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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群  7月7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7.2054元，较前值调升44个基点。当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升值，报收7.2306，贬值曲线似乎有所平缓。 不过拉长时间看，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快速升值至6.7附近，然后掉头走贬。5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年内首次跌破7；6月1日跌破7.1，6月26日跌破7.2，6月30日跌至新低7.2258。 同时，一则海外新闻报道引发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原因的议论。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30日，阿根廷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和人民币结算的方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了于当天到期的27亿美元外债。这是阿根廷首次使用人民币偿还外债。 而就在6月上旬，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4.5万亿比索，有效期三年。 有观点认为，阿根廷大量抛售人民币，导致人民币贬值。不仅阿根廷抛售人民币，俄罗斯等与中国央行进行本币互换的国家，也在抛售人民币，进而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贬值。 “部分国家通过本币互换，在离岸市场上抛售人民币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人对央行开展的货币互换有误解。 赵庆明解释，在国际上，两个国家央行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之后，并非立刻就能启动，货币互换实际上是危机预防机制的一部分，当互换货币的一方国家出现货币危机时，才可以根据协议取得对方国家的货币，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防止货币危机进一步演变。中国近年签订的本币互换协议除了危机预防外，还可用于两国间贸易的本币结算，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动用，从过往的实例来看，本币互换协议下动用的人民币额度非常有限。 赵庆明进一步解释，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货币互换有很大不同，更类似于用本币作为抵押去获得对方的货币贷款，往往用于国际收支危机或者是说货币危机，或者用于本币向下结算的资金缺口，动用这部分资金有着较为严格的条件。根据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去年底其他国家动用的货币互换下的人民币仅有887.77亿元。 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与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新加坡、澳大利亚、欧元区、瑞士、俄罗斯、卡塔尔、加拿大等在内的4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中国银行研究院报告显示，央行货币互换主要是为了降低双边经贸交易成本，减少在国际支付和结算过程中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荡、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情况下，可降低国际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流动性危机对本国实体和金融部门的冲击，起到稳定本币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目的。 “经过多年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很难有单一大玩家可以控制。”领彧资本CEO李琦向记者表示，对于近期市场提及较多的某些国家可能在国际外汇市场抛售人民币，造成了这次人民币贬值的说法，从数据上看是缺乏逻辑的。 李琦解释，按权威机构披露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量来看，2022年的全球交易额大约是每天三四万亿元的规模，其中包括最主要的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市场，相比之下阿根廷可自由使用的互换额度仅为700亿人民币。从阿根廷披露的数据看，6月的平均每天交易额仅为2亿人民币，对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俄罗斯的互换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实际每日能够使用的量也是有限的，而且货币互换不改变外汇敞口状态，影响是短暂的，因此货币互换对手方的行为，远不如跨境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的变动来得重要。 “即使俄罗斯从其他渠道获得很多人民币在市场上抛售，这种说法也不靠谱。”赵庆明认为，整个境外机构持有的人民币也不过三四万亿元规模，折算为美元为四五千亿美元，即使俄罗斯能持有1/3，集中在一两天内抛售，兑换成美元、欧元等货币，也只有一两千亿美元的规模，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在今年5月的人民币存款规模为8504.5亿元。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字显示，全球约75%的离岸人民币支付款额经香港处理。因此可以推算，全球离岸人民币规模大约为1.13万亿人民币。 “今年2月与5月、6月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发生了两次显著贬值。2月贬值的主要原因是美元指数显著走强，人民币有效汇率并未下降。与此相对的是，5月、6月贬值的主要原因可能并非美元指数走强，更可能是内部因素，由此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显著下降。”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认为，从内部因素来看，与2023年一季度相比，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显著走弱，这可能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的重要原因。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认为，短期来看，人民币贬值压力依然存在。一方面，美联储7月再次加息的概率较大，将继续支撑美元短期强势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市场信心的恢复还需要一定时间。长期来看，考虑到本轮美联储加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美元指数未来大概率高位回落，在政策进一步发力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好前景，未来人民币企稳基础在增强。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晓晖 在公告了董事长周炜因为涉嫌行贿罪被立案调查之后，2023年7月6日傍晚，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253.SZ，下称“卫宁健康”）对深交所的回复函中，披露了董事长周炜被茂名市监察委员会留置调查的更多细节。 此前一日（7月5日），卫宁健康称，公司于2023年7月5 日收到茂名市监察委员会的《立案通知书》和《留置通知书》，周炜先生因涉嫌行贿罪被立案调查及实施留置。 周炜被采取留置措施的细节和之后公司应对的细节，于7月6日卫宁健康的回复函中披露： 2023年7月1日（周六）上午八时，周炜在上海家中被茂名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茂名市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现场口头告知家属暂时不要将此信息告知公司，他们会另行通知公司。 2023年7月2日（周日）下午六时左右，公司工作人员接到茂名市监察委员会的电话通知，告知公司周炜先生自 2023年7月1日被留置，并称后续会将正式通知书邮寄给公司。 卫宁健康工作人员获悉后立即将上述信息汇报给公司副董事长刘宁先生和董事会秘书靳茂先生。公司在知悉上述信息后，第一时间排查相关知情人名单，由公司副董事长刘宁先生召集第二天即7月3日上午主持召开内部闭门会议商讨应急处置方案，同时公司向监管部门汇报上述事项，并连夜起草相关公告，于 2023 年7月3日（事发后第一个交易日）早间开盘前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卫宁健康423,802,3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3%。 另据经济观察网记者向茂名当地人士了解，周炜涉嫌行贿被立案调查或许跟其在茂名当地开展的业务有关，具体情况不详。 此外，裁判文书网的一份司法文书显示，卫宁健康曾卷入岳阳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钟利明受贿案，具体细节如下： 2016年上半年，岳阳市中医医院启动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招标工作。被告人钟利明在考察了投标人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后，倾向于该公司中标。在后续协商期间，卫宁健康按岳阳市中医医院的要求，与提供ＰＡＣＳ应用软件的海南中信明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承建该项目的协议。卫宁健康的代表黄某还私下向钟利明许诺中标后会送给钟利明100万元。为确保卫宁公司中标，钟利明指示医院信息科邀请卫宁健康参与招标文件的制作。2016年8月，卫宁公司顺利中标。为向钟利明表示感谢，黄某于2016年9月30日和12月15日分二次送给被告人钟利明现金共计98万元。 2022年报显示，卫宁健康主要从事医疗信息化业务，致力于提供医疗健康卫生信息化解决方案，业务覆盖智慧医院、区域卫生、基层卫生、公共卫生、医疗保险、健康服务等领域。 2022年，卫宁健康公司战略升级为“1+X”战略。“1”是基于统一中台的 WiNEX 系列产品，实现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数字化；依托开放互联的卫宁数字健康平台 WinDHP，构建行业数字基座“+”，汇聚并数字化医药健险各方能力；通过能力交换兑现价值，在数字空间构建出数字化产品、数据服务创新、互联网医院、医药险联动等“X”个数字健康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医疗机构能力，持续丰富医疗数字化生态。 从卫宁健康当年的业绩看，2022年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43.65 万元，同比下降 71.33%。 董事长周炜涉嫌行贿被查的消息披露之后，卫宁健康的股价大跌，从10.96元跌至最低的7.50元，跌幅超过30%，市值蒸发了约70亿。 经济观察网记者将继续追踪报道。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胡艳明  今年以来，徐峰所在的外贸公司，业务开展得颇为理想。 上半年，他们已经有了将近40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这差不多是2022年全年的数额。近段时期人民币持续走贬，明显助力提升了这家公司的利润水平。 “正常利润之外，上半年基本上有15%左右的利润是由汇率变动带来。”7月初，在深圳从事多年外贸业务的徐峰告诉经济观察报。 过去一年半时间里，汇率变化跌宕起伏，让企业感受如同坐上“过山车”。今年5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破7”后，6月30日触及7.2730低点。 7.2730，这个快速抵达的低点，拨动了很多进出口企业的“心弦”。 面对汇率的大幅变化，很多外贸企业都会面临一个“灵魂”问题：汇率波动如何应对？ 某股份行江浙地区分行的外汇业务主管丁晓东建议，企业通过锁汇的方式，根据企业的固定的账期来进行汇率锁定，避免汇率波动；通过银行的一些币种的融资来锁定汇率的风险。 景顺亚太区（日本除外）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庭认为，人民币在近期的表现主要是源于利率差异，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在“放宽”而美联储在“收紧”，这就有机会导致资本转向收益率更高的区域。人民币汇率允许在中间价的上下2%区间内交易，但政策制定者正密切关注，以免其过于波动。 额外的收入 2012年大学毕业后，徐峰到深圳从事外贸工作，其公司主要从事传感器、仪器仪表等工业类的产品，出口到中欧、东欧、南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十多年的时间里，徐峰也深刻感受到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尤其是近两年，双向波动幅度明显加大。 2022年3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前期触及6.3048元高点后，开启贬值之路；2022年9月20日跌破7后，在11月1日触及7.3280。此后人民币又开始升值之旅，到了2023年2月2日到达6.7221。然后又开始走贬，人民币汇率在5月18日再次破7，6月30日触及7.2730低点。 基于外汇的不断变化，徐峰所在的公司采取了针对汇率走势的不同“策略”。“这几年的汇率，大都维持在6左右，大部分时候不到7，我们的定价也是基于6.4左右定出来的。因此说现在人民币贬值的部分，对我们来说都是额外的收入。” 徐峰坦言，在这个行业，即使现在人民币贬到七块三，客户也不会要求降价，因为传感器行业利润点偏高，国外同行的竞品价格远远高于他们公司，所以依然很有市场。 对于前十大客户，徐峰所在的公司会用到“平均汇率”，也即前三个月的平均汇率来和客户约定价格，很多同行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徐峰举例说，比如现在的市场汇率是7.25，给客户在7月份实行定价时依照的汇率就是6.99，这是第二季度这90天加起来的平均数字。 在外贸交易过程中，徐峰也感受到汇率的波折：收到了美金之后，如果当时汇率不好，他会选择晚点结汇，对国内供应商先支付人民币结算货款；汇率好的时候再结汇，不过这种方式对企业资金流动性要求比较高。像近期，则是结汇的好时期，他们因为汇率变动带来的利润就占了15%。 北京一位科技类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公司的海外业务发展速度飞快，有时会签订亿元级别的订单。对于外汇波动10%-20%的水平，他感觉对营收没有太大影响。“我们是一个高技术、高回报的行业，卖的是知识产权和技术。如果我们亏钱，就会尽量沟通让客户那边补足。” 但并非所有企业都有充足的定价权，很多像纺织类等薄利多销的传统企业，本身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需要警惕汇率带来的风险波动。 徐峰身边也有很多公司采用外汇工具避险。他向记者举例称，比如说有的同业企业规模比较大，工厂需要向上游商家购买芯片、原材料，比如三、四季度的物料需要在二季度基本上已经采购完，他们既要准备好美金去买原材料，又要在国内加工，再去海外市场销售。这样下来，时间跨度基本上会跨到1-3个季度，这类的企业一般会选择做出汇率避险策略。 中性管理 “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次围绕7上下波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说。 管涛回顾，从中间价看，2019年8月初，因为中美经贸谈判陷入僵局，人民币于2015年“8·11”汇改以来首度跌破7。2019年12月底，因传闻中美即将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人民币重新升破7。2020年2月中旬，因国内新冠疫情暴发、经济停摆，人民币二度跌破7。2020年7月中旬，因国内疫情防控有效，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二度升破7。2022年9月中旬，因为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经济复苏受阻，人民币三度跌破7。2022年12月初，因防疫政策优化、房地产监管调整，经济复苏前景改善，人民币三度升破7。今年5月中旬以来，因复苏预期只是部分兑现，人民币四度跌破7。 长三角地区一家从事新能源产业的公司财务负责人表示，眼看近期汇率一直在变动，更加意识到需要采用金融工具避险。 这家企业有大量的出口业务，“今年我们预计差不多要占到营收的一半，体量还是相当大的，所以外汇波动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更要与金融机构合作。”该负责人称，公司这两年在逐步和银行开展锁汇、掉期等业务。 “近期汇率比较波动，前期如果持有美元，如果没有结汇，企业也是赚钱，但对企业来说，我认为企业还是以稳定为主。因为企业是以生产经营的销售收入为主，很多企业并没有太多的专业人士在市场上进行汇率波动来操作。”丁晓东说。 丁晓东所在的股份行分行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外汇结算工具和融资等金融服务。他平时接触到的外贸企业主要是有三种类别：中小企业使用避险工具的动力不足；有的企业在银行提醒和建议下会做几单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有的大企业有专业的财务团队，对汇率变动有相关的研究，所以银行也不太需要提供太多建议，他们会在合适的时间点上去操作。 徐峰在工作中也感受到大公司在这方面的操作更成熟。他认为，大公司有专业的财务人士，他们和客户签订合同的时候，也会有相应的汇率的规划，比如说某个合同就锁定某个汇率。所以对大企业来说，可能人民币贬值，不会获得太多的利润，但是如果升值也不会损失太多。 “现在人民币贬值也许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肯定是利于他们去销售的。”徐峰说，因为自己也感受到了贬值（价格优势）在海外市场带来的竞争力。 “我们当地很多银行也一起交流，银行总行、监管部门对我们汇率的锁汇的工具的使用都有考核，但是事实上很多银行都不达标。”谈到企业需求这方面，丁晓东说，银行现在的外汇产品同质化也比较多，他们尽量去提供一些亮点的业务。 有着多年外汇业务经验的丁晓东还是建议企业做汇率中性化管理，不要去冒汇率波动的风险。“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企业有避险操作，毕竟不可能天天去看外汇价格的变动。”他说，汇率避险工具的初衷并非让企业在汇率上赚钱或者不赚钱，而是保值，不要因为汇率波动造成一批汇率波动抵抗能力比较差的中小外贸企业出现倒闭。这样不仅对企业不利，若产生连锁反应，还可能会让银行产生不良贷款。 人民币结算“露尖角”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徐峰说，现在公司部分出口业务也是直接以人民币结算，这样就避免了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徐峰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今年多了很多跨境人民币的结算业务，国外客户直接付人民币，比如来自俄罗斯、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签订人民币订单后，徐峰的客户在本国当地的银行，直接把当地的货币换成人民币，不走美国的SWIFT系统，而是走人民币结算的体系。“客户会自己做出选择，比如说这一单他想按照美元来结算，我们就用美元；如果按人民币结算，我们就用人民币。客户自己会去判断汇率，当然如果判断错了，客户也会承担自己的错误。”徐峰说。 跨境人民币结算也逐渐成为外贸业务的新业态，有股份行江苏地区分行负责人表示，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前，他们分行还与当地监管部门联合，邀请当地企业开展了跨境人民币结算、汇率避险工具的专题讲座，内容包括政策支持，以及银行总行的产品部门进行产品宣讲。希望从政策产品去引导进出口企业如何去使用避险工具。比如，在目前整个汇率形势波动不太明朗的环境下，如何去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去使用合规合法产品，做一些跨境资金的运行。 202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支持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大对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完善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政策；将支付机构跨境业务办理范围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拓宽至全部经常项下等措施。 上述股份行分行负责人说，使用人民币结算还是使用外汇结算，取决于企业和它的上下游企业在整个贸易链上的谈判，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角色，更多地去引导企业使用人民币，包括现在人民银行、外管局的一些政策，也是希望银行配合监管一起，更多地引导企业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 根据SWIFT的数据，截至2023年3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方面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26%，为全球第五大结算货币。相比之下，同期内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份额分别为41.74%、32.64%、6.19%与4.78%。 徐峰所在公司的营业收入中，有3000万元左右是以美元方式付款，人民币结算占的比例还是不高，但已经在逐渐提高。 对于未来的汇率走势，丁晓东坚持认为企业一定不要去赌汇率变化。在汇率破7后，他认为短期内还会贬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要判断半年或更长时间的变化，也很难做出判断。 外贸公司也都关注未来变化，徐峰说，他们在公司也会经常谈到汇率的问题，最近他们预期可能会到7.5或者7.6左右。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若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预期转好，或带来直接投资账户和证券投资账户修复，叠加美国经济逐步承压与美联储货币紧缩步伐放缓令美元指数有所走弱，以及央行应对外汇大幅波动的政策工具储备丰富，人民币汇率有望逐步企稳甚至重回升值通道。 6月30日，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跌破“7.28”，逼近去年创下的低点，但此后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均有所回升。“短期内虽有波动，但政策制定者正密切关注。以免其过于波动。人民币也一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赵耀庭说。 在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看来，目前看央行没有对汇率进行实质性的对冲，但从中间价持续低于在岸价和离岸价可以看出，央行已经启动逆周期调控因子，不排除后续还有其他汇率调控手段。包括：出售外储；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在离岸市场上大幅收紧人民币流动性；限制资本流动等行政手段等。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继续贬值，央行可能开始发声并动用相关政策工具加以干预，短期影响贬值预期。 （应受访者要求，徐峰、丁晓东为化名）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晓晖 2023年7月1日，董事长莫晓宇辞职之后，接下来的一周，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101.SZ，下称“振芯科技”）的股价合计上涨了5.93%，至7月7日收盘，总市值116亿元。 对振芯科技而言，莫晓宇是元老级的人物，也是该公司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经济观察报记者曾在多次采访中见到莫晓宇。其出生于1957年，身材高大，笑容爽朗，早年军队服役，后来下海经商。他的合作伙伴是一位叫做何燕的四川籍女士，出生于1961年。 振芯科技原名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腾电子”）。何燕是振芯科技的原实际控制人。2013年，何燕被有关部门调查，国腾电子陷入纠纷。之后，莫晓宇管理该公司，并在2014年将其更名为振芯科技。两人纠缠至今的恩怨，就此展开。 董事长莫晓宇辞职 振芯科技是一家从事北斗卫星地面通信系统芯片的军工企业。 在官方介绍里，振芯科技表示，公司自成立以来，围绕北斗卫星导航、核心电子元器件方向，主要从事北斗卫星导航“元器件-终端-系统应用”全链条核心产品的研制、生产及销售运营，集成电路设计、开发及销售，以及视频光电、安防监控等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服务业务。 过去的一年中，振芯科技的业绩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2022年报显示，其取得了11.8亿元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9.01%；净利润为3亿元，同比增长98.13%。 2023年7月1日，振芯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莫晓宇因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振芯科技对莫晓宇表达了感谢，称莫晓宇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尽心尽力推进公司各项业务发展，为公司战略方向、生产经营、规范治理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莫晓宇对振芯科技持股为254,100股，占比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后，董事会选举谢俊担任新董事长。 振芯科技的控股股东是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腾电子集团”），国腾电子集团对振芯科技持有29.61%的股权，持股没有质押和冻结。 国腾电子集团成立于2005年9月27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何燕持股51%、莫晓宇持股28%、谢俊持股7%、柏杰持股7%、徐进持股7%。辞职之前，莫晓宇、谢俊、柏杰、徐进四人均为振芯科技董事。 有意思的是，为了解决公司控制权问题，莫晓宇等股东，通过法院对国腾电子集团提出了解散的要求。 控制权之争 何燕，又名何然，20世纪90年代从事IC卡电话经营，后来办大学，再后来涉足卫星通讯领域，创立国腾电子，并使国腾电子于2010年以“卫星导航第一股”实现创业板上市。2001年，何燕以“何然”之名首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列第82位，个人资产大约7000万美元；2006年，何燕被评为胡润百富榜四川IT首富；2016年胡润百富榜，何燕以28亿元身家上榜。 2013年何燕被有关部门调查之后，国腾电子就交给了莫晓宇。 事件的缘起就是从这里开始，2013年7月，何燕被以非法经营罪带走之后，莫晓宇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不仅保住了客户，还让国腾电子继续保持增长。 2014年4月，该公司不再叫做国腾电子，更名为“振芯科技”。 2016年10月，何燕以挪用资金罪、虚开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但这不妨碍她仍然是振芯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在2020年1月15日之前，何燕都是振芯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2020年1月15日，振芯科技发出公告称，公司需要重新认定实际控制人。莫晓宇、谢俊、徐进、柏杰四人（下称“莫晓宇一方”）以振芯科技董事和国腾电子集团股东的身份发出《声明》，称国腾电子集团已事实陷入治理僵局，振芯科技目前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上述四人同时向振芯科技董事会提出重新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决议认定。 振芯科技表示，自2017年8月28日至2020年1月15日，国腾电子集团股东为了解决公司治理问题，多次召开股东会而未能达成任何一致决议。国腾电子集团的僵局局面，也使得任何一名股东无法通过国腾电子集团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施加重大影响，振芯科技目前已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随后，振芯公司被认定为无实际控制人。 在国腾电子集团，围绕着公司控制权，莫晓宇一方与何燕一方，都展开了漫长的诉讼。 诉讼未决 2018年2月26日，莫晓宇、谢俊、徐进、柏杰四人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下称“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国腾电子集团。 此举激怒了何燕。 何燕于2018年7月10日，以国腾电子集团51%的大股东身份，召集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董事。2018年8月8日，国腾电子集团召开董事会，选举案外人高虹出任董事长并兼任法定代表人。 虽然何燕一直为实际控制人，但振芯科技由莫晓宇担任董事长，谢俊担任副董事长，徐进、柏杰担任董事。此次莫晓宇辞职之后，谢俊出任振芯科技的董事长。 莫晓宇一方对何燕单方面召开国腾电子集团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不服，于2018年7月26日以国腾电子集团为被告、何燕为第三人另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国腾电子公司股东会决议。 如此一来，莫晓宇一方就有了两个正在进行的官司：一个是解散国腾电子集团的诉讼；另一个是撤销国腾电子集团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诉讼。 解散国腾电子集团的诉讼，一审于2018年9月作出，莫晓宇一方胜诉，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认为莫晓宇一方为持有公司49%股权的股东，判令国腾电子集团准许解散。 何燕不服，2018年10月，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成都中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民事裁决，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主动审查国腾电子集团的诉讼代表权，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此案发回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重审。 2021年11月，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驳回莫晓宇四人提出的解散国腾电子集团之诉求。 根据振芯科技的最新公告，莫晓宇一方不服判决结果，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解散国腾电子集团的诉讼案正在二审过程之中。 撤销国腾电子集团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诉讼，何燕胜出，莫晓宇一方败诉。一审二审均败诉之后，莫晓宇一方于2020年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四川高院在2020年12月25日的再审民事裁定书中驳回了莫晓宇一方的再审请求，经济观察报记者注意到四川高院裁定书提及的几个细节： “在监事任期届满后，未及时改选的情况下，监事会主席薛建能召集并主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股东何燕提案召开临时股东会事宜，唐才刚、薛建能两位监事均签署同意召开案涉股东会的通知。国腾公司（指国腾电子集团）监事会上述履职行为符合《公司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及《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且根据国腾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在董事长未出席股东会的情况下，由监事会主席主持股东会并不存在违反法律及国腾公司章程的情形。” “何燕持有国腾公司51%股权，在莫晓宇、柏杰、徐进、谢俊放弃表决权利的情况下，委托何羽菲行使表决权，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何燕则提供了该次会议的签到表、表决票、会议记录、租用会场费用的发票以及会议现场的视听资料等相关证据材料。”“结合何燕提供的上述证据资料，能够证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真实性。” 在撤销股东会决议相关案件诉讼失败之后，多名员工对何燕提起新的诉讼，裁判文书网显示，相关司法文书达到数十份之多。 其中，姚刚、王祖明作为莫晓宇的一致行动人，2021年6月，向成都市中院发起对国腾电子集团委托合同纠纷案的二审上诉，但被成都市中院驳回。 成都市中院驳回的理由包括：“考察本案情况：经由前述事实经过，能够推定姚刚、王祖明与莫晓宇、徐进、柏杰、谢俊为一致行动人，系列纠纷持续发生的根源为股东莫晓宇、徐进、柏杰、谢俊与大股东何燕争夺国腾公司（指国腾电子集团）控制权，不断发起的诉讼并非用于解决各方之间层出不穷的新矛盾，而是为了达到控制国腾公司这一根本目的所进行的策略选择或进路安排。” 除此之外，莫晓宇还作为唐世坤、倪巧祎等27名职工监事的代表，向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国腾电子集团第三次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由于监事会决议不在《公司法》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审查对象范围之内，因此撤销监事会决议的诉讼被驳回。 从目前已经产生的官司结果来看，莫晓宇一方与何燕一方的股权之争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既然国腾电子集团的股东会决议得到了法院一审、二审的支持，并驳回了再审请求，那么解散国腾电子集团的诉讼请求，在二审中很大概率得不到法院支持，因为国腾电子集团已经产生新的董事和管理层，公司可以持续经营下去。 漫长的诉讼考验着股东的耐心，7月5日，有投资者向振芯科技提问：“国腾的最终判决大概还要多久，今年会有结果吗？” 振芯科技回复称，解散国腾电子集团的诉讼仍在二审过程中，公司会根据诉讼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济观察网 记者 万敏 胡群  7月7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发布《金融管理部门善始善终推进平台企业金融业务整改着力提升平台企业常态化金融监管水平》文章，披露对蚂蚁集团处以71.23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文章称，近期，针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过往年度在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参与银行保险机构业务活动、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等方面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金融管理部门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反洗钱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处以罚款（含没收违法所得）71.23亿元。要求蚂蚁集团关停违规开展的“相互宝”业务，并依法补偿消费者利益。此外，针对以往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金融管理部门近期也对邮储银行、平安银行、人保财险和财付通公司等实施了行政处罚。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罚款其实就明确告诉市场，平台金融整治结束，平台金融常态化监管体系确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向经济观察网表示。 2020年7月，蚂蚁集团IPO在“临门一脚”时被叫停。三年来，根据监管要求，蚂蚁集团的整改一直在进行中。 2021年6月3日，重庆蚂蚁消金公司由原银保监会批准设立，“花呗”“借呗”也在当年正式启动品牌隔离工作。品牌隔离后，“借呗”中由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服务会继续显示“借呗”品牌，而银行等金融机构独立提供的信贷服务则会在“信用贷”页面展示；“花呗”成为蚂蚁消金专属消费信贷服务品牌，专注于中小额消费需求。 “蚂蚁集团被处罚，意味着监管机构对于蚂蚁集团的问题有了明确结论。缴纳罚款后，蚂蚁集团作为金融拥抱科技的‘排头兵’将继续在中国金融科技改革的发展中发挥正向作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认为，近年，蚂蚁集团夯实基础服务，持牌经营各项金融服务，其业务条线已经纳入监管轨道，其创新必须遵从法律法规。鉴于蚂蚁集团服务群体为长尾客户，未来在中低消费人群中开展金融微创新，更好地服务这部分客群，这对整体金融服务是有益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蚂蚁集团在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时，应该做好甄别，防止成为某些不法金融机构的流量入口。金融消费者基于对蚂蚁集团的信任，购买了第三方金融产品甚至存单，出现兑付风险，也不得不防。” 为承接蚂蚁庞大的线上信贷规模，蚂蚁消金曾进一步增资。2022年末，蚂蚁消金注册资本由80亿元增至185亿元，其中蚂蚁集团按50%比例增资52.5亿元，持股比例仍保持50%，为第一大股东；杭金数科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10%；其它10家股东持股均低于10%。 罚单落地后，蚂蚁留给市场的悬念还有两个：一是其个人征信牌照申请进度，二是金融控股集团牌照。 202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称，受理了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据公示信息，钱塘征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注册资本人民币十亿元，业务范围为个人征信业务。主要股东包括，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5%），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5%），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持股6.5%），杭州溪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持股10%）。 截至目前，钱塘征信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尚未有进一步公开的信息。 另外，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也是监管对蚂蚁集团的要求之一。通过持股、收购，蚂蚁集团囊括了多个金融牌照，如网商银行持有银行牌照、天弘基金和蚂蚁基金销售公司持有基金牌照；众安保险、国泰产险、信美人寿相互保险、上海蚂蚁韵保保险代理、蚂蚁保保险代理则持有保险方面的牌照；支付宝持有第三方支付牌照，借呗和花呗持有小额贷款、消费金融牌照。此外，2019年蚂蚁集团还获得了香港的虚拟银行牌照；通过设立合资公司，可参与个人投资者基金投顾业务服务试点。 2020年末，蚂蚁集团被多个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要求进行整改，其中包括：依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确保资本充足、关联交易合规。2021年4月，蚂蚁集团再次被约谈，其中要求蚂蚁集团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健全风险隔离措施，规范关联交易。 “蚂蚁持有多张金融牌照，而金融公司的监管目前由人民银行转向了金融监管总局，总局对蚂蚁这种特殊的金控公司如何进行监管？目前还不清晰。”尹振涛称。 “类似蚂蚁这种通过花呗、借呗这样的一种模式化的创新，个人觉得在中国可能不太出现了。”一位金融科技观察人士称，市场的赛道已经变换多轮，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热点也不再是零售个人端，因此很难再涌现出蚂蚁这样的超级金融科技公司。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姜鑫  7月7日，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众安在线（6060.HK）发布了保险行业首份AIGC（AI Generated Content，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图谱，并带来众安AIGC中台灵犀及首批保险垂直场景AIGC应用工具——易创内容运营平台和集智经营分析平台。 众安保险首席技术官蒋纪匀表示，相比于传统的“AI+保险”应用，图谱从产品设计与创新、营销与展业、核保理赔、客户服务、智慧办公和研发管理6大维度出发，对AIGC在19个大类、78个小类业务场景中的赋能价值和未来应用潜力进行可行性研究，覆盖财险、寿险等业务，涉及代理人、自营等营销渠道，旨在为保险业数智化转型带来借鉴和参考。 蒋纪匀表示，随着更多垂直行业大模型和自研大模型的落地，AIGC会展现出融合迁移的潜力，通过场景和数据的结合，实现个性化定制、风险控制等优势，带来更高效、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服务。 当前，AIGC赋能保险业除了聚焦具体业务场景的探索外，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保险与养老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还认为，也应积极探讨什么是“更负责任的AI”，即人工智能如何更负责任、更有温度地赋能保险业，最终实现安全、公平、普惠与可持续。 回顾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每一项高热度技术从出现到最终成熟应用，都需要较长的探索和实践周期。 蒋纪匀认为，究竟如何找到高度适配保险业的、真正好用的AI大模型，除了关注数据、算力、算法三个核心要素外，还需保证合规与安全性。 基于此，众安保险自主研发了AIGC中台灵犀。蒋纪匀介绍，通过适配如GPT、通义千问、文心一言等国内外主流大模型，灵犀可以实现“1个MaaS（Modelas a Service）平台，2种应用场景策略”—— 为了帮助保险机构更好适配AIGC能力，灵犀可以允许机构用户，在大模型内嵌入行业专业领域知识库，实现AIGC在保险垂直领域的应用快速适配。灵犀也支持把企业内部应用工具包装成大模型插件，让大模型更加贴近业务应用场景，通过AIGC助推企业业务能力提升。目前，灵犀已在包括产品定制化、定价动态化、销售场景化、理赔自动化、客服人性化等场景进行深度实践。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邹永勤 7月6日，博时基金在深圳举办25周年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3年中期投资策略会，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总经理高阳、首席资产配置官黄健斌等公司管理层出席并致辞，与来自交易所及券商等机构的多位人士共同探讨2023年下半年投资布局。 上半年表现极佳的中特估板块，在下半年还有没有投资机会？这无疑是当前市场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也是当天策略会的一大焦点。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当天发言的嘉宾，大部分都或多或少提到了中特估这个时下最为热门的板块。 在策略会的圆桌环节，包括方正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曹柳龙、博时基金权益投资三部投资副总监兼基金经理沙炜、博时基金行业研究部基金经理王晗、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首席权益策略分析师陈显顺等在内的多位嘉宾更是围绕中特估的投资机遇进行了深入探讨。 再看中特估 从去年11月份v监管层提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开始，“中特估”这一题材板块便在A股市场受到投资者青睐。通联数据Datayes！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涨幅超过30%的中特估概念股多达25只，其中不乏中国电信（601728.SH）、中国石化（600028.SH）、中国石油（601857.SH）这样的超级大盘股。到现在，几乎没有投资者不知道中特估这个题材。然而，到底什么是中特估？在正规机构比如卖方分析师的眼里，又是怎么定义中特估的呢？ 对此，在今年上半年坚定看好中特估行情的曹柳龙表示，中特估是什么意思，估计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看法，所以需要从本质上去理解，“我们认为，中特估就是中国特色的一整套估值方法，而且这套估值方法肯定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那些估值方法体系，不然就没必要叫中特估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和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有哪些区别？曹柳龙认为，最本质的区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是资本经济学，而我们的底层逻辑是马哲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的资本语境下，资本是第一性的，也是目的，人是过程、是手段、是工具；而马哲体系下的中特估，人永远是第一性，资本只不过是过程、手段、工具。 “简单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估值，就是对ROE的定价；而中特估不仅要对ROE定价，同时更要对正外部性定价。那什么是正外部性？社会责任是正外部性、安全是正外部性、高端制造转型升级不被卡脖子是正外部性，对正外部性同时定价，这就是中特估的本质所在”，曹柳龙强调称。 曹柳龙进一步表示，这就是为何现在中特估领涨的标的几乎都是与央国企等公有事业部门有关的原因，其实就是对于正外部性定价的一个过程，因为公用事业是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的，有所谓的垄断低价、垄断折价等等；“但是，包括我们在内这些现在在资本市场上从事工作的群体，绝大部分过去接受的都是西方经济学体系，其内心更多的还是习惯于ROE定价那一套，所以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而这个就是正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那什么叫正外部性内部化？就是此前提出来的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这个进行价格体系重塑从而带来估值体系的重估”。 为何中特估？ 中特估应运而生的背后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体系。那么，A股历史上都有哪些估值体系演绎？为何在现在这个时点提出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其重要性在哪里？ 对此，陈显顺通过对A股近20年来的历次估值体系演绎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当前提出中特估是有时代背景的。他认为，20年前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工业化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从而奠定了在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A股的估值体系都是由需求端驱动，比如期间的“五朵金花”行情，再比如2009年的行情，都是偏总量偏需求端带动的。 但到了2013年——2022年，这个估值体系开始变化了，其背后的原因就是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为主线”。怎么转型呢？一个就是以创新带动经济增长，二是要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所以2013年到2022年很多赚钱的效应都来源于竞争优势，来源于供给，来源于整个偏供给端因素的变化”。 那么，2022年之后，A股的估值又由什么驱动呢？“我想二十大报告大家已经看过了，我们在产业链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当中，要维持产业链的韧性，同时要保证产业链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这时考虑中特估是有时代背景的。以中长周期理解市场，我认为中特估可以成为中国估值体系代表性的方向，源于二十大对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并重，央国企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贡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陈显顺强调称。 曹柳龙则认为，中特估的重要性，看一个数据和逻辑推演就可以明了。这个数据就是在去年土地财政下滑了1.9万亿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土地财政收入不足1.4万亿，说明土地财政收入下滑得很快；财政收入下滑很快导致那些依赖财政补贴的央国企泛公用事业公司拿不到那么多补贴，从而必然以某种形式实现供给出清；其结果就是供给曲线上移，形成新的价格均衡。 他进一步表示，中特估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发展方式的变化，从土地财政驱动到股权财政驱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把估值炒上去就是股权财政，一定需要更深层次的价格体系的重新梳理；而这个价格体系的重新梳理，就是前面提到的正外部性内部化。 中特估行情下一步 那么，在经历了上半年的大幅炒作后，在下半年甚至更长的周期里，中特估行情将如何演绎呢？ 对此，陈显顺从盈利优势和流动性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当前环境下中特估仍然值得去投资。其理由包括：央国企在GDP的占比大概是6-7成（2021年是6成，2022年接近7成，且还处于上升趋势）；作为经济总量支柱型的方向和结构，它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大方向；“基于这样的数据考虑，如果今年的经济是一个弱复苏且有压力的情况，我相信盈利的优势在中特估身上会体现得比较明显，这是中特估的盈利优势”。 至于流动性方面，陈显顺表示，今年的情况很特别，市场是两头走的，风险偏好极高的人，选择相信未来拥抱未来；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会选择DPP策略和红利策略。 “目前资产荒的格局，决定了高股息方向的稀缺性，整个中特估板块的分红率（包括银行、建筑、煤炭之类的公司），是远远高于现在大家看到的无风险收益率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强调的，市场的利率水平决定了中特估的潜在回报率是相对比较高的”。陈显顺称。 而王晗则从近半年来对中特估相关企业调研时感受到的变化来说明对中特估的前景信心。他表示，今年调研和以前调研有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央国企的主要领导跟他们研究员的交流有显著的上升，这是非常直观的感受，从国企的角度来看，可以直接说明他们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在提升。 “我们做专业的投资研究，不能只看对方的级别，要看交流的内容。今年有一个变化，大家开始聊业务了，这是显著的变化，客观反映出他们对二级市场包括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更加关注了。而从他们愿意多聊业务的层面来说，我们可以感受出领导们对公司经营层面更加关注了。以前这些国企大领导是把握方向，把握管理，并不那么关注企业在财务报表和经营业绩上有多大改善，当大领导开始关注企业经营层面的绩效和报表的时候，我会对这些企业的变化会更有信心”。 此外，王晗还表示，今年以来市场对中特估的理解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4月份，中特估的概念刚刚提出来，其时的方向是低估值、高股息的央国企；到5-6月份第二阶段的时候开始明显分化，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开始关注到并不是所有的央国企都足够好，在理清楚央国企哪些有更好经营改善的空间和条件以及能力后，市场开始从单纯的中特估主题，切换到真正能够把业绩改善或者存在业绩改善逻辑的公司；“而第三阶段，就是接下来的7月份之后甚至整个下半年，我觉得是在业绩报表、财务报表上去兑现和验证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从长期来看，王晗认为中特估并不是一个手段，更多是一个结果。“回归到中特估，我觉得它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让优质的国有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能力，从而更好地快速发展。如果其PB长期低于1，就不具备再融资的能力了，那上市的初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从这个角度出发，至少要让那些能够长期有效良好发展的优秀的中字头企业能够恢复资本市场融资造血的能力，这是第一步。再往后，要取决于它的业务能否长期实现稳定的价值创造，这是它的PB能否在一倍以上长期站住，以及能否走出长期中特估逻辑的关键”。 沙炜亦强调称，中特估肯定不只是一个概念或主题，而是能够落实到具体行业的具体公司，自己会持续看好这个方向。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周一帆 全面注册制推行之下，首单主板IPO被否案例出现。 7月6日晚间，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2023年第61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鼎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镁科技”）主板首发事项未获通过。 根据上交所信息，鼎镁科技IPO在今年2月27日获得受理，之后在今年3月17日进入问询状态，先后共经历三轮问询才获得上会机会，但却未能获得上市委的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鼎镁科技直接控股股东为大金控股，大金控股唯一股东为巨大机械（9921.TW） ，巨大机械是中国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因此公司申请上市属于台交所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在A股上市。 公开信息显示，鼎镁科技是国内专业从事高性能工业铝材及相关制品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工业铝材、自行车及摩托车零部件。公司拥有从熔炼铸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挤压成型、热处理、精加工、表面处理到零部件装配的全套生产工艺，形成了一套以高性能轻量化铝合金产品制备为核心的全流程工业生产体系。 根据其招股说明书，此次IPO鼎镁科技计划募资12.86亿元，拟投向轻量化新材料生产、研发建设项目8.84亿元，投向铝合金轻量化新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2.53亿元，剩余1.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业绩表现方面，2019年-2022年，鼎镁科技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1.81亿元、12.76亿元、18.12亿元、18.73亿元；对应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约为1.08亿元、1.29亿元、2.1亿元、1.97亿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约为2481.05万元、5951.82万元、1.98亿元、2.05亿元。 进入2023年后，鼎镁科技的经营开始出现波动。根据其招股说明书，公司预计202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约为7.5亿元，同比下降14.98%，实现净利润6778.27万元，同比下降29.26%。对此，鼎镁科技表示，2023 年上半年业绩有所下滑主要因素是下游自行车行业景气度不及去年同期所致。 对于公司的IPO申请，上市委在审议会议上就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问询。 首先，上市委要求鼎镁科技说明公司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是否符合《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相关应付职工薪酬及成本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其次，鉴于2020年-2022年公司关联销售的金额分别为2.93亿元、4.02亿元、4.3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96%、22.2%、23.35%，上市委要求鼎镁科技说明报告期内与巨大集团关联交易相关产品的定价依据，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平均单价、毛利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构成对巨大集团的重大依赖、是否存在通过巨大集团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除此之外，鼎镁科技董事长、研发总监涂季冰领取大额薪酬一事也引发了上市委关注。根据鼎镁科技招股书，2022年，涂季冰从公司领薪金额高达2092.91万元，远高于公司其他高管。 对此，上市委要求鼎镁科技说明涂季冰领取大额薪酬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发行人所在行业及地区薪酬水平，薪酬在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间分配的依据是否充分，以及相应研发费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情况。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洪小棠 “今年上半年，大家总体感觉一个字是‘难’。”在7月6日的博时基金25周年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3年中期投资策略会上，博时基金董事总经理、权益投研一体化总监、基金经理曾鹏坦言。 在曾鹏看来，“这个‘难’属于市场看着很热闹，但赚不到钱，攒得多的投资标的不敢追，在底下的担心还有坑。” 曾鹏给出了一组数据予以佐证：2023年上半年，偏股主动基金收益率中位数为-1.4%，偏股型基金收益率中位数为-1.2%，明显低于万得全A和上证指数涨幅，更低于股票中位数4%，尤其2月份至4月份跑输的基金比较多，“整个公募产品获得相对收益还是有难度的。” 不过，曾鹏也指出，“实际来看，今年公募基金收益方差非常大，头尾相差高达107%，半年的差异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差异，说明市场在发生很重大的变化，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是少数人的。” 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在哪里？曾鹏认为，“A股有望从一支独秀到多点开花；从经济动能偏弱，流动性偏强，到经济弱复苏，流动性继续宽松；从单一的估值驱动，逐渐衍生为业绩和估值都驱动的环节，投资机会会更多。” 与此同时，曾鹏从白酒、新能源、光伏等多个市场关注度较高的板块剖析了其中投资逻辑与投资机会。 “白酒的机构仓位最重，随着年中之后，工业企业的修复，工业企业的利润领先行业估值1%-2%，可以预判白酒行业的估值是修复的，谨慎来看，在没有大的总量刺激下，本轮修复的斜率（股票价格走势的变化速度曲线）是相对平滑的。”曾鹏表示。 对于新能源板块，曾鹏认为，过去几年新能源板块涌现多只10倍牛股，这两年跌得较惨，或进入静默投资新阶段。 “2020年，国内新能源车产业渗透率（产品/服务在预估市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突破10%，开启了为期2年的新能源大行情，而当渗透率超20%后，担心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较高，（新能源车企）竞争也相对较大，又开启了为期1年半的下跌行情。”曾鹏称，不过从全球视角来看，其实并不用担心需求问题。 曾鹏认为，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份额已超过80%，在这种深度绑定的情况下，产业机会仍然存在。“但与过去不一样的是，投资渗透率（在产业渗透率攀升下，机构投资标的可选机会空间）仅剩30%之下，新能源汽车行业投资方式也将从强调需求为核心，转移到供给为核心，这也意味着将来走出来的更多的是具备突破超额（超出市场平均利润率）边界利润的企业，所以可以看到，未来投资机会也将进入新的阶段。” “同样，光伏也是今年跌的比较多的企业，已经跌到周期行业的估值，如今作为周期成长股，光伏的涨价周期已经过去了。过去两年，在产业链工序失衡情况下，产业链下游装机增速仍然保持，当上游硅料每吨价格跌到7万元，往往产业链下游回报率大幅提升，现在有些光伏企业赶紧在加大投资，但是加大投资的问题是，启动生产线会发现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市场消纳不了。”曾鹏说。 曾鹏表示，“在光伏行业上，除了布局有超额边界的细分赛道，同时也要看到下游是否有新的行业投资机会出现，氢能刚刚开始，在这个情况下，未来的需求是可以看到的，这也是未来的趋势。” 此外，曾鹏认为。科技行业是贯穿全年投资的主旋律，虽然今年科技板块中人工智能涨幅比较大，但很多行业仍在底部，无论是半导体还是消费电子，科技产业现在处于创新的起点，但是在周期的低点。创新的先导指标已经起来了，创新的起点已经开始了，未来可以看到的机会仍然是层出不穷。 总体来说，曾鹏表示，纵观今年下半年整体的趋势机会好于上半年，是从一枝独秀，逐渐到多点开花的局面。

7月6日，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中心盛大开幕。中信集团携旗下多家子公司共同亮相大会创新应用展区，集中展示中信旗下多元业务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百信银行作为旗下的数字普惠银行，参展“智慧金融”板块，带来了最新数智化创新成果，展示了未来银行新范式。 百信银行定位AI驱动的数字普惠银行，始终坚持以科技驱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在智能风控、智能运营和智能客服等方面形成了诸多创新能力和成果。此次参展，重点展出了全新交互体验的3D数字营业厅“零度空间”。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百信银行展区 “零度空间”是百信银行打造的AI驱动的3D数字营业厅，通过构建“更有趣”的3D数字空间、打造“更好玩”的内容互动社区、营造“更愉悦”的金融体验三大产品亮点，为年轻用户提供全新的沉浸式数字金融服务。 用户从百信银行APP首页进入“零度空间”，可以定制个性化的数字分身，实现在未来汽车岛在线看车、预约试驾，去数字人民币馆领福利，邀请好友乘坐好看、好玩、好赚的3D摩天轮，俯瞰零度空间炫酷全景，抽取多种限量奖励。 “零度空间”α星轮福利活动 此外，“零度空间”的智慧财富馆还上线了由中信金控牵头各子公司打造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中信财富广场”，该平台汇聚了中信金控各子公司的优质产品与专家观点，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普惠的财富管理服务。 未来已来，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让人工智能充分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作为原生的数字普惠银行，百信银行将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浪潮，用科技践行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中信生态协同优势，不断以金融“活水”润泽人工智能创新土壤，持续探索未来银行发展新路径，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百信力量。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姜鑫  7月6日，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瑞众保险”）揭牌仪式在北京市丰台丽泽商务区举行。这也意味着其所承接的华夏保险正式告别历史舞台。 揭牌仪式上，瑞众保险党委书记、董事长赵立军表示，瑞众保险应时势而生、当潮头而立，必将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上展现“金融向善、金融为民”的担当和作为。未来，瑞众保险将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价值创造导向，紧扣“专业化、生态化、数字化”战略远景，聚焦寿险主责主业，以客户为中心、创新发展模式，围绕“产品-销售-运营-投资”保险经营价值链，创新产品开发，变革营销模式，深化运营服务，服务实体民生，奋力开创瑞众保险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仪式现场，瑞众保险同步发布了全新品牌形象及“瑞泽一生 众享美好”的品牌口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丰台区人民政府、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等部门出席仪式并揭牌。 7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批复，同意瑞众保险及其661家分支（专属）机构开业。瑞众保险设立后，将全面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及各有关方面合法权益。 瑞众保险由九州启航（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和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565亿元人民币，总部设在北京市丰台区。根据批复内容，瑞众保险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相关报道： 别了，华夏人寿 注册资本565亿的瑞众人寿来了 “家底”累计已超两千亿 “白衣骑士”保险保障基金出手处置了哪些险企？  

7月5日，“棋到中盘 如何破除迷雾—— 2023夏季观察家高端策略会”在上海召开。本次策略会邀请了宏观经济专家，头部券商、信托等机构人士一起，深入分析国内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家庭财富管理，共话市场新格局下的资产规划和配置机会。 在上述会议中，上海信托副总经理叶力俭表示，《资管新规》颁布之后，各类资管机构开始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无论是银行、券商、私募基金、公募基金、信托、期货公司等，各家资管机构都在开始规划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和投研力量。在竞争过程中，信托公司起步相对较晚，如何在家族信托、家庭财富管理等财富传承方面发挥优势，是信托公司需要努力的方向。而随着《信托业务三分类》的正式实施，信托公司更是加快转型步伐，大力转型发展标品信托等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和家族/家庭信托等资产服务信托业务。 据介绍，2021年，上海信托就率先启动家庭财富管理业务，2022年正式推出了“睿赢”品牌。面对高净值客户，上海信托推出了诸多如“固收”及“固收+”等回撤小的净值类产品，管理标品规模达千亿以上。“上海信托希望这些净值类产品能够成为客户进行相关家庭资产配置中较好的配置标准和配置品种。”叶力俭说。 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和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的转型，信托开始从原先大类资产管理慢慢演化成家庭资产配置账户的概念。叶力俭表示，“我们希望客户在财富管理过程中追求如何做好整体账户的配置。而此前提是需要信托公司加强自身的投研能力，把精力放在全资产配置的策略和平衡上面。” 他进一步表示，“上海信托希望自身能够在资产配置的投研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特色，能够给长期追随我们的高净值客户提供稳定、有效、回撤小以及安心的资产配置类别，也希望客户能够在配置过程中比较省心地实现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蔡越坤 7月5日，中国交易商协会公开披露，浙江房企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佳源创盛”）旗下2020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简称:20佳源创盛MTN004）应于2023年7月3日兑付本金10亿元及该部分本金自2022年7月1日(含)至2023年7月1日(不含)期间对应利息。但是佳源创盛未能按期足额兑付上述本息。 据悉，佳源创盛为一家集房地产开发、市政园林、物业服务、商业管理等产业为一体的控股集团型企业。2023年3月，佳源创盛还进入了2023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TOP100榜单。 此外，佳源创盛旗下上市公司包括两家上市公司。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美丽生态”，000010.SZ）、佳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佳源国际”，2768.HK）。美丽生态主营业务为市政公用工程、风景园林及绿化工程和市政园林设计。 关于本期中期票据未能按期兑付本息的原因及影响，佳源创盛表示，因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及融资环境叠加影响，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经公司多方筹措资金，截至公告日，本公司仍未能按期足额兑付本期中期票据应付本息，从而构成违约，同时触发本公司多只存续债券的交叉保护条款。 佳源创盛称，本期中期票据本息偿付安排，本公司将积极筹措资金，并将积极与持有人沟通后续处置方案。 对于后续偿债资金，7月5日，“20佳源创盛MTN004”主承销商表示，具体偿债安排资金暂时不清楚。 Wind数据显示，除了“20佳源创盛MTN004”，目前佳源创盛存续债券仍然有7只，规模超过31亿元。其中，根据佳源创盛公告，“20佳源创盛MTN001”、“20佳源创盛MTN002”、“20佳源创盛MTN003”均已经与投资人协商进行了展期。 自2022年5月至今，这一轮地产行业“违约潮”仍在延续。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债市违约只数累计738只，房地产业违约数量高达193只，位列所有行业违约数量第一位。 回顾引发本轮房企“违约潮”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方金诚表示，以恒大、融创等一批头部房企为代表，房地产行业长期以来重发展、轻风险，“高举高打”、大规模举债扩张被总结为一条成功模式，而对宏观政策环境变化普遍缺乏足够的敏感性。数据显示，2020年末房地产全行业资产负债率为68.3%，比上年末下降0.3个百分点，与2016年末相比，也仅下降1.7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明显偏高水平。就引爆这次“违约潮”的头部房企恒大而言，2020年末资产负债率高达84.8%，持续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仅比2016年末下降0.9个百分点。 东方金诚认为，以上数据意味着，在2017-2020年长达4年的时间内，房企对宏观及行业政策变化缺乏足够的敏感度，更没有从根本上调整依赖大规模举债扩张的经营战略，从而为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行业性信用风险暴露埋下了隐患。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老盈盈 7月5日，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姚小雄在招商银行举办的“科技创新金融助力 资本市场生态联合助航启动会”上表示，国内的创投行业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史，但是天使投资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变得火热，如何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天使投资道路值得大家探讨。 他认为，首先要把“机构天使”和“个人天使”的培育结合起来。作为政策性战略性的基金，深圳天使母基金不以短期效益作为追求目标，而是为了深圳产业的发展。过去几年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培育机构，成立五年大概接触了五六百家机构，到现在为止决定合作的机构有80多家。 姚小雄同时表示，“个人天使”的作用也不能忽视。美国的“个人天使”之所以发达，因为它有一大批活跃的“个人天使”，美国活跃的“个人天使”大概有三四十万，中国活跃的“个人天使”虽然没有全面的统计，但大概可能1万都不到，跟美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在姚小雄看来，中国特色的天使投资应该是“机构天使”和“个人天使”共同繁荣的局面。他强调，“个人天使”的培育起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有一大批有钱的人，第二个就是有一大批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人，这两个条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例如深圳已经具备，所以去年深圳专门成立了天使投资协会，想通过协会的力量去有意识地培育一个个天使投资。 “目前协会已经有6000多个会员，深圳活跃的个人天使基本上都在我们协会里面，我们希望队伍不断扩大，能够真正推动深圳科技创新实力的发展，我们觉得有必要把机构里的人才结合起来。”姚小雄称。 此外，他亦表示，目前资金和服务相结合程度还有待提高。姚小雄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对于投后管理，除了履行基本职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服务体系，帮助初创型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在这样一个服务体系里，涉及到很多主体，包括政府、投资机构、大学、研究院在这个体系里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系统去研究，把各个主体的职责弄清楚，然后把各个主体之间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为初创企业提供好的创业环境。 据他介绍，深圳天使母基金这几年在努力打造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与深圳的各个区合作一起成立“天使会”，建立孵化空间，给初创型企业提供支持，同时提供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各种各样的服务，取得了一些成效。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邹永勤 深圳私募圈又出事儿了？ 7月4日，深圳证监局发布公告称，要求深圳市怡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和通基金”）有关负责人孙红卫到深圳局接受监管约谈。 公告指出，根据日常监管工作安排，深圳证监局近期对怡和通基金开展了相关核查工作。孙红卫作为相关监管系统中登记报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应履行配合监管的法定义务，并配合有关违规线索的进一步核实和调查取证；并表示，“此前，我局已通过电话、上门督导等多种方式要求你到我局接受监管约谈，但你均未配合，也未提供正当理由。” 为此，深圳证监局按照相关法规以公开通知的形式，要求孙红卫自通知公告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与深圳证监局指定电话联系，进一步确定监管约谈时间及配合提供有关资料的具体要求；并强调称“如你仍拒不配合，我局将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 去年底已注销 以公开通知的形式要求辖区内某家私募基金公司有关负责人到深圳局接受监管约谈，这对深圳证监局来说，可谓“常规操作”。因为在此前的2020年和2021年，这样的案例便屡有发生，其一般的过程是深圳证监局对某家私募基金公司有关负责人发出监管约谈后，该私募基金公司往往在不久的将来便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注销。 比如深圳前海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联合创业”）有关负责人徐志强2020年10月被深圳证监局通知要接受监管约谈，该公司2021年11月便被中基协注销；深圳前海动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动产”）2020年11月被深圳证监局“喊话”，2021年3月份即被中基协注销；深圳市乐创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创财富”）2021年8月被深圳证监局“喊话”，在2022年10月份被中基协注销。 但这次怡和通基金有点不一样，因为其被深圳证监局“喊话”前已经主动进行了注销。 据中基协网站信息，怡和通基金成立于2015年6月15日，并于当年9月29日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P1023750，算得上是一家老牌私募；其注册和实缴资本为1000万，员工只有3人（其中孙红卫为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旗下产品更是仅有一只——山东建海创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山东建海”），显示这家老牌私募的发展颇不如人意。2022年10月28日，怡和通基金进行了主动注销，山东建海在注销时亦完成了清算。 实际上，近年来虽然国内私募基金规模稳步增长，但亦有不少私募基金公司或因业绩不佳或因操作违规等种种原因而被市场淘汰（注销）。通联数据Datayes！的统计显示，近一年（去年7月5日至今年7月5日）高达3183家私募基金公司进行了注销，其中主动注销的为993家；而在这993家中，注册地在深圳的有203家，怡和通基金便是当中一员。 但到目前为止，上述203家主动注销的私募基金中，除了怡和通基金外，并无第二家遭遇到深圳证监局的监管约谈通知。而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10月以来在深圳证监局对相关私募基金公司的“喊话”中均注明原因，比如前海联合创业、前海动产、乐创财富等公司均因存在部分私募基金募集完成后未在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等违规情形或违规线索。但深圳证监局在7月4日向怡和通基金的“喊话”中罕见地并未指出具体原因，只是笼统的说“有关违规线索也需向你进一步核实和调查取证”。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爆料称，其实怡和通基金旗下除了山东建海这只产品外，还有其它的产品，“比如在一家第三方平台上，就显示它还有一只名为怡和天润合伙基金（以下简称“怡和天润”）的产品”。 记者循着这个方向，果然在金斧子私募、私募排排网等第三方平台上，发现怡和通基金旗下仍然有怡和天润这只产品在运行中。进一步的信息显示，怡和天润成立于2014年3月，其管理人为怡和通基金，基金类型为自主发行，管理规模0-5亿元。虽然怡和天润成立至今已经持续了9年零4个月，但或许是出于业绩的原因，其净值信息只披露至2016年10月10日，累计收益-36.84%，而同期沪深300指数涨幅为51.91%。 图表1：仍然在运行的怡和天润合伙基金   此外，上述第三方平台均把怡和通基金归属于上海地区而不是深圳，因为怡和通基金的注册地址虽然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但其办公地址却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403号906室，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深圳本土私募基金。 那么，为何成立于2015年6月的怡和通基金旗下拥有一只2014年3月的产品？为何基金已经注销逾半年后，怡和天润仍然在运行而未进行清算？相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这些是否就是深圳证监局需要孙红卫配合核实和调查取证的有关违规线索呢？ 记者根据孙红卫在注册公司时留下的手机号码，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电话采访。但接电话的男士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是否就是孙红卫本人，只是十分警惕地和记者寒喧了几句，但知道记者的身份和目的后，就立即挂断了电话，此后该电话便一直处于忙线中。 中基协官网信息明确提示，已注销机构不再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使用“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已注销机构和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妥善处置在管基金财产，依法保障投资者合法利益。 孙红卫和山东建海 天眼查平台信息显示，当前孙红卫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多达10家，除了怡和通基金外，其余9家均是山东省的企业。而这9家企业中，较为知名的有烟台名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晟投资）、烟台市正圆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圆方网络）等。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怡和通基金是在2022年10月份进行主动注销的，而山东建海在当初注册时定的营业期限是2015年12月至2022年12月，两者时间上相当相近，是否有关联则不得而知。但记者留意到，这个在2022年10月份作为备案产品被清算完毕、而营业期限在2022年12月结束的山东建海，在天眼查平台上仍然处于存续状态，且在7月5日还作了信息更新。 山东建海是有限合伙企业，共有7位合伙人，最重要的分别是怡和通基金（2.5%，执行事务合伙人）、烟台市渤海实业有限公司（以后简称“渤海实业”，37.5%）、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5%）、烟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6.25%）。其中，渤海实业的大股东是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街道上尧居民委员会（96.15%，另有3.85%股权由孙红卫持有），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山东省财政厅，而烟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则是烟台市财政局。 而山东建海成立后只进行了两笔投资，分别是参股烟台市国通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国通产业）8.82%、烟台市渤海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渤海电子）4.91%。 其中，国通产业的控股股东是正大怡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怡和”，持股91.18%），正大怡和则是怡和通基金的控股股东（100%持股），而孙红卫则曾是正大怡和的控股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虽然现在他表面上已经不持有正大怡和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也已更换成李秀明。但从7月4日的公告可知，深圳证监局仍然将孙红卫定义为怡和通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渤海电子的控股股东则是烟台市金宝瑞投资有限公司（金宝瑞），持股49.57%，此外渤海实业持股45.52%。而进一步的股权穿透后可发现，孙红卫通过控股正圆方网络和名晟投资，从而最终实现对金宝瑞的控制。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鹏  7月6日，记者从北京再担保公司获悉，北京再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完成对其旗下北京国华文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国华担保”）增资工作。 经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审批备案，国华担保注册资本已由人民币30000万元增加至40000万元，增资款已全部实缴到位，并于6月21日完成工商信息变更，目前已收取了新版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北京再担保公司认为，此次增资，可有效缓解国华担保资本金约束问题，进一步提高银行授信额度、独立开展业务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准公共定位，持续优化业务结构，着力提升服务文化、科技小微企业能力，更好地解决首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小微融资担保业务扩面增量。 北京再担保公司全称北京中小企业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工信部与北京市政府批准，在北京国资公司主导和组织实施下设立的全国首家省级再担保机构。公司于2008年11月16日挂牌成立，按照“政策性引导、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组建和运行，是北京市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平台，也是北京市实施公共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要载体。 自2019年国华担保被北京再担保公司接手经营管理后，瞄准政策性、普惠性定位，累计实现担保规模超14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超5000户。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姜鑫  商业健康险迎来进一步的税收优惠政策。 2023年7月6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范围扩大至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疾病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主要险种，针对既往症等人群保障不足的现状，要求将其纳入医疗保险承保范围。 这意味着商业健康险的税收优惠由此前政策要求的团险形式扩容到个人，险种上也扩容到当前健康险的主要险种。 平安健康险总精算师丁雯表示，税优健康险只能做长期产品，在产品持续性上有一定优势。根据《通知》，税优医疗险有较高赔付率的要求，对于投保人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两年来健康险发展缓慢，甚至几近停滞，与此前业内预期发生很大转变，这与理财型保险销售、惠民保类产品崛起有关，税优扩大政策市场期待已久，可以说健康险迎来发展的春天。 在人保健康总精算师温家振看来，此次税优健康险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市场容量。 据记者了解，不少头部公司已经依据政策准备好相关产品，不日即将上线。 信息平台将生成唯一识别码用于扣税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于2015年5月开始试点，2017年7月推广至全国。购买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限额2400元/年（200元/月）。 不过，由于产品购买形式以及产品标准化数量少等原因，税优健康险发展缓慢。 《通知》在几个方面进行了完善，扩大了适用保险产品范围。 《通知》将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范围扩大到商业健康保险的主要险种，包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疾病保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选择。同时明确不再设计标准化条款，充分考虑消费者需求，增加产品保障内容，提高灵活性，仅对既往症人群设置承保要求，其他产品设计内容均交给市场主体。同时强化事后回溯分析，确保定价合理、经营可持续。 此前，百万医疗和重疾险是健康险发展的主力险种，但其目标客户多为健康人群，在行业发展放缓后，不少健康险公司开始探索针对老年人群、特定病种人群的宽核保产品。而上述产品也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针对目前既往症人群保障不足的现状，要求将其纳入医疗保险承保范围，允许人身保险公司针对既往症人群设置不同的保障方案，结合自身经营能力和市场需要开发保障额度更高、责任更丰富的产品。鼓励开发针对既往症和老年人等特定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疾病保险产品。 税优健康险的保障人群范围也有所增加。《通知》扩大了产品被保险人群体，投保人可为本人投保，也可为其配偶、子女和父母投保。 在税收优惠的落地上，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为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人建立信息账户，生成唯一的识别码，用于归集和记录投保人投保的所有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相关信息，支持投保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识别码与保险合同相互独立。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根据监管要求，负责建设、运营、维护行业统一的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 上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行业统一的商业健康险信息平台为投保人建立信息账户，记录其投保的所有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信息，方便消费者即使购买不同公司的产品，亦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税收抵扣。 相关产品上线在即 在健康险、寿险以及人身意外伤害险等人身险中，商业健康险占比并不高，以2022年数据为例，健康险保费占人身险行业总保费收入的25.27%。 但健康险的意义不容小觑。自2009年《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健康险被看作基本医疗保障的有效补充，2016年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将其明确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健康险在一段时间内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在2019年，这一增速出现放缓。 在一位健康险公司管理层人士看来，新冠疫情并不是影响健康险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一开始大家投保热情有所提高，但在近两年，随着理财市场发生变化，基金出现亏损、银行理财出现破净，无论是销售渠道还是客户，都更加偏爱收益写进合同的增额终身寿等理财型产品；而惠民保的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健康保障需求，健康险保费增速放缓。 在上述人士看来，《通知》的发布，或将为健康险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而不少保险公司已经准备好相关产品。 丁雯表示，未来首批上线的产品将以医疗险为主，但会做一些差异化设计，比如分别针对健康人群、带病体人群，甚至是严重既往症的人群，设计了不同的产品。针对健康体人群，产品将采取零免赔额。后续还会加入重疾险、长护险。 丁雯透露，我们此次将覆盖人群从纳税人衍生到纳税家庭，让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相匹配的产品，此外还设置了家庭费率折扣，鼓励纳税人为全家人一起投保。本次产品的扩面，对投保人来说选择也会更多，可以把一年2400元的税优额度用好用足。 在提升居民投保动力方面，丁雯表示，平安健康险拟上线产品都在产品设计时注重保险保障责任和健康管理服务的融合，提供就医安排、住院陪护、康复护理、院后随访等丰富且实用的健康服务，不仅解决就医带来的经济负担，还解决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和舒适性。另外，为了方便用户投保，我们也会与蚂蚁保、微保等平台合作，提供便捷畅通的购买渠道，让老百姓愿意买、买得到、买得对。 温家振表示，人保健康将把握政策机遇，发挥公司渠道优势，将税优健康险与公司健康战略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税优健康险业务，把税优健康险新政转化为民众福利，让更多人听到、知道并享受到健康保险个人税收优惠政策的红利。 经营税优健康险有要求 《通知》明确，符合一定条件的人身保险公司可开展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条件： （一）上年度末所有者权益不低于30亿元； （二）上年度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2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60%； （三）上年度末责任准备金覆盖率不低于100%; （四）具备符合要求的业务管理系统，并与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完成系统对接。（主业突出、业务发展规范、内部管理机制健全的健康保险公司，可以不受本条第一款限制。） 《通知》还在销售端提出了要求，并明确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长期护理保险可参照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管理。 在信息披露方面，《通知》提出，相关公司应在保单中明确告知税收优惠内容，并在公司官网公示产品名单。此外，《通知》还要求人身保险公司于每年3月31日（含）前，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报送上一年度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业务经营报告，例如，险种和分产品的承保、理赔、回溯分析情况，存在的风险和问题，以及相关改进措施等。回溯分析应当重点关注实际赔付率、发生率和费用率等指标与精算假设的偏差。在日常经营中遇到重大风险和问题时，应当及时处理并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报告。 2020年，原银保监会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明确力争到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不过，健康险行业的增长节奏却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进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行业的健康险经营主体们也在不断探索健康险新的发展边界，如拥抱医疗机构和药企，不断拓展自己的医疗健康运用能力，以及面向非健康人群开发专属产品。 在理财型保险产品备受追捧的当下，《通知》的下发或将为健康险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周一帆 在AI概念狂欢的当下，金融科技如何赋能公募发展，也成为了目前行业关注的重点。 7月6日，博时基金在深圳举办25周年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3年中期投资策略会。会上，博时基金董事总经理、信息技术部总经理车宏原就人工智能推动行业变革为主题发表了演讲。 车宏原表示，从当下大背景来看，金融科技的热点就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的技术革命，这也带动起大数据、大算力、云计算，以及新一轮的应用热潮。后资管新规时代之下，财富管理出现新趋势，全面注册制也掀开了资本市场改革的新篇章，个人养老金有望为市场注入长期稳定的资金，以及推动市场转型加快数字经济变革。这些热点都在催生新的业务模式，金融科技对这些方面进行赋能，在大资管时代，各类资管机构同台竞争，金融科技无疑是未来行业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 车宏原认为，从整个资产管理的价值链来看，金融科技赋能资产管理的进程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智能研究提升研究分析的效率和价值；二是智能量化投资突破传统思维提升业绩；三是在组合管理方面，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实时辅助精细化决策；四是智能化的交易提升能力；五是运营自动化和操作风险的防控以更好保障业务的开展；六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守住风险管理底线，并且对投资提供决策支持。 在具体案例上，车宏原介绍称，以银行间正回购为例，可以把业务划分为21个环节，在过去大多数的环节都是手工操作线下沟通，借助金融科技赋能，可以通过打通链路生态，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进而取得显著的效益。在提质增效方面，各个业务环节都可以有5-10倍的提升。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能升级量化投资，突破思维和认知的局限。目前基金公司的量化投资主要采用多因子的策略，传统的因子来源是基金经理在长期的投资研究和交易当中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经过多年的发展，由人想出来的因子同质化非常严重，很难有高收益。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挖掘因子，并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包括算法等多个方面挖掘选股逻辑，并且应用于实践之中，就有可能大幅战胜同类产品的平均水平。”车宏原指出。 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还可以构建企业的知识库，传统来说公司的知识库主要包括基本面和市场面等结构化和标准化的数据；“但现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将像宏观行业这类结构化，但非标准化的数据整合起来，还有各类的多模态的信息，包括文本、语音、视频等信息都可以构建成我们的知识库。” 车宏原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是想象不尽的，“我们的投资研究、营销服务、风险管理、日常办公、软件开发等，都是我们的应用场景，最简单的比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以拿养老金业务的介绍为例，可以生成文案稍加修改就能应用了，文案需要图片和照片，过去需要找模特、摄影师、设计师等，现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降低成本优化效率。” “目前来看公募行业人的作用还是占据主导，AI只是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我认为未来人力的作用会越来越小，AI的能力圈则会越来越大，最终将给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车宏原表示。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周一帆 随着今年上半年翻过，券商投行的期中“成绩单”也终于尘埃落定。 Wind数据显示，从上半年券商主承销收入来看，56家券商合计揽入141.20亿元（含IPO、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债），其中IPO项目收入占比超九成，达到127.31亿元。而与去年对比来看，今年券商股权承销收入出现小幅缩水，同比下降7.18%。 与此同时，投行业务收入马太效应依然显著，排名前五的券商市场份额占比达到50.84%，排名前十券商市场份额占比72.40%，但两项数据相比去年（53.17%、72.80%）均略有回落。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同期冲上主承销收入榜首的中信建投证券今年掉回“老二”，而中信证券则以24.79亿元的收入和17.55%的市场份额强势站回首位。 券商跟投“双刃剑” 在IPO项目募集方面，以发行日为统计基准，今年上半年IPO合计募资达到2106.55亿元，同比下降20.37%；从IPO项目数量上看，上半年共有193家企业完成IPO，而去年同期这一数据为204家。 在承销收入方面来看，今年上半年的券商IPO主承销收入排名的前十位分别是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君安、民生证券、中金公司、申万宏源、国信证券、兴业证券。其中，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海通证券分别以24.79亿元、15.77亿元以及12.50亿元的承销收入位居前三。 此外，市场份额统计显示，券商投行业务“马太效应”依旧显著。其中，位列前三的券商IPO承销收入行业占比分别为17.55%、11.17%、8.85%，合计占比达37.57%；排名前十位的券商整体IPO承销收入占全行业的72.40%。这也意味着，七成以上的IPO承销市场集中于头部机构。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首次引入跟投机制，要求保荐机构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发行人IPO的战略配售，锁定期为24个月。受此影响，券商投行业务的收入构成也由原先的IPO承销保荐收入，转变为IPO承销保荐收入+跟投投资收益。 目前，在全面注册制实行之下，券商跟投绝大多数以科创板项目为主。 Wind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15家券商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了42只科创板新股跟投，合计实现浮盈为7.91亿元。 从具体盈亏来看，按今年上市的IPO项目数量计算，保荐机构科创板浮盈比例为69.05%，浮亏比例为23.81%。其中盈利最多的个股为中科飞测-U，为其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带来了1.43亿元的收益；而亏损最多的个股则是双元科技，为其主承销商民生证券带来了1605.34万元的浮亏。 实际上，在过去保荐机构跟投项目中，一些券商浮亏规模较大的保荐项目已经明显侵蚀了承销保荐费。例如，截至6月底，百济神州-U给2家保荐机构中金公司、高盛高华带来的浮亏仍然高达3.84亿元，而2家保荐机构所获得的承销保荐费为4.70亿元，减收比例达81.70%。 关注保荐撤否率 Wind数据显示，以发行日作为统计标准，上半年承销项目数（含IPO、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债、可交换债）位居前十的券商分别是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证券、中金公司、民生证券、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国信证券、中泰证券、申万宏源，其中前三家上半年的项目数分别为61家、46家和36家。 单看IPO项目情况下，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证券的前三排名依然未变，分别拥有22家、18家及11家首发项目。此外，国信证券凭借着10家IPO项目亦挤进第5位。 而在项目储备方面，截至7月4日，目前71家券商共有IPO排队项目910家（剔除“不予注册”、“终止注册”、“终止审查”、“中止审查”等情况）。 具体来看，排队家数居前的10家券商分别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海通证券、国泰君安、民生证券、华泰联合、中金公司、国金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其中，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和海通证券分别以104个、74个、65个排队项目位居前三。不过，券商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华金证券、红塔证券、中邮证券等17家中小型券商，目前储备IPO排队项目仅有1个。 另一方面，在项目撤否率上，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4日，保荐家数前十位的券商中，招商证券的撤否率最高，达到16.13%，包括主动撤回10家，被否2家以及终止2家。除此之外，海通证券、中金公司和国金证券的撤否率也均在10%以上，而撤否率较低的则是中信建投和华泰联合，均低于5%。作为榜单首位，中信证券保荐家数为219家，撤否率为5.02%。 除去头部券商外，不少中小券商的这一数据也处在较高位置。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撤否率超过20%的券商共有5家，从高到低分别为华金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东莞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其中，前2家公司的IPO撤否率高达50%。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上交所下发最新一期《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动态》，向保荐机构明确，对于IPO企业在报告期内出现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指标下滑的情况，应重点关注下滑程度、下滑性质及未来持续性，审慎发表明确核查意见，并督促发行人充分披露可能存在的风险。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等影响，IPO企业难免会出现业绩波动。从IPO项目审核实践来看，交易所会主要聚焦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