。 几十年来，小罗伯特·F·肯尼迪一直称自己是“罗斯福/肯尼迪式自由派”。对“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接纳让他失去了朋友，并使家族关系紧张。2022年，在一场反对疫苗强制接种的集会上，肯尼迪将美国的新冠应对措施描述为极权主义，并警告称新技术将赋予政府比纳粹对欧洲安妮·弗兰克更大的控制权。对此，他的妹妹凯丽·肯尼迪在X平台上发帖称：“鲍比（罗伯特的昵称）昨天的谎言和煽动性言论既令人作呕，又具有破坏性。”当小罗伯特·F·肯尼迪自己的妻子谢丽尔·海因斯（因在HBO剧集《抑制热情》中饰演拉里·戴维的妻子而闻名）公开批评他的这些言论时，他道歉了。肯尼迪和罗得岛州民主党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曾是亲密朋友，甚至参加过彼此的婚礼。如今，当怀特豪斯在公开听证会上询问肯尼迪时，语气中充满了蔑视。“你有我的手机号码，”在9月的最后一次财政委员会对峙中，肯尼迪对这位前朋友说，“七个月来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消息。给我打电话，我很乐意和你见面。”（肯尼迪说，怀特豪斯在10月底回应了他的提议，表示愿意见面，此前怀特豪斯的参议院办公室拒绝了《大西洋月刊》的置评请求。）最近，他的表妹、约翰·肯尼迪的孙女塔蒂亚娜·施洛斯伯格（身患晚期癌症）在《纽约客》上写道，她“躺在病床上看着鲍比违背逻辑和常识”成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并指责他削减癌症研究资金。（肯尼迪拒绝置评。） “尽管遭到嘲笑仍坚持己见，这足以说明他救世主式的自我认知，”纽约民主党政客马克·格林（肯尼迪的另一位前朋友）最近告诉我，“他可悲地神志不清，竟然认为拜登比唐纳德·特朗普更反对言论自由、更法西斯。” 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尼迪和他的团队围绕其部门的组织理念达成了一致。“这是一个1.73万亿美元的‘扭曲激励机制’集合体，”他告诉我，“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制药公司——所有人的赚钱动机都源于让人们保持生病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激进措施。 接下来的一年充满了争议、变革和新举措。肯尼迪和特朗普政府通过解雇和促使退休的方式，解雇了约四分之一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员工，包括大部分高级职业工作人员和疾控中心数千名员工——肯尼迪称疾控中心是“蛇坑”。早些时候，肯尼迪与埃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团队合作，取消了数亿美元的研究补助金，并为白宫削减40%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金的预算提案辩护，尽管他表示如果国会做出不同决定，他也会接受更多资金。“我和埃隆就此谈了很多，”肯尼迪告诉我，“一开始你必须采取一些破坏性措施。”否则，“你会失去动力。” 5月27日，他在疾控中心引起轩然大波，宣布其部门将不再建议健康儿童或孕妇接种新冠加强针，理由是临床试验尚未充分证明这些人群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职业工作人员对此感到愤怒；肯尼迪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潜在危害数据来支持撤销现有建议，而且众所周知，新冠感染会增加母亲和胎儿的风险。“我知道这些决定会伤害人们，”疾控中心新冠疫苗高级顾问拉克希米·帕纳焦塔科普洛斯（因肯尼迪的新政策而辞职）告诉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从事这项工作一辈子的人，在我看来，他手上沾满了鲜血。” 几天后，肯尼迪解雇了疾控中心负责推荐疫苗接种计划的17名委员会成员，并替换为一个较小的小组，该小组立即下令从流感疫苗中去除汞防腐剂硫柳汞，尽管疾控中心仍称硫柳汞“非常安全”。肯尼迪的新委员会还为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联合疫苗的接种设置了障碍，援引默克公司和疾控中心过去的研究发现，联合疫苗接种后发热性惊厥的发生率更高。肯尼迪还取消了5亿美元的mRNA疫苗研究联邦补助金，称该技术对快速变异的呼吸道病毒效果不佳——这一结论遭到医学协会的质疑。 在其他领域，他推动了左翼健康活动家、健康博主以及许多主流科学界长期以来寻求的变革。他发起了多项举措，包括审查婴儿配方奶粉成分、发布氟化物使用新指南、限制学生使用手机、禁止销售非法调味电子烟、取消学校全脂牛奶销售限制，并说服12个州的州长禁止使用食品券购买含糖汽水。他宣布计划探索限制直接医药广告和向儿童推销不健康食品的措施，增加医生的营养教育，降低部分药物价格，在超加工食品包装正面添加标签，并要求对食品添加剂进行更多测试。在肯尼迪领导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压力下，主要食品生产商宣布将从谷物和糖果中去除某些石油基食用色素。 肯尼迪的副手们称他对新科学充满好奇，并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巴塔查里亚告诉我，2025年德克萨斯州爆发了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他私下建议肯尼迪认可麻疹疫苗是预防该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当你给他提供证据时，他会根据证据改变主意，”巴塔查里亚说。肯尼迪确实随后称麻疹疫苗有效——但同时强调父母应自行决定，并推广鱼肝油等有争议的麻疹症状治疗方法。 彭博社 / 盖蒂图片社 2025年9月22日，肯尼迪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罗斯福厅，当时总统敦促孕妇不要服用泰诺，激怒了医学界。 部长还大量阅读科学研究。8月，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安德里亚·巴卡雷利发表了一篇现有科学综述，暗示孕期服用泰诺可能与儿童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发展有关。肯尼迪告诉我，他花了一个周末阅读了70项相关研究。他与巴卡雷利交谈，开始直接与该领域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发短信，并要求现在拥有泰诺品牌的凯德维亚公司（Kenvue）派科学家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向他汇报。 肯尼迪得出了一系列相当微妙的结论——比他的上司随后表达的观点更为微妙。众所周知，孕妇高烧会导致新生儿不良后果。因此，他告诉我，任何建议不要服用退烧的泰诺的公共卫生建议都必须谨慎权衡。但当他向特朗普简要介绍自己的发现时，肯尼迪说，总统的回应是建议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泰诺警告。 “你不能这样做，”肯尼迪说他告诉总统，“这其中有微妙之处，你不能让人们害怕服用泰诺，而且你会遭到强大制药公司的强烈反对。”特朗普的回应是：“我才不在乎。”几周后，马蒂·马卡里发布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咨询说明伴随着这一公告，要求医生在治疗低热时谨慎使用该药物，但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泰诺与发育障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然而，特朗普对微妙之处缺乏耐心。“不要服用泰诺，不要服用，”总统在9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拼命抵抗，不要服用。”医学界对此表示愤怒。美国儿科学会、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和其他著名健康组织发表声明，建议医生和患者无视特朗普的建议。 尽管如此，肯尼迪仍赞扬总统的无畏和同情心。几个月前，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小罗伯特·F·肯尼迪将特朗普比作约翰·肯尼迪总统——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合作，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我的叔叔曾试图这样做，但他被杀害了，这件事从未完成，”肯尼迪坐在特朗普旁边说，“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位能够站出来为美国人民的健康发声的总统。” 在一个沉浸于自身神话的家族中，小罗伯特·F·肯尼迪一直对“卡米洛特传奇”（指约翰·肯尼迪总统时期的理想主义时代）的悲情与宏伟特别敏感。他的父亲鼓励他阅读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尤利西斯》等英雄诗歌，小时候的鲍比（罗伯特的昵称）还背诵了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如果》和《冈加·丁》。 亚瑟王的传说引起了这个男孩的共鸣——他更感兴趣的是在森林里捕捉蝾螈和蛇，而不是功课。T·H·怀特的小说《石中剑》（讲述年轻的亚瑟在梅林的指导下成长的故事）是他的最爱。“这就是我对鹰猎产生兴趣的原因，”肯尼迪告诉我。11岁时，他的父亲给了他第一只红尾鹰。肯尼迪给这只鸟取名为摩根勒菲（亚瑟王的女巫同父异母妹妹）。 黑白档案照片：老罗伯特·肯尼迪微笑着站在人群上方，双臂张开与人握手 美联社 1968年，罗伯特·F·肯尼迪竞选总统，三个月后遇刺身亡 但当他的父亲被谋杀后，鲍比·肯尼迪的母亲埃塞尔·肯尼迪不得不独自抚养11个孩子，而当时的世界正充斥着青年反叛运动。肯尼迪记得，1969年夏天的一天，他在科德角参加了一个告别派对，送别一位即将前往越南的年轻士兵。他说，那年夏天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致幻剂）从加利福尼亚传来，那天晚上他搭便车回家时，有人给了他一剂。当时他最喜欢的漫画书《石头之子图罗克》讲述了生活在史前动物中的美洲原住民的冒险故事。在漫画的一个情节中，美洲原住民食用了一种致幻水果。“我会看到恐龙吗？”肯尼迪告诉我他当时问给她LSD的人，“我对古生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我解释道。这或许是人们决定服用致幻剂的最独特理由。 当药物效果消退时，当地一家餐馆柜台上他已故父亲和叔叔的照片破坏了他的“旅程”。就在那时，另一群孩子给了他一剂冰毒。最初的快感强烈到足以让他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几个月内，他就前往纽约市第72街购买2美元一剂的海洛因。“我从小就给动物用药和注射，所以对我来说，用针头给自己注射药物并不是什么难事，”他说，“我们镇上还有其他孩子在注射兴奋剂。”当时他15岁。 2025年1月，特朗普宣布将提名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后，他的表妹、约翰·肯尼迪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发表公开信反对他的确认，部分原因是她目睹了他年轻时吸毒的经历；她指责他带领家族其他人“走上成瘾之路”。她将年轻时的鲍比描述为像他饲养的猛禽一样的“捕食者”，称他变得“沉迷于关注和权力”。“他的地下室、车库和宿舍房间是毒品交易的中心，他喜欢炫耀如何将小鸡和老鼠放进搅拌机喂他的鹰，”她写道，“那常常是一个充满绝望和暴力的反常场景。” 当我把这些话读给肯尼迪听时，他几乎没有反应。“我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反驳，”他说，“成瘾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恋的。” 当他被哈佛大学录取时（他的父亲、叔叔和祖父都曾就读于该校），他已经被多所寄宿学校开除，因持有大麻被捕，并与母亲疏远。十几岁时，他曾跳上火车前往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区与嬉皮士厮混，并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木材营地工作。他的海洛因成瘾持续了14年，贯穿了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习生涯，以及他与同为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学生的埃米莉·布莱克的第一次婚姻（1982年结婚）。1983年9月，他在飞往南达科他州的航班上过量吸毒。他被控持有海洛因，被判处两年缓刑，并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康复机构度过了接下来的五个月。他离开治疗中心后不久，比他小一岁左右的弟弟大卫·肯尼迪在棕榈滩的一家酒店房间内因吸毒过量死亡，当时其他家族成员正在附近的肯尼迪庄园聚会。 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1972年的一场名人网球锦标赛上，那是他上大学前的夏天。 罗恩·加莱拉 / 盖蒂图片社 肯尼迪和他的妹妹凯丽·肯尼迪（最近呼吁他辞去政府职务的家族成员之一）在1974年。 罗恩·加莱拉 / 盖蒂图片社 尽管肯尼迪说他戒毒后就再也没有服用过海洛因，但他仍然认为自己的大脑有点像“配方药房”，能够将任何东西——攀岩、鹰猎、性——都变成毒品。2024年，《纽约杂志》与记者奥利维亚·努齐解约，因为该杂志发现她与去年采访过的肯尼迪存在不当私人关系。（本文印刷版付印后，关于他与努齐关系的更详细指控浮出水面。肯尼迪拒绝置评。）肯尼迪孩子的前保姆告诉《名利场》，他在她23岁、他45岁时对她进行了性骚扰。文章发表后，肯尼迪在给保姆的短信中道歉，尽管他说不记得她描述的事件。“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公开表示，“我有很多丑闻，如果它们都能投票，我可以竞选世界之王。” 20世纪80年代初康复后，肯尼迪说他通过匿名戒酒会的常规和原则重塑了自己——结合了精神信仰、彻底的透明度和对服务的专注。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告诉他的安保人员，无论前往哪里，他每天都必须参加十二步戒瘾会。自从从洛杉矶搬到华盛顿后，他一直保持着这一习惯。我问他，作为一名正在康复的成瘾者，这对他还有多大影响。“我认为这塑造了我的一切，”他说。即使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他仍在为其他康复者提供支持。“我一直都在接听相关电话。” 在他自己看来，从海洛因成瘾中康复让他从诅咒中解脱，重新回归生活。“经历过那种地狱般的生活，”他告诉我（转述他吸毒时读到的一句话），让你对生活有了不同的视角，并获得了“一种救赎”的机会。为了重建自尊，他努力用一种超越自我的目标导向生活，取代成瘾带来的隐秘羞耻感。就这样，他以天主教信仰为基础的私人康复，与他反对他认为对美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公共斗争融合在了一起。但这或许也是他关于疫苗等问题的慷慨陈词如此充满激情的原因。“你知道，你必须完全致力于一种生活方式，”他在谈论十二步戒瘾法时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约瑟夫·坎贝尔式英雄之旅。” 康复后，他建立了“哈德逊河守护者”（Riverkeeper）——一个致力于保护哈德逊河和纽约其他流域的非营利组织；创办了一家环境律师事务所；与布莱克离婚；第二次结婚，妻子是建筑师玛丽·理查森；并开始了一场反对化学物质危害人类健康的终身斗争。2010年，在结婚16年后，他向理查森提出离婚；理查森指责他多次不忠，而他则称她存在虐待行为。在这场激烈的诉讼结束前，理查森自杀身亡。2014年，肯尼迪与海因斯结婚。他有六个孩子，两个与布莱克所生，四个与理查森所生。 作为一名诉讼律师，他成绩斐然：他赢得了对通用电气（污染哈德逊河）、杜邦公司（西弗吉尼亚州锌冶炼厂污染）和孟山都公司（草甘膦涉嫌致癌——草甘膦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除草剂之一“农达”的关键成分）的诉讼。许多案件都是他亲自辩护的。 美国最成功的诉讼律师之一约翰·摩根曾与肯尼迪合作处理2015年南加州天然气泄漏事件和2023年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火车脱轨事件后的诉讼。摩根说，律师分为三类：发掘者（寻找原告）、攻坚者（处理案件）和管理者（确保一切顺利进行）。肯尼迪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发掘者之一。“人们愿意追随他，”摩根告诉我。 尽管肯尼迪四十多年来一直在起诉环境污染者，但他对疫苗的关注是在患有自闭症孩子的母亲们开始出现在他的演讲现场后才开始的——其中一位母亲说服他阅读了一些暗示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联系的研究。疫苗可能会伤害人这一事实并无争议：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NVICP）的存在就证明了美国公共卫生界对此的认可。然而，这种伤害的频率和性质却存在很大争议。2006年至2022年，美国大约分发了50亿剂疫苗，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每100万剂疫苗仅支付约一次赔偿。肯尼迪认为，实际伤害率可能比报告的高出100倍。就像在反对企业污染者的斗争中一样，他将诉讼律师的工具运用到了疫苗斗争中——让受害者人性化，妖魔化反对者，并以大量研究和强烈的愤慨让听众折服。 与童话故事和法庭剧不同，科学并不总是提供清晰的叙事。初步结果可能无法复制，真实发现可能被统计噪音淹没，灾难性副作用可能需要时间才会显现。在不断探索真相的过程中，公众可能会感到困惑：人造黄油曾被视为健康的黄油替代品——直到研究发现它是导致每年5万人过早死亡的人工反式脂肪的来源；默克公司的药物万络（Vioxx）曾是神奇的止痛药——直到研究人员估计它与多达14万例额外心脏病病例相关；20世纪90年代的食物金字塔强调加工碳水化合物而非纤维和蛋白质，鉴于目前关于肥胖流行根源的研究，这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病态的笑话。 肯尼迪认为，更多人应该效仿他，直接了解科学。“‘相信专家’不是科学的特征，”他喜欢说，“也不是民主的特征，而是极权主义和宗教的特征。”但正如肯尼迪所建议的，让每个人都“自己做研究”——即使在纳米科学和基因组编辑等技术出现之前——也是不现实的。当我向肯尼迪暗示他现在正假定自己扮演健康专家的角色时，他予以否认：“我没有告诉人们要相信我，我告诉他们‘不要相信我’。” 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们经常就某个科学辩论的细节展开争论。例如，我提醒肯尼迪，早在2005年，他就曾表示，从大多数疫苗中去除硫柳汞将导致自闭症诊断率下降——但从那以后，硫柳汞已从大多数疫苗中去除，而自闭症诊断率却持续上升。他则反驳说，这可以通过同一时期疫苗中添加的铝以及一些流感疫苗仍含有硫柳汞来解释。但大多数孕妇和幼儿已经不再接种含有这种防腐剂的流感疫苗——这在肯尼迪禁止流感疫苗使用硫柳汞之前就已经是事实。 还有一次，他指出，美国作为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率很高的国家，仅占全球人口的4.2%，却占新冠死亡人数的19%。我反驳说，这些差异可能由其他因素解释，包括美国更全面的报告、更高的慢性病率、人口老龄化和寒冷的气候。他承认了所有这些因素，但表示他想表达的观点更狭隘：“认为拯救我们的唯一东西是疫苗的说法缺乏说服力。” 他给我发了一项辉瑞公司针对孕妇的新冠疫苗安慰剂对照研究，该研究显示，接种疫苗组的婴儿先天性异常发生率高于未接种疫苗组。我反驳说，辉瑞公司发现这种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他则回应说，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性的原因是研究规模不够大，而且“辉瑞公司一看到不好的结果就停止了研究”。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该公司存在恶意意图。“你为什么不问问辉瑞公司这件事？”他问，“你应该打爆他们的电话。” 于是我联系了辉瑞公司，该公司同意让一名参与其新冠疫苗项目的科学家接受我的采访，但要求我不透露该科学家的姓名以保护其隐私。这位研究人员告诉我，研究停止并非因为结果不佳，而是因为数据显示疫苗没有安全问题——这意味着，考虑到孕期感染新冠的严重风险，不让对照组接种疫苗是不道德的。 该研究人员还解释说，进一步调查确定，在最初报告的所有先天性异常中，只有一例发生在疫苗接种后（妊娠24周）。“你不能把接种疫苗前发生的事情归咎于疫苗，”该研究人员告诉我。 当面对与自己论点相矛盾的数据时，肯尼迪经常声称反对者存在恶意——他们的动机是利益或职业晋升。他作为诉讼律师的经历可能让这种反应成为本能。正如他的诉讼伙伴约翰·摩根告诉我的那样，起诉污染者和烟草公司后，很难不认为被告“从事的是蓄意谋杀业务”。肯尼迪将同样的视角应用于医疗界，称其由大型制药公司及其政府保护者推动——尽管大多数儿科医生、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都致力于帮助儿童和减少痛苦。 如果肯尼迪如此关注利益冲突，那么他重组后的疾控中心疫苗委员会呢？他任命的一些专家此前曾受雇担任疫苗安全诉讼原告的证人。肯尼迪本人除了作为诉讼律师赚取数百万美元外，还从“儿童健康防御组织”获得了丰厚的薪水——2022年为510,515美元，这是一个他从2016年领导至2023年的非营利组织，通过筹款争取更严格的疫苗监管。他的整个政治项目——他的竞选活动、被特朗普任命、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职位——都与他证明科学家在疫苗问题上欺骗公众的能力息息相关。如果他改变主意，他将失去很多。 在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多次表示，在一项新冠疫苗研究中，辉瑞公司发现“接种疫苗的人在研究结束时的全因死亡率高出23%”；他现在仍然这样说。他的这一说法基于他对辉瑞新冠疫苗早期试验的解读，这听起来很可怕——对于那些寻找理由怀疑官方健康建议的人来说，这是确凿证据。2020年这项试验的主要结论是，接种疫苗组的感染率显著低于安慰剂组（8例感染 vs 162例）。该研究跟踪了约4.4万人，他们被随机分为两组（双盲），一组接种新冠疫苗，另一组接种安慰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疫苗组有21人死亡，安慰剂组有17人死亡。（科学家用这些数字得出他们所谓的“全因死亡率”。）肯尼迪正是利用这些数字声称，研究发现接种疫苗会使死亡风险增加23%。 但我就此询问的科学家解释说，该研究的规模不够大，持续时间也不够长，无法揭示任何增加的死亡风险。此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称，研究中的所有死亡都与疫苗无关。（肯尼迪说这项审查是主观的。）肯尼迪的数字也具有误导性。在研究的双盲阶段，疫苗组有15人死亡，安慰剂组有14人死亡。（双盲阶段结束后，安慰剂组开始接种疫苗。）2023年，英国一家著名医学期刊的编辑彼得·多希给肯尼迪的团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称根据这些数字，关于该研究死亡率的正确结论是“疫苗组和安慰剂组的死亡人数基本相同”。 去年秋天，在我们的交谈和短信往来中，肯尼迪和我一直在重复两年前的争论。他会指出辉瑞疫苗研究中的全因死亡率数据。我会回应说，理解这些数据的科学家表示，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他所说的意思——我还会指出，即使在病毒变异成新变种后，观察性研究仍然表明辉瑞疫苗在预防住院和死亡方面仍然非常有效。 肯尼迪拒绝让步。他告诉我，当疫苗推出时，公共卫生专家“告诉人们‘这将拯救你的生命’，但他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23%的全因死亡率！这还不重要吗？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星球上。” 疫苗学家告诉我，他们生活在一个接受过阅读和解读数据训练的星球上——而不是一个你从研究中挑选数据、推断耸人听闻的结论，然后暗示这些数据显示疫苗导致死亡率上升，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星球。 和巴塔查里亚一样，肯尼迪倾向于引用伽利略的例子。但在肯尼迪的叙述中，反派不仅是逮捕伽利略并谴责其发现的神职人员，还有他的科学家同行——他们担心遭遇与伽利略相同的命运，拒绝通过他的望远镜观察。这个寓言将未被认可的疫苗危险视为夜空中的一个固定点，一颗超新星或月亮，任何愿意冒着声誉风险寻求真相的人都能发现。 埃莉诺·卡鲁奇 为《大西洋月刊》拍摄 2025年10月，肯尼迪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办公室里 查理·柯克去世四天后，肯尼迪要求再次与我交谈。他让女儿基克（Kick）安排了一次Zoom通话，以便记录我们的交流。我试图弥合分歧的努力并不顺利。 “你有点暴露了你的意图，”那个周日我们开会时他说，“你想表达的是，双方都不听对方的意见，都固执己见，都认为自己是基于科学的。”他称这是一种新闻手法。“这有点自私，因为你知道，记者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好吧，我正在观察一个双方对立的现象，而我处于中间’——一个无所不知的智者，”他说。他表示后悔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将我们的关系比作寓言中的蝎子和青蛙：蝎子请求青蛙帮忙过河，过河后却蛰死了青蛙。 “每一篇关于我的文章都是一样的，从来都不是基于科学的，从来都不是一场辩论，总是人身攻击，”他继续说道，“‘他是阴谋论者，他反科学，他是疯子，他脑子有问题’，或者关于熊的故事、鲸鱼的故事、狗的故事，诸如此类，他们总是聚焦于这些。”他认为，关于他过去这些丰富多彩经历的文章，都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论点实质的关注。“我挑战你，告诉我一个我谈论过的阴谋没有成为现实的，”他说，“我说草甘膦——农达——会导致癌症，比如非霍奇金淋巴瘤，这是阴谋论吗？三个陪审团都同意我的观点。我说新冠疫苗无法预防传播，这是阴谋论吗？现在每个人都承认了。我说口罩没有科学依据，这是阴谋论吗？现在每个人都同意了。学校关闭是一个错误。” 他还没说完。他愤怒地表示，人们利用他对父亲和叔叔遇刺事件的兴趣来诋毁他。“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父亲是被中央情报局（CIA）杀害的，我只是说有间接证据，”他说。他说，没有人解释他父亲尸检中的不一致之处——这些不一致与他父亲的唯一凶手是巴勒斯坦活动家希尔汉·希尔汉的说法相矛盾。“罗伯特·肯尼迪被从背后枪击了四次。我们知道希尔汉枪里的每一颗子弹都去了哪里，他击中了另外六个人，不可能杀死我父亲。所以，你知道，这是事实，是科学。也许你能找到一种方法，证明他可能绕到了我父亲身后。” 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你知道，一个真正的记者”会报道人们害怕他的论点，并且他们在否认事实，他说，“但我不认为《大西洋月刊》会允许你这样做。” “你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我说，“想必你可以打电话给疾控中心的任何人进行这场辩论。” “那个机构有2.1万人，我不会和每个人都进行个人辩论，”他回应道，“顺便说一句，他们正在离职，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当然，辞职的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我怀疑，为了在公众舆论法庭上获胜，肯尼迪更愿意与我辩论。 这一切似乎都相当无望。在我起草这篇文章时，我对自己无法建立科学进步通常所需的基本事实共识感到越来越沮丧。于是我给肯尼迪发了一条信息，描述了我的进展，并要求再次交谈。几分钟后，一位顾问回复短信：“今天下午1点在部长家见面怎么样？” 肯尼迪在确认任命几周后，买下了他在乔治敦的新家——离杰克叔叔（约翰·肯尼迪）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时居住的地方不远。一个室内门口装饰着四位近期共和党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老乔治·布什和特朗普——给他的签名便签。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巴拉克·奥巴马或比尔·克林顿的信件，这两位是他在支持特朗普之前最后为之竞选的总统。“它们在储藏室里，”他说。他的客厅里挂着一面1865年的美国国旗，肯尼迪告诉我，这面国旗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遇刺前不久收到的一面国旗是一对。 我们首先找到了至少一个共识点：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事实上，肯尼迪与许多共和党同僚意见相左，他表示“任何利用查理·柯克之死为审查制度辩护的行为都与他的价值观不符”。 但不可避免地，我们很快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肯尼迪建议我的故事结尾可以聚焦疾控中心网站上的一句话——“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在确认过程中，比尔·卡西迪曾让他承诺不删除这句话，以换取他的投票。但肯尼迪找到了一个变通办法。11月19日，他更新了该页面，在这句话旁添加了一个星号，并补充说明：“研究尚未排除婴儿疫苗可能导致自闭症的可能性。”尽管麻疹-腮腺炎-风疹（MMR）疫苗和硫柳汞已被证明与自闭症无关，但肯尼迪表示，他未能找到任何关于其他各种儿童疫苗可能导致自闭症风险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的缺失削弱了疾控中心网站这一说法的有效性。 基克坐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海因斯则在楼上修改她的回忆录最终稿。我问肯尼迪：作为国家卫生部长，他现在是否仍像过去那样认为科学证明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还是说他只是认为这个问题尚未被科学得出定论？他谨慎地回应：“我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你知道，我的看法并不重要，”他说，“我们需要的是科学，是确凿的科学。目前我们只有暗示性的科学证据。” 我曾就此问题与其他人交谈过。他们同意肯尼迪的观点，即并非每种疫苗都经过了自闭症发病率影响的研究。但他们认为，这样做并不紧迫，因为现有关于疫苗的高质量证据表明两者之间没有关联。约书亚·戈登曾担任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负责监督联邦自闭症研究，他告诉我，自闭症发病率的近期上升主要可以通过诊断标准的扩大和父母受孕时平均年龄的提高来解释。 “如果疫苗确实与自闭症有关联，那影响也非常、非常小，毫无疑问，即使你开展研究并明确证明了这种微小影响，它也远远不及疫苗带来的益处，”戈登告诉我，“认为开展这些研究后会得出不同的科学建议，这显然是错误的。”当我问他对肯尼迪质疑的疾控中心网站声明（“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有何看法时，戈登表示这是一种“通俗易懂的表述”，浓缩了科学共识，目的是鼓励人们接种救生疫苗。 斯坦利·普洛特金是美国顶尖的疫苗学家之一，也是医学院教材《普洛特金疫苗学》的主要作者，他传达了类似的信息。“我能说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吗？”他反问，“我只能说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关联。”他驳斥了肯尼迪引用的一些研究，认为这些研究设计不合理。他表示不反对开展一项新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但研究设计必须能够考虑到混杂变量。但他说，他不会接受“由带有偏见的人设计、旨在获得特定结果的研究”。 特朗普如愿当选总统，并任命肯尼迪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以落实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优先事项。这赋予了肯尼迪的科学政策民主合法性，尽管专业卫生专家对其潜在影响感到震惊。但当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时，我意识到肯尼迪正在提出一个我之前从未理解的论点——这是一个政策主张，而非事实主张。他表示，无论疫苗挽救了多少生命，政府在没有首先全面排除所有潜在风险的情况下推荐疫苗都是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只有包括结核疫苗在内的少数几种疫苗经过了足够的研究，达到了这一标准。肯尼迪曾削减过自己部门的预算，但现在他表示，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展数百项研究，调查疫苗与慢性疾病之间的潜在关联。“医学的基本原则是‘不伤害’，”当我们谈论新冠疫苗加强针时，他说，“除非你明确知道一项干预措施是安全有效的，否则绝不能对健康人实施——而我们并不知道新冠疫苗加强针是否安全有效。” 我问他：如果你在疫苗问题上是错的呢？六位前卫生部长、大多数疫苗专家以及几乎整个科学界都认为他是错的。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表明他的行为降低了疫苗接种率，却没有减少慢性疾病，反而导致病毒和细菌感染带来的痛苦和死亡增加，他会如何回应？ “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倾听，”肯尼迪说。这是我想听的答案。但随后他又一次列举了自己不会出错的理由：他谈到了疫苗生产商标签上列出的可能作为不良反应的慢性疾病；谈到了疫苗出现之前，其预防的疾病死亡率就已经在下降的证据；还谈到了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糟糕的政策决策和高死亡率。“你知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干预措施，”他说，“健康不仅仅来自注射器。”这位诉讼律师仍在努力串联起那些能导向他偏好结论的线索——这位美国政治世家的孤儿，从地狱归来，仍在为实现自己的宿命而奋斗。

作者：喻汀 你一年会换几个手机壳？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壳，似乎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刚需”。 打开购物网站，各种形状、图案、材质的手机壳看得人眼花缭乱，虽说价格分三六九等，但2块9还包邮的也不在少数。 那么，你会花500元买一个手机壳吗？ 可能很多人会直摇头，但香港有两个小伙，把均价500元一个的手机壳，成功卖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卖超36亿。 两人联手打造了被称为“手机壳中的爱马仕”——CASETiFY。 在无数质疑声中，CASETiFY不仅卖到天价，更成为无数年轻人的精神符号。 它，究竟有何魔力？ 从“小痛点”发现全球商机 2011年10月5日，是全球果粉疯狂的一天。 那天，iPhone 4s全球首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苹果旗舰店门前，队伍如长龙般排开。 人群中，一个名叫吴培燊的小伙子，激动地拿到了新手机。 然而，拿到手机后，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iPhone的玻璃背板很容易摔裂。于是，手机壳成了他不得不考虑的必需品。 但当他在网上搜索手机壳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既美观又有个性的款式。 作为一名设计师，吴培燊决定亲自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能不能设计一款既能保护手机，又能表达个性、与众不同的手机壳呢？ 吴培燊毕业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传播设计专业，曾在香港电视台担任设计师。凭借多年的设计经验，他坚定了要打造一款独具创意的手机壳的决心。 “身为设计师，我想创造强韧耐用又具时尚美感的产品，并将其作为表达自我的画布，让每个人肆意出彩。”吴培燊说。 ● 吴培燊 灵感来得很突然——当时，社交平台Instagram正风靡全球，吴培燊灵光一闪，为什么不把自己喜欢的照片做成手机壳呢？ 彼时市面上手机壳种类不多，且造型单一，既然这是自己的痛点，那么也一定是大众的痛点。这是一片未被发掘的蓝海。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好友杨子业，两人当即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做出一款可以定制手机壳的APP。 吴培燊负责设计，杨子业则负责技术，两人白天上班，晚上就凑在一起研究。 ● 吴培燊（左）和杨子业（右） 最终，他们开发出了一个名叫Casetagram的APP。 在这个APP上，用户可以用自己的照片定制手机壳图案，也可以自己设计，然后支付35美元，就能得到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手机壳。 35美元，就一个手机壳来说，并不算便宜，毕竟当年一只iPhone 4s也不过199—399美元。 究竟会不会有人买单，吴培燊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直到他们迎来了第一个订单。 ● 早期Casetagram页面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位顾客竟来自遥远的西班牙。 当Casetagram出品的第一只手机壳漂洋过海送到客户手里时，两人的创业之旅正式扬帆起航。 遇到了一个贵人 虽然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此后的订单寥寥无几，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直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降临—— 一天，吴培燊打开APP，发现服务器宕机了。 一查原因，原来是一天之内大量用户到访，导致处理器超载瘫痪。 很快他们发现，是一个顾客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他的定制手机壳，并热情推荐了Casetagram。 这位顾客，竟是英国顶级网红厨师Jamie Oliver，在Instagram上坐拥几百万粉丝。 ● Jamie Oliver的Instagram帖文 一时间，粉丝们纷纷涌入下单。 名人效应的第一把火，点燃了Casetagram的全球征途。 吴培燊意识到流量的重要性，他开始在Instagram上给网红发消息，推荐自家的定制服务。 这招很管用，“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让这些人购买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喜欢我们的产品，他们很可能会分享给他们的粉丝。”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名人使用了Casetagram的定制手机壳，体育巨星梅西、科比，以及著名女星凯莉·詹娜（Kylie Jenner），都把自己的照片印在了手机壳上。 ● 凯莉·詹娜拥有多款Casetagram定制手机壳 明星效应，使得Casetagram的订单像雪片般纷至沓来，雪球越滚越大。 当时，社交平台刮起了一阵Casetagram的风潮，人人以拥有定制手机壳为时尚。 吴培燊辞掉高薪工作，决心All in这场关于个性表达的冒险。 做“手机壳中的爱马仕” 然而，好景不长。 由于技术门槛低，Casetagram很快被模仿，别人不仅照搬照抄，还卷价格。 同类产品之中，Casetagram35美元的定价，变得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危机亦是转机。2014年，吴培燊和杨子业做了一个关键决定：升级品牌，重塑价值。 Casetagram正式更名为CASETiFY，定位从“定制服务”跃升为“引领自我表达的时尚潮流品牌”。 他们依然卖定制手机壳，但更贵了。 一只售价50-150美元，是普通手机壳的10倍还多。 可即便如此，CASETiFY在短短几年间，就创造了累计销售超1500万件的“恐怖战绩”。 小小一只手机壳，凭的是什么？ 一是奢侈品级别的高端定位。 吴培燊把CASETiFY定义为“手机壳中的爱马仕”。 深谙“口红效应”的他知道，年轻人或许买不起天价包包，但一个能彰显身份、品味的“社交符号”，500元绝对值得。 二是联名宇宙大爆发。 敞开怀抱，让手机壳成为全球艺术家的画布。 CASETiFY与世界级艺术家和明星联名，通过定制服务，满足用户的身份标识需求，如印姓名、偶像签名等。 还有迪士尼、哈利波特、海贼王、美少女战士、卢浮宫、可口可乐等超百个IP和国际品牌合作，可以说是“万物皆可CASETiFY联名”。 发展至今，CASETiFY已拥有3万多款设计，数量相当惊人。 ● CASETiFY官网数据 甜美可爱的、酷炫时尚的、简约大方的，总有一款让你心甘情愿掏腰包。 你还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字体、特殊信息、特定图案，甚至自己喜欢的排版，定制出一款独一无二的手机壳。 ● CASETiFY与电视剧《鱿鱼游戏》联名 三是军用级别品质。 在疯狂“整活”外表的同时，CASETiFY没有忘记一个手机壳的初心——防摔、耐用。毕竟失去了它最核心的功能，外表再好看，也只是花架子。 CASETiFY采用EcoShock™和TesseLock™等创新防护科技，成本是普通手机壳的3倍，扛得住军用级跌落测试，就算从3米高的地方摔下，也毫发无伤，形成了技术护城河。 第四，注重社交媒体与明星营销。 作为一个脱胎于社交媒体的品牌，CASETiFY从一开始就懂得流量传播的巨大影响力，不管是Instagram还是TikTok上，都有它活跃的身影。 精准投放KOL，紧跟时下潮流的热点，不错过每个热门话题和节点，与年轻用户建立精神联结，让#CASETiFY成为全球年轻人社交平台的流量密码。 如今，CASETiFY已经成为Z世代追求个性与品质的代表性选择，据统计，每七名年轻人中，便有一名曾接触过CASETiFY。 在颜值和品质的加持下，梅西、周杰伦、韩国女团BLACKPINK等明星都是它的忠实粉丝，明星人手一个CASETiFY，不仅大大增加了它的曝光度，也更加奠定了它“手机壳界爱马仕”地位。 最后，在售后服务上，CASETiFY也下足了功夫。 承诺“10天无条件退货或换货”，提供六个月产品质保服务，半年内出现泛黄或损坏都可以免费换新。 在线下门店，支持现场拿货，还专门开设了充电区和休息区。 设计力+科技力+营销力多维创新，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想不出圈都难。 小配件，大生意 2022年，CASETiFY总收入超3亿美元（约21亿人民币），稳坐全球个性化电子配件品牌头把交椅。 到2023年底，业务遍布180+国家和地区，线下体验店开进全球时尚地标。 “创建CASETiFY初期最大的困难是没人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不相信手机壳可以成为一项全球业务。”吴培燊回忆道。 而他和杨子业的成功，恰恰在于重新定义了手机壳市场的巨大潜力——它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工具”，而是承载个性、身份、审美甚至价值观的社交货币和精神符号。 贝哲斯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手机壳市场规模达154.76亿元，全球手机壳市场规模达到999.11亿元，预计到2028年，全球手机壳市场规模将达到1290.68亿元。 吴培燊坚信，“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创业十余年，他们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最开始，他们只是针对苹果手机用户，发展至今，CASETiFY的产品已经能适配华为、三星等安卓手机。 同时不断扩张产品线，开发出手机挂饰、耳机壳、平板保护壳、运动表带、弹韧防摔旅行箱等产品。 2024年，CASETiFY年营收达36亿元，当谈及2025年的目标，他们剑指年30亿美元（约215亿人民币）销售额。 ● CASETiFY弹韧防摔旅行箱，依然走的是高端路线，售价2000元以上 其实，CASETiFY最狠的一招，莫过于它让年轻人相信： 花500块换个壳，不仅是给手机换件“衣服”，更是给平庸日常，一键加载了个性十足的“人生皮肤”。 在这个追求极致表达的时代，一个小小手机壳撬动的，是价值千亿的情感经济。 这，或许才是CASETiFY“点壳成金”的真正魔法。 关于这个“手机壳中的爱马仕”，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 参考资料： [1] 刀法研究所丨单价500元狂卖22亿，CASETiFY如何成为手机壳界的“爱马仕”？ [2] 一别丨1个手机壳，1年卖了21亿元 [3] 品牌工厂丨手机壳里的“爱马仕”，它在海外卖疯了 [4] CNBC丨42-year-old started by turning Instagram photos into phone cases—now, his company brings in $300 million a year

凤凰网科技讯 12月1日，蔚来小喇叭发布关于上海车辆碰撞事故的说明。官方表示，12月1日13时15分左右，一台蔚来EC6在上海市青浦区垂姚路附近与同向车辆发生擦碰，随后变向高速撞向道路右侧混凝土隔离带，导致隔离带断裂、车辆受损。蔚来工作人员即刻收到车机安全系统告警，第一时间前往事故现场和医院，为用户提供必要协助。两位用户已及时就医，无生命危险。 根据蔚来官方说明，涉事蔚来车辆未开启辅助驾驶系统。碰撞后车门自动解锁、门把手弹开，车辆动力电池未出现安全风险。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警方调查中。 蔚来表示，对事件给用户造成的不便与损失非常关切，将持续提供必要支持，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工作。

外卖大战还会继续打下去么？ 京东、阿里巴巴、美团三家财报相继发布后，账面数据共同指向短期利润大幅下滑，美团甚至出现了利润的百亿巨额亏损。这让不少人追问：外卖大战还打不打，还有没有下半场？补贴势必减少，不会再打了吧？ 从财报电话会上，王兴、蒋凡等主导这场竞赛走向的操盘手的表态来看，围绕外卖的竞争仍不会结束，只是打法变了。 三季度阿里和美团同样投入三百多亿，淘宝闪购已经在维持优惠力度的前提下实现了减亏，这个路线图的下一步将在更多品类发力，尤其是品牌零售。而美团也在财报中提到，预计四季度竞争带来的亏损将延续。 这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外卖大战的下半场已经开启，只是打法变了，平台的心态也变了。 这个阶段的对抗，不再是王兴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这场竞争”下的补贴战、单量战，而转向生态战、体系战。 百亿级投入的代价 初步估算，2025年二三季度，阿里、美团和京东在短短半年内，一共在外卖业务上烧了超过1000亿元。这相当于请全国每人喝了三五杯奶茶。 此前，高盛研报预测，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的一年间，阿里外卖业务将导致利润减少410亿元，美团息税前利润将减少250亿元，京东外卖业务将导致利润减少260亿元。 根据三家的三季度财报表现看，高盛还是保守了。 美团三季度财报的直观表达就是，营收震荡，利润流血，核心本地业务遭冲击。财报显示，美团造成上市以来最大亏损，经营利润达负160亿元。 其中，外卖所在的核心本地商业板块亏损141亿元，去年同期则盈利14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团本季度销售和市场费用达343亿元，较去年同期多烧183亿，销售成本也增加了135亿，但这并没有换来核心本地商业的收入增长，反而下降了2.8%。 阿里中国电商业务有淘天这个电商基本盘造血、输血，但三季度经营利润还是从352 亿元跌到 54 亿元，少赚了85%。其中，三季度销售和市场费用为664.96亿元，比去年同期多烧了340亿元。 京东这边，虽然三季度的外卖补贴力度比不上美团、阿里，也没有单独披露即时零售损益。但京东Q3财报是增收不增利，包括外卖在内的新业务三季度亏损157.36亿元，营销开支同比增长110.5%至211亿元，多烧了约111亿元。其整体经营利润从120 亿元转为亏损 10.5 亿元。 资本市场的嗅觉和反应也很真实，阿里虽然因为即时零售业务暂时拖累了盈利，但AI和大消费的未来前景拉升了它的股价。今年以来，阿里巴巴港股累计涨幅达92.42%。美团和京东这对“难兄难弟”，股价则是一路走低。 王兴有句话说，“外卖价格战是低质低价的‘内卷式’竞争”。他附和的是“反内卷”的监管压力，以及对财务和经营等多重挑战的自我疏导。 美团无疑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外卖大战不等于外卖价格战，更不等于内卷。即时零售将带来消费生态的深刻改变，就像前些年打车大战一样，指向新的未来。 下半场打的是生态持久战 对王兴来说，一个比较好的迹象是，围绕外卖的竞争，打法已经变了。 阿里财报电话会上，蒋凡表示，“我们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看我们的机会，动态调整策略。” 美团在财报中对四季度展望中也有一个说明，预计四季度的经营亏损趋势将延续。王兴也作出根据竞争态势调整投资和策略的表态，还会“进行必要的投资，以保持领先地位”。 这意味着，外卖大战的节奏正在切换，“0元购”等冲单式的近身肉搏不再是常态。各家也不会想着一战击溃对手，而是回到理性的相持阶段，也就是一场烈度降低但维度更深的生态持久战。 实际上，外卖大战的主动权已经不在美团手里，也不在京东手里。打不打，怎么打，王兴、刘强东说了都不算。 掌握开火权的是后入场且善于集团作战的阿里。 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上，阿里管理层明确表示，淘宝闪购在订单结构优化、物流成本两方面，获得极大的优化。比如，最新的笔单价环比8月上涨超过两位数，笔单价的提升也带动了淘宝闪购整体GMV份额。 二季度阿里设定，规模提升会让经济模型（UE，指每单外卖）亏损缩小一半。本季度，淘宝闪购的单位经济模型亏损在收窄，相比7、8月亏损降低了一半。 此外，淘宝闪购也在带动相关品类与业务的上涨，数据显示，盒马、天猫超市闪购订单环比8月上涨30%。 效果涌现，淘宝闪购没理由收手，像传闻里说的，不打了。 图注：淘宝闪购新款骑士服 唐辰拍摄 在唐辰看来，这些数据和收益支撑了徐宏的四季度展望。淘宝闪购在补贴上的投入减少，极大归功于阿里商业生态的体系化能力。 随着饿了么、飞猪、盒马等业务的整合，大会员体系的完善，高德等业务的协同，形成高效作战“集团军”，其通过扩大规模，提升效率，实现减亏甚至盈利，都是可以预期的。 蒋凡曾说，不能离开规模谈效率，这是即时零售版的大力出奇迹。淘宝闪购是他的一把钥匙，打通阿里电商业务集团下的各个消费板块，期望的不是单量，而是实现从“大电商平台”到“大消费平台”的转型，三年后为平台带来万亿级成交额。 阿里不上强度，美团和京东也得以有喘息的机会，开始猛补外卖生态。 美团在守成中开拓。一方面，美团加大餐饮行业的直接补贴力度，如20亿元的直接助力金、3亿元支持店型模式创新、5亿元推动“明厨亮灶”新基建。小象超市、快乐猴等线下项目也在供给侧补全；同时，美团还在海外积极布局，与滴滴的外卖大战，将其出海业务推到舆论焦点。 另外一方面，美团加大研发投入。三季度虽然巨亏，但其研发投入69亿元，同比增长31%，是财报中难得的亮点。 京东也在逐步适应大战节奏并调整策略，试图为外卖这个高投入业务找到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比如，在供给侧，七鲜超市、七鲜小厨、七鲜咖啡等创新业态，都在尝试为供应链故事里加入新的内涵。 最新的动作是，京东推出独立的外卖APP。京东CEO许冉明确表态，外卖业务的长期目标是成为“可以独立生存的业务”。 京东在外卖上走的是一条差异化路线，其品质外卖定位、供应链内核以及全职骑手五险一金等福利政策，都决定其无法进行一场大水漫灌的补贴大战。三季报电话会上，京东管理层强调，公司在竞争中保持了“相对理性”的态度，第三季度外卖业务的整体投入环比收窄。 或许可以猜测，京东在外卖领域若能守住1000万的日均单量，这个规模就足以撬动其它业务的发展。 外卖大战的长期意义 对阿里和京东来说，一场强度可控的持久战，既可以防住美团对电商业务的蚕食，也可在进攻中推动自身业务的整合，并分化用户对美团的即时零售认知心智。 三家财报都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非餐饮配送以及对电商业务的带动数据被重点提及。比如王兴强调质量，称美团继续在中高价订单市场GTV的领先地位，实付超过30元以上的订单有70%以上的份额；京东表示，外卖带来的最早一批用户向其他业务的转化率已接近50%；淘宝闪购非茶饮订单的占比上涨到75%以上。 外卖大战，已经脱离餐饮配送等传统外卖叙事，进入远近场融合的新形态，变成即时零售为核心的生态持久战。 但美团并不想被卷入这样一场持久战中。相较还有电商主业的京东，美团更为被动。外卖是其最大的流量入口，盘活了其核心本地商业等业务模式。 一旦美团陷入消耗战，其发展节奏就会被打乱，此前标榜的系统化优势构筑的本地生活护城河，也会被挖开一道缺口。 对王兴来说，这场战打得难受，不想打又不能不守城。就像光子星球指出，美团此前建立的一套平衡机制已然被打破，这场仗打赢了并不能让自己有多少提升，也就是维持原有水准；而打输了则意味着要丢掉部分市场份额，继而动摇其“高频打低频”的流量根基。 淘宝闪购虽然已经拿到了外卖大战的主动权，但在更广阔的即时零售市场，如何实现生态更高效的协同，还是需要极高的智慧和策略去平衡。同时，蒋凡也要提防来自正面战场的突袭，除了美团，拼多多、抖音电商均在电商供给侧大肆扩张。 晚点LatePost提到，没有参战的抖音和拼多多暗度陈仓。抖音到店和电商都在加速逼近第一名，拼多多电商和社区团购继续增长，储备更多现金。 而京东在大战的后期减少了投入，尽力平衡外卖与其他业务之间的费效比关系。对刘强东来说，留在即时零售的牌桌上，就有机会在新的万亿市场分到一杯羹。 这也可以说，外卖大战进入生态持久战，阿里、京东、美团，包括伺机而动的抖音、拼多多，争夺的并不是餐饮配送业务的那几个钢镚，看中的还是整个即时零售市场的话语权。 而在这轮大战中，从外卖到即时零售，再到电商和其他OTA业务，这条从高频到低频、从近场到远场的链路，已经跑通了。 接下来真正的消费生态变化，也还是会很精彩。

最近，AI眼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互联网巨头、车企、传统眼镜品牌集体涌入AI眼镜赛道，包括小米、百度、阿里、理想、Rokid、影目科技、雷鸟创新等企业均推出AI眼镜产品，争夺下一代人机交互入口。 11月27日，阿里旗下夸克在北京一口气发布S1、G1两大系列共6款AI眼镜，内置千问大模型，把支付宝、高德、淘宝等生态装进视野，官方定位“随身超级助理”。 12月3日，理想汽车Livis AI眼镜也将正式亮相，主打“戴着走的理想同学”，双摄像头+拾音器，可远程控车、听音识曲、第一视角拍摄，正式吹响车企跨界号角。 一边是互联网巨头用生态抢入口，一边是车企把AI眼镜做成“车轮上的外挂”，2025年年底的“百镜大战”即将全面开火，也许2026年就是AI眼镜元年。 01 AI眼镜，膨胀的“蛋糕” 1. 规模 根据IDC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达406.5万台，同比增长64.2%。如今的AI眼镜正从概念验证期迈入规模化商用的临界点，AI眼镜有望成为AI应用的重要载体，其解放双手、增强感知、连接虚实的特性将重构人机交互方式。 中国市场2025年市场规模约百亿元级别，且2025年Q2单季出货66.4万台，同比增长145.5%。 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AI眼镜的长期潜力依然被看好，三年内产业规模将突破千亿元。 2. 泡沫 AI眼镜的叙事越来越宏大和多元化，资本“画饼”同时新兴产业过热必定会带来泡沫，要理性看待AI眼镜。 目前，AI眼镜尚处于功能验证期，“尝鲜”是用户的主要体验原因。 今年上半年，京东平台智能眼镜成交量同比增长超10倍，平均每9天就有一款新品上市。但行业机构统计显示，京东、天猫等平台AI眼镜退货率约为30%，抖音平台更是高达40%-50%。 高退货率的背后，“功能实用性不足”是消费者反馈的核心问题，用完即收同样消耗消费者心智。 中国传统眼镜年销量约1.2亿副/年，整体眼镜消费规模突破2000亿元。日常佩戴框架眼镜（含近视、远视、老视）约3.6–4.0亿人，占全国人口30%左右。 传统眼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眼镜对于近视人群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刚需。 如今的AI眼镜，缺乏技术革命和新的商业模式。更像是把手机的部分功能堆砌在眼镜上，通过AI辅助使用，只提供了人机交互入口而不是新的生态。 02 AI眼镜是玩具还是工具？ 1. 不可能三角 AI眼镜有着性能、轻量、续航的不可能三角。 更强的算力需要更高功耗的芯片，而这会缩短续航；更长的续航需要更大电池，但这会增加重量；更轻的重量是全天佩戴的前提，但又会限制电池容量和散热空间。 这就意味着，不同的玩家对于AI眼镜有着不同的取舍。 从目前已推出的AI眼镜来看，在续航方面主要采取两种方案。主流的是采用笨拙但体积更大的镜腿，通过牺牲美观性和轻量性来解决，例如小米AI眼镜、小度AI眼镜、雷鸟V3等已经上市的AI眼镜，相比普通眼镜可以说都是“宽腿粗框”。 还有就是夸克AI眼镜采用的可拆卸电池设计，这保证了眼镜本身的美观，电池可插拔配合上随身充电设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续航问题。不过要随身携带电池和随身换电仓，轻量化上就稍有欠缺。 在“超级电池”没有诞生之前，以上两种都不算完美的方案，会是行业通行的两种选择。 2. 弱智能交互 智能眼镜并不是一个新概念，2012年谷歌推出的Project Glass，就因为科技感的外观，和只要眨眨眼就能拍照上传、收发短信、查询天气路况等操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智能眼镜热潮。 然而，价格昂贵和应用过少两个问题，智能眼镜的热度直至近期才又一次热起来。 相比过去的智能眼镜，将AI能力融合的新一代AI眼镜，从智能交互视角来看获得极大扩展。传统的如拍照、视频、通话等能力延续下来，而支付、导航、识别万物等能力，给予它们更多的使用场景。然而，从一些测评和用户使用反馈来看，仍然处在弱智能交互的范围。 夸克AI 眼镜与淘宝、支付宝、高德等应用的整合较为深入，「识价」功能可识别商品并显示淘宝同款价格，手机上的高德地图的导航也能通过两个终端的连接在眼镜中投屏显示，支付宝的看一下支付也能连接眼镜直接使用，使其应用场景更多元。 尤其是AI的支持，你可以通过语音提问，让眼镜回答甚至显示答案。不过，还是考虑到体积问题，无论是电池、芯片、硬件等都要在极小的空间里配置，因此智能交互能力仍比之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要弱上不少，阻碍了更多用户的热情。 3. 昂贵的价格 如果说，笨重、难看和弱智能是AI眼镜的缺点。相对其他数码产品的昂贵价格，就是把很多喜欢“尝鲜”用户阻挡在市场之外的唯一原因。 就算它缺点多多，不过一些新奇的玩法，仍然令人充满兴趣。只不过普遍价格较贵这一点，让很多玩家望而却步。 根据京东智能眼镜半年报，2025年上半年智能眼镜均价从2000元以上下降到1500元左右。但要想买到一款“像样”的AI眼镜，2000元只是起步价格。以夸克AI眼镜为例，S1和G1两个系列，想要一台配备微显示屏的S1，最低到手价为3799元，就这还只是单色显示。要是预算2000元以内，只能购买没有微显示屏的G1，两款AI眼镜虽然是一起发布，可带屏和不带屏，无论使用体验还是功能上，都是巨大的差别。 相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五六百元可以买个基础款，当下AI眼镜的定价普遍过于昂贵了。 笔者作为数码爱好者之一，在三个问题的影响下，还想等等看看，毕竟一款实用性尚可的AI眼镜目前要拿出小四千的成本购买，而普通AI眼镜提供的服务又实在太少，这种情况还是观望比较好。 03 破局在语音交互和微显示 相比最早的谷歌Project Glass，当下AI眼镜普遍从实用性上获得巨大突破，逐渐成为新一代极具潜力的智能硬件品类。 好消息的是，谷歌与XREAL联合打造的新款Project Aura，传闻将于2025年年底发布，2026年发售。 毫无疑问，在一众科技大厂的研发投入和推动下，AI眼镜是比之智能手表更具备潜力的一个品类。因为它只需要带在眼睛上就可以，且拥有即时的特性，而使用智能手表时人需要抬手才可以看到屏幕，并且要用另一只手进行操作，便捷性上远落于后者。 只不过AI眼镜也存在自身短板，就是无法触摸操作。其实，从新一代AI眼镜们的使用特点上能看到，语音交互对于它们而言是天然适合的交互方式。比如说，夸克AI眼镜的支付宝支付，机主本人通过语音能够直接唤醒支付宝（声纹不匹配），外人就不可以，把安全性和便利性结合。 可以说，语音交互方式的边界就是AI眼镜的边界，虽然AI眼镜上也有按钮可以满足一些主流功能控制，可更丰富的场景需要语音交互的深度配合。 对于目前的AI眼镜来说，配不配备微显示屏，体验和实用性上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以导航来说，无论拿着手机还是抬手看智能手表、智能手机都不算很方便，若能配合AI眼镜，就非常轻松惬意。但是，没有微显示屏，用户只能通过AI眼镜的语音提示使用导航能力，而拥有显示功能后，用户就直接从眼镜上看到导航指示，区别不可谓不大。 同样，无论是AI识万物还是和大模型能力的连接，普通AI眼镜只能通过语音进行提示，而具备微显示的AI眼镜，就可以从小屏幕上直接进行文字甚至图片展示。 从我们日常生活场景来说，在上下班通勤、开车、外出旅游等非常多场合，用手去操作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并不方便。只需挂在耳朵上的智能眼镜，拥有天然的便利优势。可这些优势，需要更为丰富的语音交互和微显示两个能力进行支撑。 无论如何，现在AI眼镜正展现出当年智能手表、智能音箱等硬件品类的魅力，目前看能力尚且较弱，还承担不了人机交互的强势工具这一地位。可其展现出的潜力，已经非常诱人。 当它告别玩具这一属性时，必然也是自身爆发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