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繁花”背后的主角 ——从小说“破圈”到剧集“出圈”的启示
本文配图均为电视剧《繁花》剧照。 出品方供图
“我想过无数次和她的重逢，但我没想过会是这样的。”
30集电视连续剧《繁花》预告片中，宝总低沉浑厚的声音不知打动了多少人。黄河路霓虹闪烁，大上海车水马龙。一时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成为老友的邀约。
剧集《繁花》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长篇小说。202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3年12月27日，剧集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开播，“繁花”两个字瞬间刷屏。时间之河顺流而下，观众在《繁花》中回望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繁华。
剧作中，爷叔一脸智慧地告诉阿宝：“纽约帝国大厦，从底下跑到屋顶要1个小时，可是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8秒。”时代洪流滚滚而过，有人踏风逐浪，有人半日归零。如何抓住时代机遇改写个体命运，是每一代年轻人的期待。
繁弦急管，光影斑斓，始终不能放弃的是希望。
一
金宇澄创作小说《繁花》，始于2011年。
那时候，作为《上海作家》即将退休的编辑，他在百无聊赖的工作之余在上海“弄堂网”陆续贴出《繁花》初稿。
6年后，金宇澄在一篇创作谈中回忆道：“2011年5月10日中午，我用‘独上阁楼’之名，写了小说的开场白，从这天起，我开始发帖，每天三四百字，五百字，六百字，欲罢不能阶段，一天写过六千字，非常奇怪的经历。”
中国现当代小说，用地域方言来写作，鲜有成功的例子，《繁花》却成了例外。《繁花》前半部上海话很浓，写到四分之一，金宇澄突然意识到它是小说，于是“开始做提纲、结构，做人物表，心里想的是，不能仅让上海人读”。对《繁花》的文字改良，使它最后变成一种“双语状态”，“懂上海话的人，可保证读到第五句会用上海话读这部小说，不懂上海话的读者，只要有耐心，完全可以明白，因为我一句上海话一句普通话这么修订的”。
金宇澄是一个文学上的“迟到者”。文学评论家程光炜曾经感慨：“他走的人生的弓形路，恐怕比同代人多。”1988年，金宇澄调入《上海文学》，开始接触文学，“他没想到有生之年能与那些著名作家比肩而立”。
更让金宇澄断断没有想到的是，一部始于网络写作的小说不仅风靡上海，而且风靡全国。《繁花》一问世，便获得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反响热烈，广受好评，“‘打开文本，仿佛听到一声发令枪响，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地起跑，冲刺向终点’——那不可估量的人生的尽头。”文学评论家张屏瑾这样写道。
2013年，小说《繁花》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10年来，《繁花》加印54次，真可谓“繁花满眼”。正因为小说源自网络，金宇澄的初衷，只“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台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是否能这样说，小说作者的心里，也应有自己的读者群，真诚为他们服务，我心存敬畏。”是故，“我希望《繁花》带给读者的，是小说里的人生，也是语言的活力”。
二
小说《繁花》里的故事，让导演王家卫不仅“一见如故”，而且“一见钟情”。
在上海出生、在香港成长的王家卫，对上海情有独钟。此前，王家卫在代表作《花样年华》中的灵感便来源于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小说《对倒》。而在《繁花》中，金宇澄“补足了”王家卫对上海的“记忆空白”。
2014年7月18日香港书展，王家卫首次回应已购得《繁花》版权。也是在这一天，他毫不掩饰他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不论写书、拍电影，精髓都在于如何营造这股艺术‘味道’，《繁花》‘味道’很鲜明。我认为故事完整性不是小说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这部作品已经超于一个故事。”
从大银幕转战小荧屏，王家卫镜头下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何等样貌？微博超6.7亿阅读量的话题里面，太多人等着“进来看风景”。在王家卫看来，金宇澄把一辈子想说的话都写进去了，好像浓浓的一锅汤。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依靠对话推进情节，这与王家卫影片中不采用单一轴线叙事、依靠独白与旁白串联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海出品，必是精品”。这部由王家卫导演、秦雯编剧、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的剧集，带着观众一头扎进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知名演员共同演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变革和风云变幻，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等众角色在“花瓣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郁热的气息”中讲述着时代变迁中的上海往事。王家卫以其独特的视觉风格，成功地将《繁花》这部剧集打造成了一部具有“电影化”品质水准的优秀作品。
在4年才拍摄完成的《繁花》里，王家卫用地地道道的“上海味道”阐释着具有标志意味的王家卫风格——浪漫、优雅、低调、疏离与碎片化。《繁花》开机3年多来，王家卫只发过3次预告，《时光如水——阿宝篇》《繁花满眼——宝总篇》《繁花时代》。王家卫解读，从一文不名的阿宝摇身到叱咤风云的宝总，皇皇大时代，人人争上游，时代是“繁花”背后的主角，托住个体命运的是时代之手。
《繁花》中阿宝为代表的小人物在时代浪潮下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魄力改写命运、自我成长。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无所有的阿宝在10年里华丽转身，成为黄河路上无人不知的“宝总”，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与此同时，玲子、汪小姐、李李或是饭店服务员、零售店主、工厂老板、外贸代理、汽车司机等，每个身处其中的普通人都选择了向商业对手挑战，向技术变革挑战，向个体命运挑战，哪怕失败也不放弃，笑对人生起伏。
在剧集中，王家卫将上海风情凝缩于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地点：灯红酒绿的黄河路、国际化的和平饭店、位于进贤路小而精致的夜东京。通过层次分明的环境设置，剧作将海派腔调与市井气息形成了立体化网状结构，让观众从“大环境”中感受上海的城市精神；从“小环境”中体会生气蓬勃的人间烟火。
在王家卫看来，“剧集《繁花》介绍的是时代”，因为“我们的故事讲的是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10年，成为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还需要时代的加持”。《繁花》正是以勇敢与坚韧、乐观与积极的时代精神为底色，以小切口观照新时代，以平凡人书写新征程，以期与拼搏奋斗中的当代年轻人共鸣共振共情。
历时态的视角为《繁花》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犹如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屹立于风口浪尖，充满无限活力和生机，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蕴含了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和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上海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重要经济中心，从传统的纺织、轻工等产业到现代的金融、科技等产业，上海都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许多世界知名企业和机构都在这里设立了总部或分支机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人才汇聚于此。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剧中风云际会的外滩27号外贸大楼和上海股票交易所构成了男主角阿宝的主要战场；“三来一补”、创汇、股票认购权证、循环信用证等现在看起来或许陌生的字眼却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忆。历史细节的精心刻画让《繁花》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相互交织，细腻的笔触折射出一个充盈希望的90年代。
三
剧集《繁花》是王家卫镜头下的“上海时代”，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阿宝是在思南路长大的，附近的皋兰路、香兰路，以作家的名字命名，他们一个擅长写喜剧，一个擅长写悲剧。阿宝说，自己从小就在悲喜中进进出出。这里还有一座普希金雕像。普希金说，一切都终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终将成为美好的回忆。这句话成为阿宝心底的记忆，也是他奋斗的底色。
浓郁的色彩、人物的独白、不规则的构图、黑底白字的字幕、构图的前景遮挡、模糊暧昧的光影、被音乐裹挟的慢镜头，以及神经质般的台词……构成了王家卫镜头独特的形式感，也为观众呈现了一幕幕欲语还休的都市物语。
对城市的怀旧、对旧物的依恋也是贯穿王家卫作品的审美意趣。《蓝莓之夜》《重庆森林》里纽约和香港两座大都市里，人与人之间同样疏离。据《解放日报》报道，早在2015年，王家卫曾经说过自己改编《繁花》的原因——美国电影是“双城记”，西海岸是洛杉矶（好莱坞），东海岸是纽约；好莱坞产生作品，纽约产生作者，比如伍迪·艾伦、马丁·斯科塞斯。北京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大本营，而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它有能力成为中国的纽约，它需要自己的故事，而《繁花》就是上海的《清明上河图》。
这部剧集之所以能够“复活”30多年前的上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剧组人员介绍，为保证真实感的道具，剧中有3000余件道具、2900余件服装出自上影集团道具库，这些道具都是20世纪90年代原件，足以真实还原当年上海人的生活。比如黄河路的霓虹灯，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具有标志性的符号。上海影视乐园黄河路上足足装了24座大型霓虹灯和50多块店铺招牌，这些霓虹灯均是在车墩基地现场生产，现场的霓虹灯制造车间超过1000平方米。
在剧集《繁花》中，观众惊喜地发现，金宇澄的《繁花》在王家卫的镜头下实现了“新生”，而非简单的“复刻”，文学与影视剧相互成就、相得益彰，恰是最让观众期待的地方。更令观众惊喜的是，《花样年华》《2046》中那些东方意境的怀旧感，张曼玉的旗袍、梁朝伟一直用钢笔写的小说、指尖的香烟，变成了极具上海味道的影像细节——宝总细嚼慢咽的茶泡饭、派力司香灰色西裤，玲子充满时代色彩的职业女性着装，李李那些具有年代感的美丽饰品，汪小姐古里古气的粗重镜框，“金美林”的蟹黄小笼和“至真园”的芙蓉蟹斗，以及海关大楼的钟声、自行车的铃声、股票认购证在印钞厂流水线上的唰唰声。
主观的记忆、客观的实物共存于《繁花》之中。为了拍好《繁花》，剧组1∶1实景还原了30多年前的黄河路、思南路，以此凝练剧中人命运的摩登秀场和时代韵脚。金宇澄、王家卫、饰演宝总的胡歌还先后把私家旧物——1984年结婚时新娘子穿的红色开襟外套、30多年前“天女”绍兴黄酒、飞人牌缝纫机——捐献给剧组，以此召唤观众对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丰沛记忆与盛大想象。
《繁花》中的上海，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而是一个跳动社会活力、充满文化交融的时代象征。这座城市以其包容性和创新性闻名，正如剧集所艺术呈现的那样，不仅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才，还孕育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人物和故事。
中国影视对文学的改编由来已久。1956年，《祝福》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作品登上了银幕，自此开启了文学与影视相互成就的辉煌之路。从1981年到1999年，共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就有12部获奖作品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创造了中国电影辉煌的“第五代”导演作品几乎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起步的，比如张军钊以郭小川的同名诗歌为蓝本拍摄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改编自柯蓝小说《深谷回声》的《黄土地》。此后张艺谋定格“黄土”“高粱”、长空与河流，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极具个人风格和象征意义的作品。陈凯歌延续“安塞腰鼓”、剪纸、窗花，交出了《孩子王》《边走边唱》《荆轲刺秦王》等一个个主题不同，却拥有相似精神内核，具备深沉人文关怀的作品。从“第五代”导演开始，中国电影面向普罗大众，面向复杂生活，面向可以戏剧化光影化传达的人间万物，面向蕴含丰富可能的人性力量，面向人和人之间微妙且永恒的关系，从而表达复杂中国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同时，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经典剧集作品同样不胜枚举。成为不少人“童年回忆”的四大名著剧集、取材自同仁堂乐氏家族故事的《大宅门》、近年来大火的《人世间》《破晓东方》……一部部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剧集讲述着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时代变迁。
经得起时间和读者考验的文学作品，始终是影视创作灵感的不竭源泉。从文学到影视，是一个“破圈”到“出圈”的过程。我们有理由期待，《繁花》为2024年影视改编开一个好头。（李 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