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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协议，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词，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的那几年，竞业协议成为了企业保护自己商业机密的 “ 标配 ”。 而如今，互联网行业逐渐趋于平稳，但竞业协议却在被扩大化和滥用，劳动者们被 “ 层层设局 ”，却无法挣脱。 有人在跟踪。 刘欣突然心跳加速，她知道大概率是幻觉，但是忍不住时不时回头看看。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2023 年，前东家派人连续一周拍摄了她从家到新公司的视频，作为她跳槽到竞对公司的证据之一。 那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和他手里的摄像头，具象成仲裁判决书里 2500 元的调查取证和公证费，但在共计高达 28 万元的赔偿金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 即使换了城市，换了住址，“ 从我离职的那刻起，他们就没想放过我。” 2022 年 6 月毕业的刘欣，进入了这家增长迅速，骤然升格为 “ 大厂 ” 的公司。HR 以校招 HC 有限为由，以社招方式向刘欣递出了橄榄枝，刘欣同意了，入职公司厮杀正酣的团购业务，工作地点在广西南宁。 实际上，刘欣对这家公司高强度的工作也有耳闻，明确的知道这里实行 11-11-6 的工作时间，但她觉得刚毕业，可以锻炼一下，苦还是要吃的，至少干个一两年。 采销专员的月薪一万零八百，到手 9000 多块，每天上午十一点从比价开始，调价、对接上百个商家，联系商家备货，催促入库。一般最后一批货品入库是在凌晨 12 点，但大部分情况不会这么顺利。 同时，公司新人也有一天工作结束后写日报的习惯，要求事无巨细，需要分析自己类目的每一种货品当日的销量情况、原因、改进，对比隔壁区域同款产品销量情况、原因、改进，刘欣写了 5 个月。有一段时间，完成所有工作后，刘欣都是哭着下班离开仓库 —— 为了方便办公，公司的工位就在仓库里。 刘欣想起了当时企业微信的推送，会显示每天多晚还在处理信息，她随便翻看了一下，时间都在凌晨 12 点到 3 点左右。超负荷工作唯一的好处是每天睡得很死，没什么时间想别的。 她还是没有坚持到一年。 8 个月后，2023 年 2 月，在体检指标 43 项飘红后，刘欣提出了离职，时至今日有项病症她依旧需要每日服药、按月复查。 离职前，她提到 HR 要求她签署一份竞业协议，启动后竞业补偿金按在职月基础工资（ 8100 元）的 30% 发放，也就是每月 2430 元。如果违反协议，则要赔偿公司 24 个月的月工资并返还已发放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约 28 万元。 初入社会的她并没有过多犹豫就签了，因为 “ 否则无法拿到离职证明。” 这看起来很合理，公司向离职员工发放补偿来保护自己的商业机密，员工领了钱就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 但，在实务之中，大厂们竞业协议的范围在不断迭代。2020 年左右，合同中基本上为有限列举的公司，之后就开始不断扩大：持股公司、上下游公司都被囊括其中，甚至进展到粗暴的用营业执照的字面经营业务重叠来定义是否违反竞业协议。 刘欣的公司的竞业限制期为 9 个月，这份协议里几乎囊括了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和电商平台，及其关联公司、为上述公司直接或间接提供服务的企业以及投资上述公司（ 或被上述公司投资 ）的企业或经济实体。 举个例子，刘欣虽然是买菜事业的采销专员，但如果她离职去了《 王者荣耀 》所在的天美工作室做一名后勤人员，理论上也是能命中竞业协议的，因为天美工作室是被腾讯所注资的。 简而言之，招聘软件上随便刷到的公司都有可能是竞业雷区。 也就是说，这份看似合理保护企业自身的协议，以合法的手段，在用每月 2430 元的竞业补偿，锁定了一名毕业不到一年的大学生生命之中最重要年华的 9 个月。在快速迭代发展的互联网行业，如果十分严格的遵守，她会与整个互联网行业无缘。 刘欣要么拿着每月不到 2500 元的补偿金在省会城市 “ Gap year ”，要么冒着被巨额索赔的风险继续找工作，作为一个从不知名小山村走出来的大学生，背负着全家人希望的她，看似有选择，但只能选择后者。 2022 年应届毕业生柯林工作一年零三个月后面临着同样的抉择，从事运营工作的他离职后因为入职了竞对公司被索赔 44 万元。 最让人超出认知的案例是杨越。他同样在该公司担任运营，在 2023 年 6 月从公司离职，他的基本工资为 5900 元，在离职前公司 HR 要求签订的竞业协议里，9 个月竞业期，竞业补偿金按照基本工资的 30% 计算，每月只能拿到 1770 元，甚至没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 在发了三个月的补偿金后，杨越发现自己被公司申请劳动仲裁，原因是自己未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需要支付高达 27.6 万元的违约金。 知危编辑部对此产生了超出朴素认知的疑惑： 月薪 5900 元的最基层员工，真的会知晓什么公司机密、并在出去重新找工作时对公司产生重大伤害吗？ 在 2023 年 10 月被公司索赔 28 万之后，刚离开象牙塔的刘欣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作为劳动者的身份，以期更理解自己的处境，她的疑问层层展开，又随着事件的进展一步步陷入绝望。 自始至终，刘欣都不认为自己该被竞业。 她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工作内容，觉得自己作为应届生进入公司，在职级上也属于基层员工，不属于竞业限制的范围。《 劳动合同法 》第 24 条规定，竞业限制主体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业务的人员，且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但是该公司认为刘欣掌握公司的商家信息、招商方案、市场数据等机密数据，所以属于 “ 其他负有保密业务的人员 ”， 仲裁委员会支持了这样的说法。 其次，在仲裁中，刘欣们都提到了协议的签订 “ 非真实意思表示 ”。实际上，在劳动者与企业权力和能力储备不对等的情况下，刘欣突然被叫到封闭空间内签署了协议，有某种 “ 迫不得已 ” 的意味。 但以 “ 胁迫 ” 为由撤销合同，本身举证难度和证明责任极高，得到司法认定很难，不要说是她这样涉世未深的应届生，即使是工作多年的员工，也无法做到。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胡晓光律师向知危编辑部分析了取证的难度：“ 首先劳动者无法提前预警，做到随时录音，其次即使录音，记录下存在胁迫的语言内容，公司从应诉技术的角度也可以完全否认说话内容的真实性，最后公司完全可以说协商只是过程性沟通，但员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签署了书面协议，应当以书面约定为准。” 但同时，协议也并非完全不对等，约定的企业每月固定发放的竞业补偿金体现了公平原则和对劳动者的保护，即使 30% 的月工资看起来金额并不高，但合乎法律。 另外，还有一个争议点。刘欣觉得自己虽然入职了竞对公司，但工作内容已经从买菜业务转移到了海外业务，并且品类与针对人群皆不相同，所以并未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而这一点，其实更难自证。 “ 法官的裁判逻辑认为，人的技能和思想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进入新公司，完全从事与过去知识储备与技能不相关的工作，根据人的社会性和积累知识角度来说，进行完全的知识技能切割往往违背常理，所以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这点。” 胡晓光律师如此解释。 这些其实是大部分有类似经历的劳动者在面对仲裁或诉讼时，都会提出的异议，但是获得法院支持的很少。最重要的原因是关于刘欣们签订的协议，大多数司法实践依然以形式上的合同约定优先。以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为例，当法律对第三类 “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 没有明确概念时，用人单位的格式条款就成为优先采纳的依据，这个模糊化的地带被公司方 “ 占领 ” 了。 作为一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一旦你签下了这份竞业合同，日后出现纠纷，在竞业限制协议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劳动者败诉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其实，在法学界，已经有学者意识到我国裁判事件中仅关注竞业限制义务是是否履行的事实，而模糊了对协议效力的审查。也就是说，现行协议效力审查规则不涉及对协议内容合理性的实质审查，这就导致了很多合同内容和竞业范围在明知不合理，但依旧被法院认可的情况。 武汉大学法学院喻术红教授曾整理了 2020 年 5 月到 2022 年 5 月的 454 份与 “ 竞业限制 ” 有关的民事判决书，其中 87% 的裁判确认或默认竞业限制协议有效。她认为，实际上，这些协议虽然形式上合法有效，但实质上存在主体泛化、限制范围不合理、权责不对等等问题，可履行性存在争议。 并且，在竞业限制义务主体中，79% 为 “ 负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 ”，裁判实践中该类主体的认定颇为宽泛，法官也鲜有涉及这类主体的抽象概括与特征总结。 那么，在败诉注定的情况下，刘欣要争取的是什么？ 答案是违约金金额。 从个案审判实践来看，有学者对 2018 年到 2020 年上半年 102 起代表性离职竞业违约金纠纷判决书进行了统计，发现法院未支持酌减的 18 件，支持酌减的 84 件，体现出高违约金的普遍现象和法官支持酌减的普遍倾向。 姚明斌的《 违约金的双重功能论 》里提到，用人单位普遍有意约定明显过高的违约金，甚至在明知超出一般劳动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如此，体现出其更加重视违约金的惩罚属性，以及试图借此震慑劳动者严格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胡晓光律师认为，法官支持酌减的考量因素主要是劳动者新旧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在公司期间的经济收入与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经济补偿金数额，以及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及大小情况。往往在用人单位无法证明损失的情况下，酌情减少，一般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但，诡异的是，知危已获得的包括刘欣在内的多位涉及该公司的基层员工仲裁判决书均显示 “ 顶格处理 ” ，也就是在确定了劳动者存在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后，完全支持了用人单位的高额违约金诉求。 知危查阅资料时也发现了一个可以对照的案例。来自苏州法院最近公布的 2018~2023 年竞业纠纷案件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中的一起，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收入约 6000 元的单某，与某高分子材料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约定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金为 100 万元，竞业限制经济补偿为 1220 元/月。 其离职后入职同业竞争公司，后公司经仲裁前置后起诉至昆山市人民法院，主张单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100 万元。 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未举证其损失数额，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违约金明显过高，应当依法予以调整。综合考虑单某的职务、违约情节、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额等因素，并适度体现对劳动者违约行为的惩罚性，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决单某支付竞业违约金 4 万元。 这也正是令刘欣崩溃的地方。 多地案例和过往经验，让其代理律师曾判断为赔偿金额不会如此之高，并倾向于会通过仲裁庭调解完成，没想到用人单位金额要求过高，调解未果。 一位上海的律师向知危坦言，法官或仲裁员判案的底层逻辑来自于 “ 不错判 ”，毕竟书面协议在先，从裁判正确的风险度考量，按照合同金额裁判，保证了案例的底线，但是法官如何使用自由裁量权进行酌减，确实不同地区、不同法官会有不同判罚。 也正基于此，刘欣和律师决定绕过劳动仲裁所在地上海市长宁区，通过向社保缴纳及实际工作所在地广西南宁提起诉讼的方式，以求得更公正的裁决。 此时，让人绝望的事情出现了。 2023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2 点左右，刘欣和律师收到了顶格赔偿的仲裁判决书，当天下午四点钟向南宁市某区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并在 12 月 25 日立案成功。但是在 2024 年 1 月 5 日获知案子又被移交回了上海市长宁区法院。 刘欣这才发现，12 月 1 日上午，该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书，向长宁区法院提起诉讼，她在当天上午 10 点钟左右收到了长宁区法院的短信。 这里需要科普一个规则，有时一些案件出现纠纷合理争取属地管辖权十分重要，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 “ ……双方当事人就同一仲裁裁决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后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先受理的人民法院 ” 的规定。 也就是说，从时间上看，刘欣不仅在得知仲裁结果上比公司要晚，遵循哪里先立案哪里先受理的原则，刘欣申请立案时间也要晚于对方。 “ 12 点才知道仲裁结果，如何提前就能申请立案？这对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仲裁判决已经基本支持了用人单位的大部分诉求，刘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次起诉，完全是为了抢夺属地管辖权。 知危在梳理案例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这家公司在对待离职员工，打竞业官司上，具有高度流程化和不断迭代的特点。 在裁判文书网上，2023 年 4 月一起该公司的竞业限制纠纷中，劳动者成功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从上海市长宁区法院移送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处理。而至少在半年后刘欣的案例里，这样的操作已经不可能，2024 年 1 月 29 日，柯林的裁决书出结果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在其他大厂的劳动合同纠纷中，面临竞业补偿金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有些劳动者会通过诉讼索要在职期间的加班费挽回损失的案例。 但，在刘欣所在公司的劳动合同里，明确写明了 “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工资，已经包含了有关法律规定及有关政府部门规定的各类补贴、津贴在内。” “ 如乙方对当期工资有异议的，应在收到工资后 3 日内向甲方书面提出，乙方在上述期限内未对当期工资提出异议的，视为当期发放工资准确无误。” 这两条款直接扼杀了该企业劳动者索要加班费的可能。 刘欣彻底绝望了，加班的日夜时间像个笑话。 值得一提的是，外人无法知晓到底有多少基层员工被该公司启动了竞业协议，胡晓光律师提到，竞业合同纠纷有相当一部分都以调解或私下和解撤诉的方式结束，案例无法呈现在公开平台。那些稍有家境的劳动者很有可能吞下这个苦果，最终展现出来的，只有刘欣这样的 “ 苦命人 ”。 刘欣觉得她似乎一直在一张密不透风且光滑无比的墙面前打转，“ 明明不合理，但没办法诉说。” 到目前为止，这场博弈随着常识的不断被打破，似乎注定了结果。刘欣、柯林、杨越均处于不服劳动仲裁结果的一审阶段，有相似经历的他们成立了 “ 打工者联盟 ”。 在这里，他们发现，就算是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也会被超出认知的竞业协议限制所困扰。 于枫是一名互联网老兵。他怎么也没想到，在 2 年竞业期即将到期的最后几天，自己被公司起诉违反竞业限制协议，被要求赔偿的违约金非常巨大，对很多普通人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 2018 年于枫入职了公司，offer 明确规定了年薪中 50% 为股票期权。入职半年后，于枫被要求签订一份补充的竞业协议，他发现协议将原来工资中的股票收入定义为了 “ 竞业限制的对价 ”，离职后若其违约，公司将有权收回尚未出售的股权激励，追索所有出售股权激励所生之收益，无论该股权激励已出售多少年，且员工不得要求返还已缴纳的税款及已支付的行权款。 于枫感到这明显是不合理的条款，但又别无他法，“ 当时我已经入职半年多，好不容易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我无法做出拒绝签订离职的决定，那时的沉没成本太高了。” 文件篇幅很长，于枫无法完全阅读，也被告知不许拍照，“随大流吧” 经过考虑，他选择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之后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2021 年初，于枫从公司离职，由于股票分批解禁，离职时于枫拿到了 50% 的股票。 离职的时候非常顺利，并没有像其他案例一样被要求签署新的竞业限制协议，于枫表示公司也并未告知自己是否启动竞业，他甚至还记得最后一天的时候，HR 和他分别时还说了句 “ 祝你工作一切顺利。” 之后他严格按照对方口头提出的要求执行：不发朋友圈，不请客吃饭，不与在职同事联系沟通。他静默了。 离职后的日子于枫一方面开始创业，经营状况并不好，前期几乎没有流水，之后月流水也刚破万。另一方面他决定用积蓄在上海买房。 不过，由于社保积分较低，于枫连摇几次都无法入围，为了提高中签率，他在朋友的一家公司代缴了社保。三个月后，房子摇到，于枫停止了社保缴纳。 之后他一边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一边在家照顾孩子。直到 2023 年初，被前公司起诉，由于当初代缴社保的公司以及自己创业的公司在经营范围中都与前司有重叠，公司据此要求追索出售股权的收益。 律师和于枫认为，粗暴的用营业执照的字面经营范围重叠来定义是否违反竞业协议，是有争议的，况且作为小微企业，在经营体量上与该公司差别甚大。 实际上，在立法原意上，竞业限制措施应当遵循最小限度原则，即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和时间不得超出保护商业秘密所必须的限度。以竞业限制的范围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在 190 号指导案例中指出，“ 竞争关系的审查，不应拘泥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 ”，而应进行 “ 审慎且实际性的审查判定 ”。 2023 年 11 月，于枫的律师收到了长宁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决书基本认定于枫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事实成立，支持了原告公司的天价索赔诉求。之后，公司申请了财产保全，于枫用于按揭还款的银行卡账号被司法冻结。 实际上，这样的操作方式并非个例。为公司工作 4 年多的林浩也有着相似的遭遇，离职后被诉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同样是以股票作为竞业限制的对价 。2024 年 1 月，林浩用于还房贷的银行卡被冻结。2 月 19 日，该案被长宁区法院定为 “ 疑难复杂案件 ”，一审需要较长结果。 实际上，股权激励能否作为竞业限制补偿金在法律及司法解释上并未有明确规定，知危编辑部发现各地司法机关存在不同口径的案例。 反对理由主要在于两点。一，股权分红收益与竞业限制补偿的性质不同。股权分红收益需满足一定的授予条件，是否能够行使权利、获得收益均要受到限制，具有不确定性；而竞业限制补偿金是对劳动者离职后在竞业限制期内因择业权利受限所造成的利益损失的补偿，不属于员工的工资或者其他福利，与员工在职期间有无违纪行为等无关，具有排他性，且该补偿金应为确定数额。二，竞业限制补偿应当在员工离职之后支付，属于强制性法律规定，在职期间支付不具有合法性。 支持理由在于，法律并未禁止用人单位可以以非现金方式给付劳动者竞业限制补偿金，也未禁止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在职期间提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即如果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股权激励作为员工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对价达成约定，因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 从司法裁判相关案例审查裁判认定来看，若股票期权被认定为独立于正常工资报酬以外的额外福利待遇，那么其被法院认定可作为竞业限制义务对价即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可能性较高。 刚刚过去的春节，于枫险些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我只有起诉等待二审的判决，不然的话我的房产可能进入司法拍卖的程序了。” 于枫今年快 47 岁了。属于较早的一批沪漂小镇做题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变，之后拥抱互联网浪潮成为大厂一员，在 42 岁时还拥有极强的职场竞争力，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但，崩塌仿佛在超越常识的瞬间产生。 那是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的一周，于枫突然发现自己的听觉消失了。“ 对面的人和我讲话，我只能看到他的嘴在动，我听不见声音，但是周围路过的汽车声，路边的狗叫声又却能听得到。” “ 你坦诚回答我，如果按照法条解读，民事诉讼案件中，如果被告突然离世，是不是诉讼审理的过程会终止？” 于枫问了律师一个问题。 “ 就算被告突然死亡了，遗产也会被追诉的。” 律师沉默良久，还是决定回答于枫。 这些困于竞业协议的人们，一起建立起了一个 “ 打工者联盟 ”，知危编辑部发现这个联盟时，第一个接触的人是林浩。 相较于其他重点关注自己案件本身的人，林浩对整个 “ 联盟 ” 有一个更群像化的观察。 他发现，绝大部分该公司员工在离职后都像消失一样，他们既不像正常公司一样拥有离职员工互助群，也不再和公司有任何瓜葛，甚至在交谈时也不会主动提到自己的任职公司。 如果不是这次相对规模较大的争议竞业协议纠纷频繁出现，在权力不对等的劳资关系里，任何不公的情况都只能劳动者一人面对，他们既没有案例参照，也没有同行者获得力量。 不过，更现实的一点是，即便有了这个 “ 联盟 ”，他们能做的也并不多。 他们依然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小群体，孤独地等待接受审判。 知危编辑部在了解这一系列事件时，受到了直击灵魂的震撼。 对于底薪 5900 的小年轻，在被 1770 元/月竞业 9 个月的情况下，为了生活重新找工作需要赔偿公司近 28 万时，我们发出了费解地疑问：他犯天条了吗要如此惩罚？ 竞业协议是合法的，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这些人与企业签订了协议，违反协议后就应当受到惩罚，这无可非议。 但，如果这竞业协议本身并没有那么合理呢？ 劳动者与企业天然就有不对等的关系，不能奢求协议完全对等，但，我们也要考虑一下企业权利的边际：企业不应持续扩大、滥用自己的权利。 从事实上看，竞业协议的扩大和滥用，已然远超常识认知。知危编辑部接触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主人公是春节还想着不休息、多打些工多赚些钱的普通打工人李普。 李普在春节期间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入了该公司位于广东的仓库，成为一名正式的基层打包工。 简而言之，就是做产品的打包、整理、入库等工作。他从没想到，连他这个打包工入职时也被要求签订了一份竞业协议，如果离职后启动，竞业期限两年，违反的话将要赔偿公司月工资的 24 个月。 这份 “ 机密 ” 工作他打算干一个月就离开，“ 罚款太多 ”，他说。 这种企业在竞业协限制上的扩大和滥用，在劳动者的沉默中持续发展，谁也不知道弹簧何时真正绷裂。 于枫向我们表示，他觉得自己以前是个沉默者，和普通打工族一样在公司像猪一样吃饭，然后看到有一天一只猪被拖走，杀掉，自己也无动于衷，但是很不幸，自己现在成了准备被杀掉的那头猪。“ 但是至少在被宰杀之前，也应该大声叫出来吧。” 保护企业的权利，非常重要，但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也同样重要，不应此消彼长。 劳动者不是冰冷的工具，劳动者是一个有自我权利的人。 劳动者不应因入职某一家公司，经过了企业的 “ 培养 ”，就变成了企业的某种 “ 私产 ”，进而不能去市场上相对自由的流通。况且，所谓的 “ 企业培养了人 ”，本质上也是一种对等的 “ 相互成就 ”，人在工作中同样创造了价值，双方并无亏欠。 如果着眼于更高的层面来看，企业对竞业协议的扩大和滥用，是在抑制整个行业的发展。优秀的人才被不合理的 “ 锁死 ” 而不能成长或错失最佳的成长时机，是对人才的一种葬送。 其实，企业并非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在科技互联网同样发达的加利福尼亚，竞业协议是违反州法律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商业和职业法 》第 16600 条规定，除了有关公司、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在销售或解散中的竞业禁止协议外，“ 任何人被限制从事任何种类的合法职业、贸易或业务的合同在其范围内都是无效的 ”。 因此，加州的公司普遍采用 “ 保密协议 ” 以及 “ 知识产权转让协议 ” 来保护公司的商业机密和专有技术，这样既能保护企业的权利，又不阻碍员工的职业发展和行业内的健康竞争。 我们并不认为外国的月亮更圆，也不认为竞业协议需要被取消，但我们认为，竞业协议的确需要有更明晰的边际、更合理的权责范围，以便被被更好地使用。 这应该是同时保护企业和劳动者的协议，而不是一份恐怖的、企业用来 “ 吃人 ” 的协议。

马斯克是“伪君子”？ 文/何伊然 编辑/刘宇翔 奥特曼终于回应了马斯克。 3月5日，Open AI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OpenAi与埃隆·马斯克》的声明，在该声明里，奥特曼释放了大量Open AI的各位创始团队成员与马斯克的往来邮件截图，逐一驳斥了马斯克此前的各项指控。 马斯克与 Open AI之间的纷争再度升级。在当地时间2月29日，马斯克突然在旧金山法院对OpenAI及其联合创始人，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总裁布罗克曼提起诉讼。 马斯克还在推特上质疑，“我很困惑，我捐赠了约1亿美元的非营利组织是如何变成300亿美元市值的营利组织的。如果这是合法的，为什么不让其他人这样做？” 仔细看马斯克提起的诉状，简直是一篇针对OpenAI的“讨伐檄文”，洋洋洒洒列举了多个“罪状”，他斥责奥尔特曼早已经违背了创立之初关于如何使用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承诺、违反信托义务、开展不公平商业行为，他要求OpenAI赔偿，阻止公司、创始人以及微软等背后支持者从中获利，并面向公众开源。 尽管双方分道扬镳多年，尽管马斯克在公开场合多次对OpenAI表达过不满，但是马斯克把矛盾直接摆到明面上，并且要在法律层面一较高下还是超出了外界的预期。一时间，舆论哗然。 对于马斯克的高调指控和起诉，OpenAI选择了冷处理的态度，奥尔特曼也没有公开回应。只有OpenAI 首席战略官 Jason Kwon 在内部邮件中将马斯克的起诉归结为“个人原因”。Kwon写道：“我们认为马斯克后悔没有继续参与公司发展……考虑到马斯克与公司许多在为使命奋斗的人们密切合作过，这令人非常失望。” 然而在沉寂不到一周后，奥特曼使出“杀手锏”，通过公开邮件透露： 1、马斯克曾认为Open AI的启动资金需要 10 亿美元，他将补足“别人不提供的部分”，但最后只给了4500万美元； 2、马斯克知道 AGI极其烧钱，需要数十亿美元投入，2017年底，OpenAI和马斯克决定创建一个盈利性实体，马斯克希望获得多数股权并担任CEO，但不提供资金，要布罗克曼自掏腰包填补资金缺口； 3、马斯克曾打算将OpenAI并入特斯拉，将 Open AI 的技术用于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推动特斯拉的销量和股价，赚到的钱再投入人工智能，以抗衡谷歌； 4、马斯克之所以选择离开OpenAI，是因为觉得Opne AI成功的可能性为零，他计划在特斯拉内部打造一个 AGI 竞争对手。离开时，马斯克告诉团队支持他们自己寻找融资数十亿美元的道路。 5、Open AI 的创始团队成员曾告诉马斯克在越来越接近构建人工智能时，开始降低开放程度是有意义的，Open AI中的“开放”是指每个人都应从人工智能的成果中获益，而不是不分享科学成果。马斯克表示赞同。 奥特曼的回应颇有“一招致命”的打法，试图证明马斯克是口惠而实不至、唯利是图、出尔反尔、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这一声明再次震惊科技业界。 01 9年前，马斯克和奥尔特曼为了对抗谷歌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决定携手，OpenAI应运而生；9年后，OpenAI已经成长为科技领域的新兴龙头，马斯克和奥尔特曼则变成了对簿公堂的“敌人”。 马斯克曾详细回顾了OpenAI的创建历程和个人在其中的贡献度。 他宣称，当初奥尔特曼和布洛克曼一再强调这是一个专注于应对谷歌竞争威胁的非营利组织，他才愿意提供资金支持，然而OpenAI目前的情况早已违背创始协议。 马斯克强调，在最初几年里，他是OpenAI 最大的捐款人，在2016—2020年期间累计捐赠超过4400万美元，并利用个人关系和社会影响力为OpenAI招揽了多位顶尖工程师。 但在奥特曼的回应里，马斯克明明表示融资规模应该从10亿美元起步，并承诺“对于其他人未提供的部分，我将负责补足。” 奥特曼无疑是想证明：马斯克对 Open AI 的贡献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大。在OpenAI看来，当初主动选择离开的马斯克没有想到这家非盈利组织能在微软的支持下发展成现在的规模。 按照一直以来官方说法，因为特斯拉从OpenAI挖走了Andrej Karpathy担任自动驾驶项目架构师，马斯克认为特斯拉和OpenAI存在潜在“利益冲突”，无法履行董事职责，因此在2018年选择退出OpenAI董事会，继续履行个人承诺的1亿美元资金资助。 事实上，此前媒体在2023年采访多位内幕人士，就爆料马斯克和OpenAI当初就不是和平分手，双方矛盾早就无法弥合。 彼时，马斯克认为OpenAI的技术研究大幅度落后谷歌，他向奥尔特曼提出收购意向，由他直接控制并亲自运营OpenAI。这一提议遭到了奥尔特曼及其余创始人的一致拒绝，OpenAI管理层原本只把这视为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但马斯克直接宣布退出，并拒绝支付尚未完成的捐赠。 马斯克的突然转变立场使得OpenAI出现了资金缺口，一度无法正常开展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尔特曼和OpenAI管理层对完全依靠有钱认识个人意愿的捐助失去了信心，决定将非盈利组织改组为有限盈利组织，选择微软作为注资方。 这一报道在奥特曼的声明里得到印证，马斯克并未抵触商业化，相反还构想过创建一个盈利性实体，马斯克想占多数股权并担任CEO，但不提供资金，只是“我们无法与马斯克就营利性条款达成一致，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个人对 OpenAI 拥有绝对控制权都是违背使命的。然后马斯克建议将 OpenAI 并入特斯拉。” 近两年，风格张扬的马斯克多次在各个场合抨击OpenAI已经背离创立初衷：“直到今天，OpenAI官网依然在声称其章程是确保 开发AGI‘造福全人类’，然而OpenAI 已经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微软的事实上的子公司。” 之前奥尔特曼的回击则相对委婉，他表示：“我想马斯克真的很关注AGI的未来……他对OpenAI和微软的大部分指责都不是事实，他自己清楚这一点。” 在诉状中，马斯克一再强调现在的OpenAI和微软深度绑定，所谓的有限盈利架构已经是“徒有其名”。马斯克要求法院核算自己捐给OpenAI用于资助公益研究的捐款并归还。 而现在奥特曼则毫不客气指出：马斯克曾想独吞 Open AI，并与特拉斯深度绑定后，赚钱和拉升股价，在遭到反对后，马斯克决定单干，成为 Open AI 的竞争对手。 02 其实，当马斯克高调起诉OpenAI之时，舆论就并不认可，甚至认为这位世界首富是在偷换概念和玩文字游戏，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现在是AGI时代吗？ 在起诉书中，马斯克将微软在2023年发布的一篇论文列为证据。 这篇论文中，技术团队通过实验证明ChatGPT 4.0可以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获得及格分数，已经超过了一些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论文中，微软写道：“我们相信GPT-4应该被合理视作一个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早期版本。” 从任何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句对ChatGPT未来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而非是一句定论，但马斯克却将它作为GPT已经是AGI写进了诉讼文件。基于这样的论断，马斯克认为GPT的广泛商用超越了微软与 OpenAI 许可协议的范围，应该禁止OpenAI和微软利用AGI谋取利益，且需要强制相应技术开源。 按照OpenAI的定义，AGI意味着“在大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中胜过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 虽然ChatGPT和Sora现有表现可以取代一定的办公室岗位工作，单说“胜过”“高度自主”显然言过其实，生成式AI在商业领域的落地尚处在探索阶段，远远谈不上遍布“大多数工作”。 多位行业内人士站出来批判马斯克“言过其实”，在生成式AI仍处于发展期的情况下，构建起一个并不成立的先决条件以此阻拦技术探索。 第二，马斯克和奥尔特曼的最初约定是否算得上有法律效益的文件？ 诉讼文件中写道，OpenAI的初始章程以及马斯克与奥尔特曼的多年来的邮件沟通中均有关于创始协议的“记载（memorialize）”，显然马斯克的律师采取了较为模糊的表达方式。如果是一份明确写定的合同，精明的首富肯定会直接展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况且，OpenAI在各类宣传中对开源技术划定了“适用的情况”这一限定范围，从未承诺随时公开进展。 奥尔特曼是否在OpenAI谋取私利也不是行业内外眼下的焦点。 2023年11月沸沸扬扬的内讧风波后，奥尔特曼在OpenAI的领导地位反倒变得更加稳固了。某种程度上，各方现在巴不得奥尔特曼稳稳当当继续担任公司CEO，并不想再起人事动荡波澜影响AI的发展。 从客观数字来说，作为世界首富的马斯克财富估值超过2000亿美元，根据彭博最新指标，奥尔特曼的身家刚达到20亿美元，均来自于他在初创机构的投资。 在商言商，马斯克来指责奥尔特曼谋取私利，怎么看都怪怪的。 当奥特曼将邮件公布后，一切似乎都有了解释，从公布的邮件来看，马斯克曾打算以 4500 万美元“空手套白狼”，而他对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确实很感兴趣，但对卖出去更多车和提振特斯拉股价同样也有强烈兴趣。 这就让马斯克对 Open AI 的所有指控，显得不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输出，而是利益之争。 03 从现实情况来看，马斯克对于输赢估计也不在意，他想做的更多是想通过主动提起官司闹大舆论，让媒体将自己的名字和OpenAi关联在一起，强化大众对于他是OpenAi最早投资人、 AI 领域“先知”的认知。 毕竟，AI 对他来说是一笔大生意。 2023年7月，马斯克披露了自己直接带队的人工智能公司xAI。 彼时，马斯克毫不避讳地承认这是要和OpenAi开展直接竞争，xAI要开发的是“理解物理世界而不仅仅是互联网”的技术。他还抛出了一个宏大目标，即xAI要的宗旨是要了解宇宙本质。 发布会上，马斯克称推特数据将用于xAI的训练，xAI也将在芯片、软件等领域和特斯拉全面合作，构建互惠互利的关系。 根据爆料，xAI在融资路演中完全是是把马斯克和OpenAi当作自己的招牌来宣传。马斯克被称之为“推动OpenAI成功的关键属性”，特别突出他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资本获取方面的贡献。投资者在早期加入xAI相当于加入了“马斯克经济体”。xAI直接用OpenAi的成功轨迹视作未来发展参照模型，对比相似之处。1月，外媒报道xAI已经获得了至少5亿美元的融资，目标是达到10亿美元的总股本。 目前，xAI正式推出的产品只有在X平台上面向付费订阅用户开放的Grok聊天机器人助手，影响力十分有限。 这与他离开 Open AI时，想打造一个能与 Open AI 相抗衡甚至超越 Open AI的人工智能产品/公司的目标相去甚远。 在新能源车时代，马斯克是全球最瞩目的企业家、科技“先知”，特斯拉的股价一度如日中天，而现在生成式 AI 取代新能源车成为全球最关注的方向，奥特曼才是最红的企业家、“先知”，Open AI 也估值节节攀升。相比之下，特斯拉的股价今年以来已跌去三分之一，销量也日渐放缓，人工智能式的自动驾驶更是遥遥无期。 所以，马斯克有极大动力狙击Open AI，不能摧毁它，也要放缓它的发展速度。 毕竟，OpenAi也并没有闲着。 2月29日，人形机器人创企Figure宣布获得6.75亿美元融资。Figure的投资方阵容异常亮眼，包括微软和OpenAI成立的创业基金OpenAI Startup Fund、英伟达、英特尔等当前AI领域热门企业。Figure还官宣了与OpenAI、微软达成合作，将与OpenAI合作开发下一代人形机器人AI模型，利用微软云进行AI基础设施构建、训练等。 过去2年，马斯克多次鼓吹人形机器人的前景，特斯拉旗下Optimus机器人已经在工厂中实地应用。随着生成式AI的大爆发，此前被多方视作是鸡肋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一跃又成了AGI落地的可行载体之一。 对于马斯克来说，对手们的行为无疑是“搬用”他的创意蓝图，还联合起来跟自己打擂，试图先实现他曾畅想的未来。 平心而论，微软和OpenAi的合作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Sora正式发布后，OpenAi的深度用户群体规模很有可能再迎来一波上涨，微软在科技界布局的版图，大有抢先一步实现人类式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结合的可能，而这不仅是未来，更是万亿级的财富。 原本，马斯克认为自己才是迎领人类走向未来的“先知”，不曾想，最大的对手不再是做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谷歌，而是被他抛弃的 Open AI。 很多时候，商业竞争讲究的就是预判和时机。看走了眼，错过了时机，想要改变就很困难。为了弥补这五年的差距，重塑外界对自己在AI行业地位认知变得十分有必要，而引爆舆论关注、诉讼拖延对手是马斯克再擅长不过的事情了。 2015年，奥尔特曼和马斯克在对谈活动中表达了各自对AI行业的希望，身为后起之秀的奥尔特曼强调：“分布式AI赋予了许多个体权力，而不是由一个比任何其他实体都要聪明一百万倍的单一AI控制一切。”马斯克也附和道：“要防止AI技术被少数人垄断。” 当时，两个人所指的“单一”“少数人”是谷歌，现在Open AI成了马斯克眼里的“少数人”。 在现实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马斯克与 Open AI 之间可能并不是马斯克宣扬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更有可能的是金钱与权力之争。 好戏还在上演。

去年3月8日，京东百亿补贴上线，开启了电商平台新一轮价格战。 一年过去，京东的低价战略到底是否行之有效？京东最新财报有助于我们找到答案。 财报显示，去年四季度，京东收入为3061亿元人，同比增长3.6%；全年收入10847亿元，同比增长3.7%。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四季度净利润为84亿元，去年同期为77亿元；全年净利润为352亿元，去年同期为282亿元。 从财报看，低价战略给京东带来了更高的用户活跃度——京东季度活跃用户数在四季度加速增长，用户平均购物频次也在提升。且其盈利情况并未受低价战略影响。 不过，低价战的竞争维度正在发生变化。打了一年，价格战已经走到了瓶颈期：深度参与这场价格战的公司，几乎把商品价格拉到了同一条水平线上，绝对低价只存在于某个品类、某个商品或某个时段，谁都没法在价格上获得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竞争从来不会是单维度的，价格战打到这个阶段，平台间的价格趋同，竞争就又重新回到用户服务、商品质量和丰富度上面来。最典型的就是，电商平台纷纷推出了仅退款服务。 不止竞争需要，市场也对平台的服务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快递新规》明确规定，3月1日起，“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这一要求显然会提高四通一达的运营成本，长远看，成本的增长也会传导到商家端、平台端，影响平台的价格优势。 比拼用户服务，对京东是一个好消息。送货上门，本就是京东服务的标配，京东需要降低的则是包邮门槛。 近期京东宣布，在已有9成第三方商品包邮的基础上，今年3月底将对其余近10%第三方商品普及最高满59元包邮。从本质上看，包邮门槛降低，也是低价战略的一部分。 显然，围绕价格、商品和用户服务，京东和电商平台们还有一场综合战要打。 综合看，京东四季度财报是一份表现稳健的财报，营收与利润均超市场预期，财报发布当日，京东股价收于24.91美元，大涨16.18%。 京东的收入来源包括商品收入和服务收入。 四季度，京东零售的重要品类维持了不错的增长。其中，核心品类的电子产品及家用电器商品收入同比增速在四季度继续保持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比增长6.1%，日用百货商品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 服务收入则包括广告收入和物流及其他收入。全年看，服务收入正成为京东收入的重要组成，服务收入为2134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物流贡献了更多的增长，2023全年，京东物流服务外部客户的收入同比增长30.8%。 商品收入的增长与京东推行低价战略有关，从利润表现看，京东的财务数据并未受此影响，利润仍保持了同比9.1%的增长。 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上，京东CEO许冉也回答了分析师关于增长和利润平衡的问题，“在四季度，我们看到购物用户数在加速增长，特别是新用户的增长，这个增长趋势也持续到了一季度”,许冉说，与此同时，公司的利润没有出现下降，服务和体验在不断加码，“这就是我们在试图寻求的平衡点。” 财报显示，去年四季度，京东营销开支同比增长9.4%至2023年第四季度的131亿元，该项指出主要是由于推广活动的支出增加。这正反映了京东在低价战上的投入。去年，京东陆续上线了百亿补贴、9.9包邮频道。 而京东的净利润之所以能维持高于营收同比增速的增长，一是由于一般及行政开支缩减，二是履约开支占收入百分比下降，使得京东的经营效率有所提升。 履约开支主要包括采购、仓储、配送、客户服务及支付处理开支。财报显示，四季度，该部分收入由2022年四季度的169亿元，同比增长2.5%至173亿元，低于营收同比增速。 许冉认为，京东的商业模式本身决定着业务规模的提升，技术水平的提升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提升，提升带来的收益可以持续投入到用户体验中，从而带来更好的用户黏性、用户购物频次以及用户增长，带来业务规模的增长，“这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正向循环，并不一定会对利润有大幅影响。” 中国零售发展史上，发生了数次标志性的价格战争，它们发生在线下零售店与线上电商之间，也新崛起的平台与老霸主之间，2023年的这场由京东发起，主要平台参与的价格战则有所不同。 参与的平台都已经是成熟的电商平台，它们不止要增长，还要健康的增长，要守住利润以供未来长线增长，同时还要给用户以更好的服务体验。 沃尔玛崛起之初，就是顺应了美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城镇发展到哪儿，沃尔玛就把大卖场开在哪儿。通过这一策略，沃尔玛节省了房租成本，从而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更好的商品和更优的服务。 价格、商品、服务共同构成了用户体验，这场综合实力战也正是2024年电商平台竞争的重点。 关于京东过去一年在用户体验方面的成效，四季度财报有所提及。据京东披露，2023年，第三方商家数量同比增长188%，一年内新增商家数量同比增长4.3倍，截至2023年底，京东三方商家数量已近百万，三方商家的商品SKU数量较年初增长了近一倍。 商家数量的增加，与京东实行春晓计划有关。去年年初，春晓计划启动，通过简化入驻流程、减费降扣、流量激励、经营工具提效等措施扶持中小商家。 引入三方商家，是京东平台生态建设的一环。许多用户对京东的商品感知还停留在自营的标品，需要购买小众、长尾商品时则选择去其他平台，中小商家、第三方商家的入驻对京东的直接影响就是丰富了货盘，增加了长尾商品。同时，因第三方商家中有不少是产业带商家，他们的加入也能给平台带来了性价比更高的商品。 许冉在电话会上也提及，用户对三方商家的入驻反馈积极，“3P（三方业务）成交用户越来越多，订单量在不断增长，同时3P的用户体验也在持续提升。3P以及整体GMV（商品交易总额）逐步进入健康增长的轨道。” “构建京东独特的平台生态是一项长期工程，我们还处于早期阶段”，许冉说。2023年，京东对中小商家进行了佣金、费用减免，短期内，这会影响京东服务收入，“3P的快速变现不是我们短期内的首要任务。2024年的重点仍是吸引更多的商家，特别是产业带的中小商家，丰富商品供给，同时为商家创造清晰的成长路径和公平的经营生态，提升用户在3P业务上的体验。” 京东采销直播间也让用户看到了更多的低价商品。去年双11期间，京东采销直播间瞄准李佳琦，迅速出圈，成功为京东直播和低价树立了标杆；紧接着，京东后续与湖南卫视芒果TV跨年晚会、2024年春晚合作，据京东披露的数据，与跨年晚会同频进行的京东采销直播间5个小时内观看人次超1亿。 随着竞争加剧，接下来电商平台会继续向用户体验方面发力。无论是用户还是市场，也都对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期，快递新规正式实施。根据新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意味着更多的快递需要快递员送货上门，这无疑会增加物流公司的运营成本，影响也将传导到上游，以至影响商家的经营成本、乃至价格。 到了比拼用户体验，京东的优势很大。比如快递上门送货，本就是京东自营的服务标配，物流成本本就已列在京东的利润表中。从2023年经营情况看，物流早已不是京东利润的负累。 财报显示，2023年，京东物流年总收入为1666亿元，同比增长21.3%，2023年经调整后净利润创新高，达到27.6亿元，同比增加218.8%。另外，2023年京东物流外部客户收入达到1166亿元，同比增长30.8%，占总收入比例达70%。 显然，在用户体验这门课上，京东需要补的课更少。但京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过往较高品质服务的基础上，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关于退换货运费，电商平台的标配是运费险，超出理赔金额的部分，需要用户自己补齐。 今年年初，今年年初，在服务体验方面，京东陆续推出了免费上门退换”服务，99%的京东自营商品，无论大小、轻重和数量多少，均可免费上门退换，用户不用花任何运费；另外，京东也在第三方商家中推广此项“免费上门退换”服务，预计未来一年内将覆盖超九成的第三方商家。 这一服务显然会大大降低用户的决策周期和下单门槛，也成为“仅退款”之后，行业内又一标志性的售后服务标准。 与同行们普遍9块9包邮相比，京东希望把包邮服务覆盖到更广的品类和地域，近期，京东也宣布优化开放平台包邮规则，到3月底普及最高满59包邮（特殊商品、偏远地区除外），其中，家电、厨具、保健品等13个品类的全部商品，均为0元包邮。 降低包邮门槛是京东在物流体验上的升级，但实际上也是为用户省钱，同样是京东低价战略的一环。 不难看出，在服务体验提升上，京东的策略一是在各个服务流程上进行升级，二是统一平台的用户体验，即在推进自营服务的同时，推进三方商家的服务升级。 “京东正干掉整个平台上过去参差不齐的服务”，一位接近京东的内部人士表示，给用户带来更简单、更有确定性的服务体验，是京东持续推进服务升级的核心逻辑之一。 电话会上，京东管理层指出，2024年，京东的策略在大方向上不会有重大调整，会继续坚定沿着之前定的方向，通过不断优化来推行落地。 一方面是在用户体验与服务方面继续巩固京东的核心竞争力，继续强化“快”和“好”的用户心智，另一方面是更加高效地推进低价策略，继续优化采购成本、丰富低价商品货盘、提升低价补贴的效率，让用户能够更好地感受到“省”；在“多”的方面，也会通过进一步扩大商家规模来丰富平台供给。 物流、供应链、服务是京东一直以来的优势，在补齐了价格、商品丰富度这两个环节后，京东拥有了更确定的增长性。

作 者丨志泽 2024年，投资者向中美实体零售巨头各抛出一个问题。 沃尔玛收到的问题是，公司大手笔上马AI项目，收购智能电视制造商Vizio，在未来能掀起多大风浪？ 永辉超市收到的问题是，连亏三年，“ST”帽子是不是要戴上了？ 中国实体零售巨头，快看不见美国同行的尾灯了。 2020年初到今年3月初，美国沃尔玛的股价从35美元左右升至60美元左右并创历史新高，开市客（Costco）则更猛，股价从250美元左右飙升到超过770美元同样创历史新高。 中国的大润发母公司高鑫零售股价下跌了86%，永辉超市下跌了65%。 最新市值，沃尔玛是4906亿美元，开市客有3431亿美元。这个体量有多大？中国电商三巨头，阿里+拼多多+京东的市值是3815亿美元，勉强超过开市客。 美国巨头是一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景象。 2024财年业绩发布后，沃尔玛总裁兼CEO道格·麦克米伦难抑喜悦，将年股息率一口气提升了9%：“我们团队交付了出色业绩，为强劲的一年画上了圆满句号。” 国内巨头则日子难过。 2022年盒马CEO侯毅就喊出，盒马的上市条件已成熟，但延后至今也没有明确消息，阿里巴巴的表述是，必须保证对股东价值的提升，才能上市。 一个核心意思是，现在实体零售估值太低，上市实在是亏。 已上市巨头则在“变卖家产”。永辉超市连发公告，出售所持的万达商管、红旗连锁股份。 这些投资曾被视为永辉在全国范围扩张的重要支点，如今，永辉超市的资产负债率连年走高，这些支点被放弃以回笼资金。 市值表现迥异背后，是业绩的差异。 以本土最能打的永辉超市为例，2020年到2022年，其营收是一场三连降，加上去年1到9月，是四连降；高鑫零售，年营收从巅峰的1023亿掉到837亿。 美国同行们的业绩是什么样？ 专攻仓储会员店的开市客（Costco），2020财年营收1668亿，2023财年2423亿，单位还是美元。 沃尔玛2024财年收入6481亿美元，合4.7万亿人民币！如此巨人，恐怖的是增速还快，年增速在6%以上。 比营收更残酷的现实是利润。 自2017年以来，内资连锁超市就深陷亏损泥沼。人人乐6年里有4年在亏损，盈利峰值不到一个亿，亏损峰值则能到八个亿。 高鑫零售韧性较强，却也在2022年交出巨亏7.3亿元的答卷。永辉已连亏两年，刚刚交出第三年的预亏报告。 沃尔玛2024财年净利润则猛增32.8%，达到155.11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把高鑫零售、永辉超市、人人乐、家家悦、联华超市、步步高、中百集团……中国数得上的上市超市品牌市值，对，是市值，而不是利润，统统加起来—— 沃尔玛一年就能赚出来，还绰绰有余。 同样鲜明对比的，还有美国的线下零售巨头依然在扩张，而中国线下零售则似乎丧失了增长力。 以门店，这个实体零售最核心的资产为例。新财年，沃尔玛打算在美国以外市场新开230家门店，开市客要新开33家门店。今年年初，开市客华南首家门店深圳龙华店开业，引得市民凌晨四点排起长队，交警不得不在现场疏散拥堵。 反观本土企业，正在节节败退。去年上半年，永辉在全国关闭了29家门店，联华超市关闭了131家，曾经19年不闭店的大润发，据壹揽商业统计一年至少关闭了13家门店。 在最新业绩预告中，永辉的语气颇为无奈： “2023年，国内市场经济逐步恢复，零售行业仍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公司继续推进门店优化，关闭了部分长期亏损门店。” 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有一段经典论述：零售业要更集中的品牌效应，更高效的管理和供应链，就要在地图上一个州接着一个州，一个县接着一个县，直到铺满这一地区的市场。 这个目标，跨国巨头越走越近，内资巨头越走越远。 两个市场，两种命运，有企业自身经营能力的原因，但也更有企业自身经营之外的环境使然。 首先是整个市场的大环境差异，疫情以来，美国大力撒钱，特朗普政府更是拿出史上最大规模的两万亿刺激法案，把钱直接塞进民众手里。 这笔巨款演化出汹涌的个人消费，进而造成美国久违的高通胀局面并持续至今。这块天降蛋糕砸在零售巨头头上，砸出了沃尔玛、开市客的史上最高市值。 但更大的原因，是国内电商的冲击。 这些年，中国线下零售的日子都不好过，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都在大规模闭店。其中，家乐福门店从2020年底的228家，关得只剩41家。 夺走蛋糕的，是电商。 按2022年销售额统计，中国的前三大零售商是阿里巴巴、京东和拼多多，三家合占零售市场的份额是26.7%。 这才是零售市场的真正强敌。 问题是，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线下零售同样面对电商的冲击，为什么沃尔玛们却岿然不动？ 关键的要害在于，美国线下零售业已经完成多轮市场洗礼，形成巨头格局筑起高高的护城河，练就了绝世武功，才遇到电商的冲击洗礼，而中国线下零售还在跑马圈地，羽翼未满，就遇到了电商的饱和式攻击。 美国第一家超市King Kullen诞生于1930年纽约的一个车库。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萨姆·沃尔顿瞄准美国折扣店兴盛的机遇，才在阿肯色州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折扣店。 沃尔玛发展了整整33年后，才有一位华尔街投行的高级副总裁看到互联网用户增长的迅猛趋势，开设了一家线上书店。这个网站后来成为亚马逊，也是沃尔玛的最大竞争对手。 这几十年的时间窗口，塑成了沃尔玛的不败金身。 沃尔玛做的是一个真正的“慢生意”，它用了30来年称霸全美，也用30年锻造出称雄世界的核心能力。 供应链是零售的基石，早在上世纪70年代，沃尔玛就有计算机管理的存货系统，有自建的运输车队。到1987年，沃尔玛甚至发射了卫星来为配送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强大的供应链能力，率先的数字化进程，不但让沃尔玛形成独步武林的竞争力，也让它能更从容地应对电商的冲击。 电商发展的初期，几乎在竞争中占不到沃尔玛什么便宜，而等电商进阶出更强战力，沃尔玛成熟的仓配能力，高差异化的商品体系，以及强势价格力，也使其可以更无缝地发展自身的电商，并迎战亚马逊等互联网电商。 但中国线下零售商，没有这个成长和修炼的时间与空间。 以商超为例，国内首家内资超市“联华超市”创办于1991年，但首家电商平台易趣1999年成立了，时间窗口只有短短八年。 这种实力悬殊，从中美线下零售的整体占比也一目了然。 华创证券整理过一份数据，2022年一年的零售业销售额，美国前五大零售商能占到30%，沃尔玛一家独占12%。中国前五大线下零售商，所占市场份额则只有可怜的1.7%。 当中国电商以更低价格，更好体验，尤其更快速丰富的商品不断争夺到线下零售商业的用户与市场份额，线下零售几乎是毫无抵抗力。 而且，中美电商对线下零售的冲击或竞争程度，对整个商业生态的影响也不一样。 202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京东零售CEO徐雷透露一组数据： 中国拥有38%的电商消费者，渗透率世界第一。 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的电商产业增速独步武林。 增速背后是，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卷入电商竞争，并长时间不计成本的烧钱补贴，低价导向的野蛮生长，甚至恶性竞争。 直到今天，这种低价内卷还在持续。 过去一年，拼多多低价模式的成功驱使下，此前多年都致力于消费升级，体验和品质提升的阿里、京东两大电商平台，再次不约而同地把重心放在价格力上，而就在前几天，飞速增长的抖音电商也喊出2024以价格力为核心战略，向老三家宣战。 巨头血拼价格，再配合上丰富的商品选择，便捷的购物体验，和线下购物比起来堪称超级享受的物流配送，各个方面都欠缺比较优势的线下零售，几乎只有干瞪眼的份。 而美国的电商则有所不同，其最大电商巨头亚马逊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以自营模式为主，相对更强调通过革新服务体验，而不是拼低价来争夺市场份额，而且亚马逊也更难像中国电商一样建立既低价又好体验的模式，单物流配送的人力高成本就是其难以逾越的门槛。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商还有一个巨大优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超级供应，以及中国制造业本身长期的低价导向，为其发动一轮轮的价格内卷打下了基础。 这些要素彼此作用，相互催化，最终成就了中国电商所向披靡的格局。 永辉超市前副总裁彭华生清楚地记得内资超市的黄金时代。入驻仅两年，永辉就在北京市场从亏损700万元转向盈利1500万元，当时，他曾自豪地对《北京商报》表示： “如果在北京都能立足，永辉在全国的复制就没有问题了。” 如今，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今年2月20日，彭华生以个人原因为由辞去副总裁职务，他负责的永辉云创三年亏了15亿，被上市主体踢出表外。原因之一是，电商凶猛，打不过。 但如此发展的中国电商产业，如今也是面临着考验。 低价，是一把双刃剑。 当我们双十一一天的销售额动辄万亿，超过不少国家的全年电商总规模，从百货到生鲜无孔不入，让实体零售这几年举步维艰，留下“互联网尽头是电商”的传说，电商自己的日子似乎也并不好过。 去年，马云喊话阿里要改变、刘强东高调重回一线，背景都是电商行业走到最艰难的鏖战时刻。而越来越掌握着话语权的低价战争之下，则是整个品牌商家的左右为难：你不低价，有别人低价；你若低价，别人还可以更低价。 把视线放到更远处，则是整个商业与产业生态，持续被卷入低价的独木桥。 低价，更低价，最低价，何处是尽头？低价，更低价，最低价，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沃尔玛、开市客新高的另一边，没能冲垮沃尔玛、开市客的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也同样是在业绩与市值的高点。 当美国线上、线下齐头并进，不断新高，也造就一个线上线下共同繁荣的生长，卷到极致的中国同行们该如何走出困境，从商到厂，都应该好好思考并抉择了。

去年反对封禁TikTok的创作者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3月8日，对于美国国会议员本周提出的165天强制剥离法案， TikTok并没有坐以待毙，该短视频应用联合其用户发起了反击。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了。 周四，许多TikTok用户在打开应用时跳出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来自TikTok，该应用呼吁用户们反对新立法，上面还带有一个可拨打众议员电话的按钮选项。于是，大量电话涌向了多个议员办公室。 “阻止TikTok被关闭，”这条信息写道，“让国会知道TikTok对你意味着什么，并告诉他们投反对票。” TikTok呼吁用户反对新法案 根据国会议员办公室的职员在X上发布的帖子和两名了解情况的国会助手提供的信息，到周四中午时，国会议员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了。议员助手们说，一些打电话的人似乎是青少年，另一些人则在电话接通后就立即挂断了。其中一名助手说，他们的办公室接到了大约100个这样的电话。一名职员在X发布了一张截图，显示TikTok还向一些用户推送了电话提醒。 TikTok向用户推送的打电话提醒 这些电话惹恼了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正是他联合其他议员提出了强制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的法案。 加拉格尔周四在国会大厦外对记者表示，议员们说“他们的电话昨晚响个不停”。“这种恐吓战术和虚假信息必须停止。”他后来在一段视频中说。 但是，TikTok发起的这场抵制运动没有取得太大成效。周四，美国众议员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剥离法案。不过，这项法案要想成为正式法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接下来，该法案将送到众议院进行全院审议。如果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再送到参议院审议。 在投票结束后，TikTok在X上回应称，新剥离法案“有一个预先确定的结果：在美国全面封禁TikTok”。“美国政府正试图剥夺1.7亿美国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这将损害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剥夺艺术家的观众，摧毁美国无数创作者的生计。”TikTok表示。(作者/箫雨)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快科技3月7日消息，据国内媒体报道称，中国大陆2023年在汽车产业等大量需要28纳米以上之成熟制程半导体，目前已占全球生产能力之29%。 由于美国等对先进设备出口管制，这导致中国大陆转而扩大投入成熟制程（28nm及更成熟的制程），预计2027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产能占比可达39%。 中芯国际、华虹集团、合肥晶合集成扩产最积极，扩产将聚焦于驱动芯片、CIS/ISP与功率半导体分立器件等特殊工艺。 研究显示，根据对中国48家拥有制造工厂的芯片制造商的分析，预计60%的新增产能可能会在未来3年内增加。 中国企业已加快采购重要的芯片制造设备，以支持产能扩张并增加供应。包括荷兰ASML和日本东京电子在内的领先半导体设备生产商在2023年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订单。 机构统计，中国大陆半导体厂商2023年产能同比增长12%，达到每月760万片晶圆。预计中国大陆芯片制造商将在2024年开始运营18个项目，2024年产能同比增加13%，达到每月860万片晶圆。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增长极。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2024年，光伏行业迎来“大浪淘沙”。 去年上半年，当整个光伏行业还沉浸在热火朝天地扩产、招贤纳士的喜悦之中，仅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然奏响了“冰与火之歌”——光伏行业大规模裁员的传言四起，整个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加剧、光伏组件价格跌破1元/瓦…… 不少在前一年高调跨界光伏的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中出现“变脸”，如皇氏集团（002329.SZ）、正邦科技（002157.SZ）、江苏阳光（600220.SH）等。 行业寒冬之下，光伏巨头隆基绿能（601012.SH）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战略定力。 就在国内同行纷纷大力上马TOPCon（一种光伏电池的技术路线）电池产能之际，隆基却一直坚持的“不领先不扩产”策略，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理性”，仅在鄂尔多斯建了30GW的TOPCon产能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之外，就再未见兴建此技术路线的新产能。反而在极力推广BC电池产品，试图借助技术创新将当下畸形的光伏行业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尽管回顾2023年全年，隆基绿能的股价下跌45.07%，在二级市场上的股价表现不尽如人意。 摊开来看，按照前复权口径统计，晶科能源的股价下跌39.10%、晶澳科技的股价下跌51.51%、通威股份的股价下跌29.72%、天合光能的股价下跌54.75%。 这说明，隆基的股价下跌不是个例，光伏企业的股价普遍下跌。 但抛开较冷的市场行情外，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以好行业、好公司、好价格的三个标准来看隆基，它依旧一家“穿透力”十足的公司。 1月10日，中国电建集团2024年度光伏组件框架入围集中采购招标开标，在55家参与投标的组件企业激烈角逐之下，P型产品和N型产品已经最低报价来到了0.806元/瓦和0.87元/瓦。 这是2024年以来央国企第一次大规模开展光伏组件招标，也是光伏组件集采开标价创新低。 光伏组件不足1元/瓦的价格是什么概念？相较于2023年初1.8元/瓦至1.9元/瓦的水平已近腰斩。 光伏组件的产品价格本身已经非常低，跌破1元/瓦意味着完全跌破了成本价。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任何企业经营除了生产成本之外，还有销管研这三项费用，如果以成本价销售就会造成亏损，所以行业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更关键的是，价格下跌已经形成恐慌现象，进一步导致了大面积裁员。 去年下半年至今，“晶澳裁员15%”“晶科能源计划裁员20%，先从财管等后台方面优化”“隆基绿能要裁员1万人，其中应届生无补偿被快速淘汰”……裁员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某家光伏企业在2023年下半年因产能过剩与竞争加剧，企业的成本过大，开始进行员工优化调整，诸多在工作5个月后即将转正时的校招应届毕业生被辞退。 而这一切都指向了背后的“罪魁祸首”——产能过剩。 在2023年上半年，光伏行业的那场扩产潮，行业头部企业纷纷投资百亿加码一体化产能，地方政府作为幕后推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光伏行业人士透露，地方政府对光伏企业扩产的服务非常到位，出地、出厂房、出优惠政策，企业可以说是带上生产线“拎包入住”。 这无异于在一个本就过热的赛道再次“添柴加火”，最终导致光伏市场的制造寒冬。 在钟宝申看来，过去18年，我们建设了380GW的电池和组件产能，最近我们花了18个月却建设了380GW的一体化产能。现在18个月和过去18年建的产能是一样多的。实际比这个还严重：过去18个月行业建设了450GW的一体化产能，远超出380GW。这样整个市场的供给大大超出了需求的增加，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企业要找一切的机会，这必然带来惨烈的价格竞争。 换而言之，这轮光伏寒冬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所有光伏企业都要面临极限盈利测试，大面积亏损和死亡将是常态，先进产能将毫不留情的淘汰落后产能。 这是光伏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好的时代。 据PV-InfoLink等机构预测，2023年-2025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预计分别为350GW、450GW、550GW。而该机构的另一项数据则显示，到2024年，中国光伏主产业链中硅料、硅片、电池及组件产能均超1TW。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这个充满朝气的赛道里，现在跌的越狠，将来涨的就越猛，有时候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才更有力。 2024年寒冬已至，相较于规模与成本的比拼，这场殊死较量最精彩、最关键，也最残酷之处，在于“选择”，选择分歧也将直接导致命运的分野。 当前，在行业产能过剩之际，很多光伏龙头都坚信：“先进的产能不过剩”，当下产能过剩属于结构性过剩。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够全面。 回溯光伏电池技术的发展史，2015年之前，P型BSF电池占据了主流市场地位；2016年之后，P型PERC电池接棒起跑，到2020年在光伏市场中的占比已达到86.4%。 近三年来，随着P型PERC单晶电池效率接近上限，光伏企业开始大力推动以TOPCon、HJT和BC为代表的N型电池技术的产业化。 特别是TOPCon，自2022年起便率先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受到一众光伏巨头的青睐。 从数据层面看，Topcon对PERC的产能正在逐步替代。中邮证券研报显示，在产品结构性方面：N型组件招标占比快速提升，将成为2024年国内集中式装机主流产品。2023年初以来，N型组件招标占比快速提升，由年初的20%左右提升至11月的60%，去年四季度以来能源央企的集采项目，N型组件采购占比普遍达到70%以上。 但正如钟宝申所言， 当一个技术变革机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自己的机会。 过去两年，有很多的行业外的企业大量投资到光伏行业，一方面是看到了光伏行业未来的需求机会，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现在技术变革的机会，认为现在投资进来的就是新技术，未来又有光明的前景，进入之后需求是有保障的，能够赚钱是看得见的。 如果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这种心态，那等于你在投资这一刻和你持有同样想法的人已经很多了。所谓“先进”的产能，虽然比过去上一代技术有了进步，但其实并不是先进的产能，并且这一代的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大路货”甚至过剩。 隆基的这个判断显然得到了验证。 据统计，全球光伏组件出货排名靠前的企业，均在TOPCon领域重点布局，规划或扩产的N型TOPCon产能规模均在数十吉瓦的水平。 以晶科能源为例，该公司预计到2023年年底形成85GW硅片、90GW电池和110GW组件的产能，其中N型产能占比75%。另外，按照晶澳科技2023年的产能目标，即组件产能达到95GW，硅片和电池产能分别达到组件产能的90%以上。 细看不少跨界进入光伏领域的企业，他们也投的是“先进产能”。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包括皇氏集团、正邦科技、江苏阳光等纷纷披露TOPCon产能，例如2022年8月，皇氏集团披露，签署年产20GWTOPCon电池项目，并设立安徽绿能作为投资主体，项目计划投资约100亿元。 而因TOPCon快速放量而一时风头无两的晶科能源近来被反噬。 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为63.54亿元，全年预计72.5-79.5亿元，这说明Q4单季归母净利润只有约8.96-15.96亿，单季环比下降36%-64%。另据财信证券，2023年TOPCon新建产能300-400GW，预计2024年新增产能还将超过200GW，从蓝海到红海只在一瞬间。 相较之下，隆基采用了“理性积极”的战略。 拆解来看，隆基的“理性”体现在，当晶科、天合龙头等倒向TOPCon之时，选择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尚未成熟的BC。 BC的理论转换效率极限为29.1%，高于TOPCon和HJT的28.7%和28.5%。按照钟宝申的说法，TOPCon技术和传统PERC电池相比效率提升幅度比较小，技术高度同质化，非常容易出现投资收益达不到预期的状态，甚至可能面临未赚钱就过剩的尴尬。 目前隆基的HPBC产线良率已经达到95%，相比PERC的99%以上还有差距，但理论上达到93%以上就已经具备大规模连续生产的条件。在近期接受调研时，隆基表示公司现有HPBC电池产能约35GW。 另一个关键词在“积极”。隆基正在补短板，尤其是在对客户需求的研究上。 钟宝申坦然，隆基曾经的定位是“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可靠性”，但随着客户需求的多样化，这三点需求变成了最基本的需求。客户本质上不是买相同，而是买不同。为此，隆基正在积极推动BC电池产品的落地。 万亿光伏市场，处在史上最强的“内卷进行时”，瞄准诗和远方的隆基，突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光伏新周期袭来，谁都不能独善其身。 自2022年以来，光伏板块已连续下跌两年。近期，光伏板块又大幅受挫，Wind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光伏指数整体跌超27%。 盘面上，隆基和晶科的动态PE不足10倍，天合光能不足8倍，TCL中环只有6倍，通威只有5倍。可能是在港股的缘故，协鑫已经不到3倍。即便放眼过去几十年，都很难见到如此低的估值水平。 业内人士将光伏“跌跌不休”的行业称之为“戴维斯双杀”—— 光伏产业的这一轮杀跌始于2022年年中，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属于戴维斯双杀第一阶段，即杀估值阶段；2023年下半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从目前光伏大厂们披露的年报数据来看，也将迎来杀业绩阶段。 但无论是杀估值还是杀业绩，处于“周期”的隆基绿能股价都已经来到了底谷或接近底部的区间。 而这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恰恰是最好的机会。 美国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投资最重要的事》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进，在我看来，这才是投资的真谛——最可靠的赚钱方法。” 发现好行业和好公司尚且容易，但何时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进，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股市的震荡幅度很大，“好价格”出现的机会难以捉摸。 在这点上，巴菲特给出了更确切的答案——“不会因为市场的情况或经济的情况而去买卖”，因为自己“不善于精确掌握投资时机，只是在觉得投资对象价格便宜的时候买入”。 在他看来，好价格往往是周期“赐予”的，周期不以企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你持有长期优秀的企业，经历着一个较长的下降周期时，坚持长期持有就能获得稳定的收益。 实际上，翻开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史，比如在1989年，股市中银行、工业以及房地产行业暴跌，富国银行也没能在混乱的市场中独善其身，1990年巴菲特以2.9亿美元的价格投资富国银行，十年时间赚到十倍收益。 再比如，巴菲特在苹果公司2016年出现业绩拐点、被市场不看好、股价下跌的情况下买入。2021年，他光从苹果公司收到的分红就有50多亿元。 在本轮调整中，隆基绿能一边通过“收缩”业务，保持现金流，活下来；与此同时，在高筑墙广积粮，建立企业护城河抵抗狂风暴雨；另一边，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持续押注新技术、新产品走进新的繁荣周期，这样的企业无疑被市场低估了。 2012年10月，在彼时的互联网正盛之时，《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一篇文章大胆预判：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那它一定是光伏。 十年后再看，光伏不仅超越了互联网，风光依旧无限。而从投资角度看，在一个必赢的赛道里，找到一个必赢的公司尤其重要。

作者 | 李水青 编辑 | 云鹏 智东西3月7日消息，3月6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原所长、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曾茂朝，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3月4日22时4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曾茂朝，图源：北京日报 曾茂朝1957年加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历任第六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79年-1982年）、所长（1983年-1995年），其中1981年-1983年兼任该所临时党委副书记，1984年-1986年兼任该所党组书记。 曾茂朝是我国计算机磁记录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参与并领导了104机、119机、109乙机、109丙机、717机、013机和757机等大、中型计算机的外部设备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制，1984年被评为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茂朝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电子计算机顾问组副组长、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曾茂朝支持鼓励科研人员于1984年创办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后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于1988年-2009年担任联想董事长，是联想初创并一路发展壮大的重要领导者、推动者和支持者。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发布的讣告 现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于3月6日晚间发文悼念曾茂朝： 痛别曾茂朝董事长！曾董是中国计算机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对联想的创立和发展壮大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感情。我尤其感念他对后辈的豁达开明，何其幸运能在过去30多年间跟随他，听他教诲，向他学习。曾董今年92岁，去世前我们每个季度的业绩报告，他一期不落地收阅回复，已成习惯。2月22日收到的鼓励墨迹未干：“集团2023/2024财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收悉。成绩喜人，顺此表示祝賀。”每年春节，我给曾董拜年也已成习惯，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曾董千古！ ▲杨元庆（左）与曾茂朝（右），图源：杨元庆微博 来源：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杨元庆微博

快科技3月8日消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了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统计数据。 受利率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体系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总量为27.26万件，同比下降1.8%，这是14年来首次下降。 国际商标体系的申请量下降7%；国际外观设计申请量增长1%。 中国仍然是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 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中，亚洲国家占55.7%，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40.5%。 在已公布的国际专利申请中，计算机技术领域占比最高，为10.2%；其次是数字通信（9.4%）、电气机械（7.9%）、医疗技术（6.7%）和制药（4.7%），这五个领域的专利申请量约占已公布申请总量的五分之二。 在申请人排名中，中国华为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其次是韩国三星和美国高通公司。 根据华为财报数据显示，2022年华为研发投入达到1615亿元，占全年收入的25.1%，10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9773亿元。 根据欧盟此前发布的《2023年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数据显示，华为的研发投入超越了三星和大众等公司，位居全球第五名。

春节期间，OpenAI又搞了个大新闻。 Sam Altman为了实现AGI，打算筹资7万亿美元，集合全世界半导体产业链的力量，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芯片帝国”！ 新闻一出，舆论哗然。 7万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美国GDP的1/4，或者2/5个中国的GDP。同时还等于2.5个微软、3.75个谷歌、4个英伟达、7个Meta，或者11.5个特斯拉。 如此大的野心，这是要将整个半导体，乃至整个科技界都吞入腹中的气势啊。 也正因此，有人评论道：如此大的耗资，单个企业、国家根本难以支撑，因此Sam Altman要真想实现这一点，就只有集合全世界的力量，重塑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 不过，“全世界”这个说法，着实有些夸张了。 因为就目前来看，掌握着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命脉，并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企业、国家，其实仍然屈指可数。 如果将现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比作由一个个将领镇守的关口，那么整体上的格局大致是这样的： 1、设计环节（Design）： - 美国：作为全球IC设计的主导者，拥有众多顶尖的芯片设计公司，如高通（Qualcomm）、英伟达（NVIDIA）、苹果（Apple）、AMD等。相当于设计环节的“将领”。 2、设备制造（Equipment）： - 美国、日本、荷兰：这些国家提供关键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如光刻机、刻蚀机等。它们是设备制造环节的“守关将领”。 3、材料供应（Materials）： 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如Shin-Etsu、Sumco、Dow Chemical等占据主导地位，提供硅片、光刻胶等关键材料，它们是材料供应环节的“守关将领”。 4、晶圆制造（Manufacturing）： - 台积电（TSMC）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占据超过60%的市场份额，是晶圆制造环节的“将领”。此外，三星（Samsung）也是这一环节的重要参与者。 5、封装测试（OSAT -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 中国大陆：长电科技（JCET）、华天科技（Hua Tian）等企业在封装测试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这一环节的“将领”。 看到这，大家应该都发现了，除中国外，掌握着半导体命脉的企业和国家，大部分都是属于或偏向于西方阵营的。所以Sam Altman建立“芯片帝国”的计划，虽然看似道阻且长，但本质上仍是美国“芯片联盟”的一个翻版。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这样的“芯片帝国”一旦建立，那时被排除在这一体系外的中国，面临的将是整个西方科技力量的“总体战”。 01 石墨烯的突围 面对人才、资源和技术“总动员”式的竞争，中国半导体的发展，似乎将不可避免地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但，凡事总有例外。 今年开年出现了一件大事，1月3日，天津大学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合作，在碳化硅上首次用石墨烯合成一种功能半导体。其研究结果已经登上了《Nature》。 这意味着石墨烯可能成为一种半导体，人类也将就此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有的人甚至评价道，这种开创性成就，可以让“摩尔定律”再续命数十年！ 想象一下，在未来，你拿着一部智能手机，它不仅运行速度极快，而且电池续航时间惊人，即使连续玩几个小时的游戏或观看视频，手机也不会发热到烫手。 这是因为手机内部的芯片不再是传统的硅基半导体，而是采用了石墨烯半导体技术。 为什么石墨烯与半导体的结合这么厉害？ 说到这，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石墨烯半导体诞生前，人类是打算怎么搞出更快速的计算芯片的。 想要让芯片更“快”，那自然就得提高频率。而要提高频率，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电子迁移率。 所谓电子迁移率，简单来说，就是电子在半导体材料中移动的速度。 如果电子就像是一群在赛道上奔跑的运动员，电子迁移率就是这些运动员在给定时间内能跑多远的能力。 电子迁移率高，意味着电子跑得快，这样在同样的时间内能传递更多的信息，从而意味着数据处理速度更快。 话虽如此，但电子迁移率这种东西，还真不是越快越好。 因为在半导体中，除了电子迁移率，还有一个叫做空穴迁移率的东西。 对硅这种材料来说，如果电子迁移率太高，高出空穴迁移率太多，就会导致电路的整体性能不均衡，影响电路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这就像两位运动员需要在不同的阶段接棒，共同完成整个比赛。A运动员（电子）跑得快，而B运动员（空穴）跑得慢，那么在接力棒交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在将硅作为半导体时，人们往往会通过掺杂，也就是在纯净的硅晶体中加入一些特定的原子，来改变硅的电学性质，好让电子迁移率“等一等”空穴迁移率。 一般来说，硅的电子迁移率大约在1400 cm²/(V*s)左右，而空穴迁移率则是450 cm²/(V*s)。 这样的高低差，是硅材料本身固有晶格结构、电子结构决定的， 虽然人们可以通过特定的掺杂工艺来缩小二者的差距， 但由于硅本身的迁移率上限，这样的人工优化，仍很难突破一个固定的比例（大约是2到3:1）。 这就像是在一个田径队里，跑得最快的人，和跑得最慢的人之间的能力差距，被永远被定格了，而在比赛的过程中，前者还得一直照顾着后者，不能跑得太快。 如此一来，整个田径队（半导体）的实力，就被限制住了。 那石墨烯半导体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很简单，石墨烯的电子迁移率和空穴迁移率是相等的！ 石墨烯的电子迁移率和空穴迁移率通常都非常高，室温下可以分别达到大约 左右。 电子和空穴迁移率相同，意味着它不会有一个“拖后腿”的队友，从而可以将电子迁移率的速度发挥到极致，这是目前绝大部分半导体都不具备的特性。 而这样的特性，也为开发新一代高速、高效电子器件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02 带隙之困 这种电子和空穴迁移率相同，且电子迁移率极高的特性，作用在AI芯片这样的电子器件上，将产生两大奇效，一个是“快”，再一个就是“省”。 具体来说，由于极高的电子迁移率，意味着电路的数据处理能力就更强，电子设备的性能也就更高。 对于AI训练来说，这意味着石墨烯芯片可以更快地完成训练，从而缩短训练时间。原本需要数月、数周的模型训练，之后可能只需要几天，甚至更短。 除了“快”之外，石墨烯芯片的另一大优势，就是运行时的低功耗特性。 因为电子在晶体管中的运动速度越快，它们在通过晶格缺陷、杂质或其他障碍物（散射源）时的时间就越短，相应的电阻和能量损耗也就越低。 这意味着，石墨烯芯片能够在不显著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增加计算能力，从而支持更复杂的AI模型和更大的数据集。 但是，要想实现以上优势，石墨烯芯片还有一个重大的门槛需要跨越，那就是带隙问题。 在半导体材料中，一般有两个主要的能带：价带和导带。带隙就是指价带顶部和导带底部之间的能量差距。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调整半导体的化学成分（如掺杂）或物理条件（如温度、压力），可以改变带隙的大小，从而改变材料的导电性质。 如果我们将半导体中的电流比作河流，带隙就像是一个可调节的水闸，我们可以打开或关闭水闸来控制水流。 当我们打开水闸，水流（电子）就可以通过，半导体就进入了导电状态。反之则是截止状态。 可要命的是，石墨烯这种物质，没有带隙…… 至于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石墨烯这种物质的晶格很特殊，像是由一个个紧密排列的小球（碳原子）组成的蜂窝。 这个蜂窝状的结构，像是一个个没有门口阻隔，彼此互通的房间，让电子（房间里的小球）可以随意进出，不需要跨过任何门槛（即没有带隙）。 这就意味着，人们很难像控制别的电路元件那样，让它导电就导电，让它截止就截止，这也是石墨烯只能成为导体，而很难成为半导体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这个难题，后来是怎么被前面提到的天津大学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解决的？ 03 半导体新时代 其实，前面研究团队攻克带隙问题的思路，本质上并不复杂，既然石墨烯本身没有带隙，那就通过特定的办法，让它从别的物质那里“借”来带隙。 而在具体操作中，这个被选中的物质，就是碳化硅（SiC）。这是因为碳化硅表面结构和石墨烯非常匹配 为了让石墨烯从碳化硅上借来带隙，研究者首先要让其“长”在碳化硅上面。 这就像在一张桌面上撒上上一些糖（碳原子）。并打算在上面制作一幅糖画。 在石墨烯的生长过程中，科学家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让碳原子（糖）在碳化硅（桌面）上均匀地铺开，形成一层高质量的石墨烯（糖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叫做准平衡退火。通过精确控制温度、时间和气体流量，可以调节石墨烯的生长速率和结构质量。从而促进石墨烯层的有序生长，减少缺陷和杂质。 这就像是在糖画制作过程中，用一种特殊的技巧来让糖膜更加均匀和平滑。 如此一来，这层石墨烯（糖画）不仅平整，而且与碳化硅（桌面）完美对齐，之后，在SiC硅端面上，石墨烯层的电子状态与SiC表面的电子状态发生耦合，这种耦合导致了能带的重新排列，从而在石墨烯中引入了带隙。 这样，一个真正具有半导体性质的石墨烯就诞生了。 讲真，这技术将来要是真的得到了普及，那等于是革了硅基半导体的命。 因为从上限上来说，当前的硅基半导体，已经快走到头了。随着晶体管尺寸接近原子级别，量子隧穿效应和热管理问题开始显现，这限制了硅基晶体管的进一步缩小和性能提升。 而石墨烯芯片，由于独特二维结构和材料特性，使其能够以一种更加高效和稳定的方式控制电子，从而在微观尺度上减少了量子隧穿效应的影响。 这样的突破，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 想象一下，在某个巨大的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的服务器正在处理着海量数据。 尽管如此，整个数据中心却异常安静，没有传统数据中心那种嘈杂的风扇声，因为石墨烯半导体的高效散热能力让这些服务器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冷却系统。 再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场虚拟现实（VR）游戏，画面流畅无比，没有一丝延迟。 这是因为石墨烯半导体的高电子迁移率，让数据处理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VR设备能够实时渲染出复杂细腻的虚拟世界，让你仿佛置身其中。 可以说，石墨烯芯片的问世，相当于是半导体领域的“莱特兄弟”时刻，这是人类追求AGI之路上必点的一个科技树。 那么，既然如此，石墨烯芯片是否真能就此撼动硅基芯片统治了几十年的江山，并一举实现弯道超车？ 04 炒作or机遇？ 讲真，现在就指望石墨烯芯片一举战胜硅基芯片这个BOSS，还是乐观了点。 原因很简单，技术成熟度和制备成本在那摆着呢。 具体来说，别的半导体材料（比如硅），就像是一块厚实的豆腐，有好多层原子，而且每层原子都紧紧挨着，但石墨烯就像是超级薄的保鲜膜，只有一层碳原子，这种结构在半导体材料中相当罕见。 通常情况下，只有当石墨烯的原子层仅有一层时，它跑电子的速度最快，性能最好。 所以，科学家们得想方设法，保证每一片都是单层的，这样才能发挥石墨烯的最大潜力。而这就必须要高精度的技术和工艺，比如特定的转移或生长技术。 在半导体材料制备过程中，凡是和“精细”相关的环节，成本都低不了。 就目前来说，制备石墨烯的主要途径，是化学气相沉积（CVD）法，这种方式，就好像是在高温炉子里，用特殊金属板烤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碳纸”，这个过程不仅得用昂贵的“烤箱”（CVD炉），还得用到各种催化剂（如铜或镍等金属）。 以上问题体现在产业中，就是制备起来昂贵，成品率低，难以大规模量产。 相较之下，硅的性质就比较“听话”。其晶体结构很稳定，长得又直又均匀，你让它怎么长，它就怎么长。因此人们很容易通过掺杂等工艺，来改变其电导性。 想用石墨烯这样一种尚且难以稳定量产的材料，去挑战硅基芯片几十年形成的产业链江山，就好像一个刚学会骑自行车的菜鸟，想要挑战一个在F1赛道上驰骋的老司机，而且骑的还是辆摇摇晃晃的三轮童车。 那么，照这样看来，这次石墨烯的突破，又是一场空欢喜的炒作了吗？ 其实也不尽然，毕竟任何一种材料，都能找到自己独有的应用突破口，换句话说，石墨烯的最终目标，也许并不是完全替代硅，而是创造出自己的一条路。就像碳化硅和氮化镓一样。 具体来说，碳化硅（SiC）和氮化镓（GaN）这些材料，在特定的应用领域（如高频、高功率电子器件）中展现出了比硅更好的性能。而石墨烯也可以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提供硅难以企及的差异化优势。 而这些特异的领域之一，就包括了现在各国都在投入重注的人工智能。 石墨烯的高电子迁移率的特点，使其在在制造高速、低功耗的晶体管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而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这些智能时代的关键“命门”，恰好需要这样的高性能计算能力。 考虑到AI在未来所具有的价值潜力，用高昂的制备成本，在特殊领域换来性能上的突破，以及产业上不被“卡脖子”的优势，似乎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选项。 更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初期“大出血”投资前沿技术，取得特殊产业上的优势，进而后续通过产业带来的高价值效应，打败传统技术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 先发优势 如果要论目前和石墨烯芯片处境最接近的技术，那也许电动汽车算是个可参考的“前车之鉴”。 从效益上来说，这是个诞生之初就面临高成本、不稳定和持续亏损的产业。 以电动汽车为例，其核心技术，如电池技术、电机和电力电子系统，需要大量的研发投资来提高效率，以特斯拉为例，其在2008年推出的第一款量产电动汽车Roadster，售价高达109,000美元，远高于传统燃油车。 其中电池的成本约为每千瓦时（kWh）1,000美元。可后来，这一成本到2020年已经降至137美元/kWh。 那其中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全球碳中和的背景下，能源转型已经成为了一种国家战略，于是各种政策和补贴都上来了。 例如，2009年，美国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资助了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总计投入约4.5亿美元。一些州政府，如加利福尼亚州还提供了额外的购车补贴。 同样地，在中国方面，2014年，国内购买纯电动乘用车的补贴，最高可达11万元人民币。 这种以国家力量推动技术转型的策略，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方面，也同样适用。 AI教主黄仁勋，在前段时间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峰会（WGS）上就宣称：现在的AI已经成为了一种国家主权。每个国家都需要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你不能允许这件事由别人来做。 在老黄看来，AI大模型会在将来编纂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智慧、常识、历史。 在生产力层面受制于人，也许日后尚有反超的机会，但要在这些“软实力”上被人拿捏，那将来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即使不从这样虚头巴脑的因素考虑，AI for science目前在科研方面显示出的不俗力量，也足以令各国政府为之押下重注。 有鉴于此，尽管当下的石墨烯芯片，只是未来众多取代硅基芯片方案中的一种（同样的还有光子芯片、类脑芯片等等），但从技术实现的难度上来说，石墨烯已经算是相对较小的一个了。 因为其可以利用现有的半导体制造基础设施，例如石墨烯可以在传统的硅晶圆上生长或者作为薄膜沉积 而光子芯片、类脑芯片和量子芯片这些选项，由于设计原理和制造工艺的不同，则需要全新的技术路径和设备。 从产业补贴的角度来说，石墨烯芯片是一个更容易发力和出成果的方向。 而这样的及时雨，对于中国这样亟需在AI算力上实现自主的国家而言，无疑是最需要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 | kiki 「游戏开始（game on）。」 这是Runway联合创始人写在OpenAI发布Sora后的一句感言，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也可以送给此刻的OpenAI和Sam Altman。 随着被称为「OpenAI最强竞争对手之一」的Anthropic发布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模型系列Claude 3（包括了Opus、Sonnet、Haiku三款产品），一时间中文互联网甚至出现了「全球AI大模型一夜易主」的评论。 图源：X Claude 3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评论，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代表模型性能的各类评测指标来看，Claude Opus的得分全都超过GPT-4。二是，从用户直接体验来看，缓解了过去大模型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降低拒绝率、克服大模型的幻觉等问题。 英伟达高级科学家Jim Fan就对Claude 3给出了两个客观的评价：一是在特定领域的专家基准测试。除了相对饱和的MMLU、HumanEval等基准外，Claude还选择了金融、医学和哲学等专家领域，报告了性能表现。二就是解决了过往大模型过于「谨慎」的问题。 以Meta的开源大模型Llama 2为例，此前有人就发现，即便询问一些无害问题，比如「如何制作辣椒蛋黄酱」，但Llama 2会疯狂地表示它无法做到，因此用户需要交互多次，才能给出答案。Anthropic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降低了模型在无害问题上的拒绝率。 需要指出的是，和OpenAI一样，由于都是闭源，Claude 3的技术报告并不涉及具体的模型结构、训练方法等，因此对人们来说，这依旧是一条模糊的道路。 而从Claude炸场，对抗OpenAI，所反映出的是2024年海外大模型行业所涌现出的新趋势。 Sora拉开序幕，巨头密集上新 年初，从OpenAI携Sora开启所谓的「文生视频GPT时刻」开始，海外大模型企业就已进入了密集的模型上新期。 与OpenAI同日更新的谷歌拿出了多模态大模型Gemini 1.5，既瞄准了Claude擅长的「长文本」——Gemini 1.5能稳定处理的信息量高达100万个tokens，作为对比GPT-4 Turbo的上下文窗口大约为12.8万tokens，刚发布的Claude 3大约为20万tokens。在更新闭源大模型的同时，谷歌还推出了「开源」大模型 Gemma，主打一个「开源、闭源」两手抓。 而本就走「开源路线」的Meta也在近期被曝出推出新模型的消息。据The Information报道，Meta计划在7月份推出新的AI大模型Llama 3，参数量最高或超过1400亿，Meta希望借此可以追上OpenAI的GPT-4。一位知情人士表示，Meta还在计划任命一名内部人员对Llama 3在安全和可控性进行培训，以让其的反应更加细致。此前，扎克伯格也向投资者提到：“今年的重点领域就包括推出 Llama 3”。 科技巨头们已将模型发布提上日程，追赶GPT-4已经成为了今年的首要KPI，另一边的独角兽们在融资寒冬中也没闲着。 比如，法国AI独角兽Mistral AI就在上个月底推出了仅次于GPT-4性能的 Mistral Large和类ChatGPT产品竞争对手Le Chat。同时，还宣布和OpenAI 的「盟友」微软达成了合作。 从目前的时间线来看，这场模型「上新战」只是开始。而这对创业者来说，似乎是一个好消息。如Abacu.AI的联合创始人兼CEOBindu Reddy所说：“OpenAI不再是唯一的人工智能之王，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图源：X 最焦虑可能不是OpenAI，而是谷歌 而从Claude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来看，如今既面对强大竞争对手，又深陷与马斯克的诉讼中的OpenAI无疑是最焦虑的一个。 但事实上，从目前来看，OpenAI可能并不焦虑。首先，两家公司不同的定位被人们忽视了。据福布斯对Anthropic联合创始人的采访，这家公司反复强调：“Anthropic更像是一家企业公司，而不是一家消费者公司。”尽管从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来看，chatGPT和Claude并无明显差别，但显然Anthropic面向的是to B用户，而非C端的大众。而从Claude提供的客户案例中，这些B端客户包括了如科技公司Gitlab、Notion、Salesforce、SAP等。 其次，从战略层来看，尽管都是为了通往AGI，但OpenAI谋求「大而全」，Anthropic则偏向「小而美」。OpenAI一系列的硬件公司和算力布局，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相比之下，更焦虑的可能是谷歌。尽管身为Anthropic背后的金主之一，但相比亚马逊对Anthropic的「热情」，谷歌却无多少反应。 谷歌在近期正在陷入一系列的争议中。一方面，Gemini陷入「种族偏见」的舆论浪潮，许多网友发现，Gemini的文生图功能出现问题，比如似乎刻意在拒绝生成白人的形象，谷歌随后下架Gemini文生图功能，谷歌CEO Sundar Pichai回应称该问题「不可接受」，并在内部信中表示，公司在修复Gemini护栏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据BusinessInsider的报道，一位谷歌现任高级员工将这一事件形容为「一场公关噩梦」，“谷歌员工很生气。”华尔街的分析师甚至认为，谷歌需要剔除那些胡作作非为的人，包括CEO Sundar Pichai。Bernstein分析师Mark Shmulik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思考了类似的问题——是否是时候对谷歌的高层进行改组。 尽管谷歌一直将自己形容为一家人工智能领先的公司，它的基础研究也深刻影响着此轮大模型浪潮。但无论在模型的推出节奏，还是商业化路线上，谷歌都明显迟滞于微软和OpenAI。 AI技术的迭代飞速，这意味着洗牌也在快速进行。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如今在此轮浪潮中，被赞美的对象换成了Meta和微软。而此刻的OpenAI和谷歌，他们以技术见长，但都面临着增长所带来的代价——无论是组织内部的动荡，抑或是保守的战略。

快科技3月8日消息，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指导支付服务主体不断提升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的支付服务便捷性和满意度。 支付宝宣布，支付宝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正在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局的支持和指导下，扎实推进落实各项措施，针对老年人和外籍来华人员持续优化支付服务。 其中，已完成提升和优化外国人交易限额，单笔交易限额从1000美元最高提到5000美元，年度交易限额从10000美元最高提到50000美元。 此外，多语言翻译、境外钱包乘车码“一码通”等新服务将陆续上线。 据了解，入境用户下载支付宝、绑定国际银行卡后，就可以像中国人一样消费。支付宝联合行业伙伴提供了便捷的在线数字服务，包括在线翻译、打车、订酒店、预定景点门票、乘坐公交、租充电宝、汇率查询等，多方位助力外国友人一部手机畅游中国。 与此同时，通过蚂蚁集团旗下的Alipay+跨境数字支付和营销解决方案也支持10个境外钱包用户入境后直接扫码付款。 它们包括AlipayHK（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Touch 'n Go eWallet（马来西亚）、Kakao Pay（韩国）、MPay（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HiPay（蒙古）、Changi Pay（新加坡）、华侨银行（新加坡）、Naver Pay（韩国）、Toss Pay（韩国）、 TrueMoney（泰国）等。 支付宝表示，将持续提升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支付便利性，深化服务场景建设，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不断提升支付服务水平。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与影响日益显著。从生物医学、材料学、到天文学等学科，AI4Science 正改变着科学研究的方式，加速科学研究。 AI 通过提供大规模数据分析、模拟实验环境、优化研究过程等功能，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帮助，也确实将科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AI 在为科研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来自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在科学研究中，AI 可能会造成知识生产的单一性，即科学的单一文化（scientific monocultures）。 具体来说，在这种文化中，某些类型的方法、问题和观点主导了其他方法，使科学缺乏创新性，更容易出错。 同时，AI 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可能掩盖了我们的认知局限性，使我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即我们认为自己对世界的了解比实际情况要多。 因此，科学家需要审慎考虑 AI 在科学研究中的潜在影响，从而负责任地进行知识生产。 相关研究论文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llusions of understand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为题，已发表在科学期刊 Nature 上。 该论文从大量与 AI4Science 相关的文献中，提炼出了 AI 的四大应用愿景——智囊团（Oracles）、代理人（Surrogates）、量化分析师（Quants）和裁决者（Arbiters），并分别讨论了 AI 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影响。 表｜科学研究中的 AI 愿景。通过分析最近有关 AI 改善跨科学学科知识生产潜力的出版物，得出以上四种类型。纳入的论文要么使用“AI”这个通用短语，要么提到 AI 概念之下的特定方法，最常见的是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大型语言模型。该表总结了愿景如何响应不同的研究阶段，以及对科学能力和效率的感知限制。 人类科学家为何信任AI？ 近年来，AI 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其提供的解决方案被认为能够彻底改变科学研究方法。 但 AI 何以获得科学家的信任呢？ 首先，AI 工具不仅被视为工具，更被看作是研究中的合作者，能够提供超越人类限制的解决方案和见解。这种认知增强了科学家对 AI 的信任，因为他们将这些工具视为知识生产中的伙伴。 其次，AI 工具被认为具有增强其可信度的特质，如客观性、深度理解能力以及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能力。这种描绘使得 AI 工具在某些情况下比人类更值得信赖。 第三，AI 工具提供的解决方案符合人们对简单、广泛、简化和量化解释的偏好，进而增强了对理解的感知。 然而，将 AI 整合到科学研究中也存在认知风险，尤其是认知理解的错觉形式。 图｜AI 驱动的科学研究中的理解错觉。 如上图 a 所示，使用 AI 工具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可能会产生解释深度的错觉。在示例中，一位科学家使用 AI Quant 对现象 (X) 进行建模，并相信他们对 X 的理解比实际更深入。 在图 b 中，在单一的认知文化中，科学家很容易产生探索广度的错觉，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正在探索所有可检验假设的空间，而实际上他们正在探索可以用 AI 工具检验的更狭窄的假设空间。 另外，如图 c，在知识者单一文化中，科学家很容易产生客观性错觉，他们错误地认为 AI 工具没有立场或能够代表所有可能的立场使用人类参与者进行研究的替代者），而 AI 工具实际上嵌入了训练数据和开发人员的观点。认知理解的错觉发生在个体高估自己的理解程度时，将 AI 工具或其他社区成员的知识和能力误认为自己的。这种现象可能导致科学论断中的错误和过度乐观，特别是当 AI 工具在专家领域之外使用时。 AI4Science的未来，一切向好吗？ 由于 AI 工具看似可信且承诺提升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依赖这些工具的研究可能会大幅增加。目前，关于 AI 的引用在出版物和专利中在逐渐增多，并且使用 AI 工具的论文在学科内外的引用都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发展，那么当 AI 辅助研究逐渐主导知识生产，会有哪些认知风险？ 文中给出了一个观点：科学可能会形成单一文化。 作者用了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农业中，单一文化是一种在同一片土地上只种植一种作物的做法。这种做法提高了效率，但也使作物更容易受到害虫和疾病的侵害。 文章认为，AI 工具所提供的效率可以促进科学单一文化的发展，其中某些形式的知识生产主导了其他所有形式。它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 首先，通过优先考虑最适合 AI 辅助的问题和方法（知识生产的单一文化）。 其次，通过优先考虑 AI 能够表达的观点类型（知识所有者的单一文化）。 就像植物单一文化更容易受到害虫和疾病的侵害一样，科学单一文化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容易出现错误、偏见和错失创新的机会。 当新工具和技术产生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迅速利用它们的优势。然而，AI 工具被预测将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超级合作者融入到知识社区中，这样的风险可能会变得尤其严重。 除了威胁科学的蓬勃发展外，知识生产的单一文化还会产生认知理解错觉。在这些错觉中，科学家错误地认为，AI 工具推进了人类对科学的理解，而不是意识到，这些工具实际上缩小了科学知识生产的范围。 了解风险，是应对风险的关键一步。为了减轻 AI 在知识生产中应用的风险，人类需要增强对科学单一文化的认知风险的理解，以及对认知错觉的感知。 事实上，AI 在科学中的应用确实让所有人兴奋，比如 AI 化学家加速催化研究（点击查看详情），生成式 AI 助力碳捕集（‍点击查看详情）等等。 然而，在 AI4Science 走得更远之前，科学家们必须考虑到 AI 的技术限制和潜力，以及它对科学知识生产社会实践的影响。 AI 辅助科学研究也许预示着这样一个未来，其中不仅参与者缺乏多样性，而且追求的研究主题也缺乏多样性。它们还引发了认知理解的错觉，阻止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视野已经变窄。 尽管 AI 在科学中的广泛应用是不可避免的，但科学家，除了进行知识生产外，还有责任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式。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4-07146-0

文 | 罗镇昊 编辑 | 张慕知 3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启动永久免签，据统计，中国游客赴泰旅游，增长超过三成。 长期免签，更加便利了两国人员的往来，相信无论在贸易、投资往来还是创业层面，都会给中国创业者提供更多机遇。 「去年一整年，我们都有接待以协会、行业圈子组成的考察团，来考察泰国市场。下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开始布局，注册公司招人搭团队了。到了今年，有更多中国公司来到泰国本土化落地。」在泰国11年的创业者赖进鹏告诉镜相工作室。 实际上，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泰国的市场和经济系统非常稳定。近40年以来，作为投资目的地，泰国经过了多轮的海外投资热潮——从80、90年代的家电组装、轻工业、汽车，到近年来的新能源、互联网、消费。中国企业逐渐发掘了这片市场的价值，也加入其中甚至成为主流。 因为和中国稳定的外交关系，以及大量的投资优惠政策，这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品牌。 根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对泰投资13.8亿美元，增长36.6%，是当年泰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国。在2023年1月至9月份期间，中国企业向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申请投资项目264个，涉及金额约合28亿美元。 中泰免签，在此节点性时刻，镜相找到四位长期在泰国创业、工作、生活过的中国人，呈现他们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亲身感受和观察，以及近10年间，泰国本土政策、趋势和商业环境的变化，希望对中国创业者有所助益。 东方「底特律」： 泰国第一支柱产业是汽车，中国新能源小跑入场 Edward 43岁 优卓集团总经理 在泰国13年 大部分人认为泰国是个旅游国家，实际上它的支柱产业是汽车行业和其相关产业链。二十年前，泰国就是东南亚最大的汽车制造中心。日系的本田、丰田、日产，德系的奔驰、宝马，以及美系的福特、通用，都在泰国设有整车厂。这些整车厂大部分集中在泰国罗勇府的和美乐工业园，这里又被称作“东方底特律”。 究其原因，政府的各项政策支持外商投资设厂：比如，政府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土地所有权——你过来建厂，先把这块地买下来，就算过几年产品卖不出去，土地还可以升值——这是泰国有别于其他东盟十国的福利政策，为投资者们提供了生产之外的附加值。此外，顺利的工作签证、有利于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港口和机场，对外贸易交通便利），都是这片土地成功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 不过，近10年来，其他外国车企已经很少扩张。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却在加速入泰：2022年，比亚迪、长安、广汽等中国车企，纷纷来到泰国投资，建立新能源整车厂。实际上，这也是泰国政策支持的结果。 早在2018年，泰国政府就提出要鼓励新能源产业。我还记得，泰国每年都有一个类似总理跟企业的见面会，那一年我作为汽车行业比较专业的参与者，受邀参加活动，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一种很好的趋势。不过当时，这种趋势还未成风。 后来，政府相应出台了很多利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比如，来这里建厂的车企每卖出一辆车，最高能给15万泰铢（折合约3万人民币）的补贴，和中国还挺像的。 实际上，要论市场规模的吸引力并不强：泰国的GDP只跟四川省相当，面积跟云南省差不多，而它的汽车保有量相当于江苏——泰国一整年在国内市场才卖掉90万辆车，包括乘用车和商用车。但近年来中国车企纷纷布局泰国，一是看中中泰关系比较稳定，可以说泰国是东盟十国里和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之一，投资更加安全；二来，这些车企需要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避开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高关税，继续向欧洲和中东出口，泰国是一处理想选择。 目前，在泰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品牌已经属于第一梯队（特斯拉没在泰国建厂）。但从整个汽车市场来看，日系依旧保持着绝对地位。 ● 图为优卓集团公司所在地。这是泰国罗勇府和美乐工业园，长城、上汽、比亚迪、广汽埃安的工厂，均坐落于此，这个工业园，也被叫做东方底特律。图源受访者 泰国是个类似韩国由财阀公司（家族企业）控制市场的国家。重要行业都由财阀来控制，比如银行、保险、农业、矿产、能源。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泰国财阀的手已经伸到了新能源领域，这也体现了这个行业在本国重要性的上升。 就以充电桩来说，主要干道和高速路上的布局，都是由财阀公司或者子公司来经营的，这些公司的背后或是有电力局的股份，或是有石油公司的股份，只有这样才能协调资源，在这些最好的地方建充电站。 所有的财阀都是挑掉一块肉里最鲜美的部分，剩下的骨头留给市场上的其他公司。 我所在的公司是福特全球服务商，2011年来到泰国，2022年也开始了新能源市场的拓展，做充电桩的安装和运营。和财阀竞争是一个没有胜算的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外来公司。所以，我们只在海边观光地投充电桩，这是很小的应用场景。所以也不会有财阀看得上，反而会成为他们的补充。 近几年，泰国有很多华人跑来做这个充电桩业务。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澳门来的，还有一些泰国本地的华裔也在做。充电桩的技术门槛不高，在国内已经是血海市场，所以很容易找到代工厂或拿到代理权，再去泰国做运营。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市场，也不懂泰国的实际情况，只是一味按照国内套路复制粘贴。最后发现行不通，后来多数充电桩，因为缺乏后期维护，成了废桩。 我们花了10年时间去学习市场。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企业的本地化。我们公司300名员工里，只有4名是中国人。本土化做的比较好。这是企业来到泰国，很重要的一点。 电商、AI、助贷、消费…… 中资企业进入泰国 肖小跑 开泰远景基金（香港）投资负责人 在泰国10年 实际上，泰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战之后，全世界开始重新发展，泰国作为亚洲唯一一个没被占领的国家，一直持续发展。 大概在上世纪三十四年代，已经全面西化，国内市场和经济系统非常稳定。 到上世纪80-90年代，泰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并称「亚洲四小虎」。 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欧美基金投资，主要方向就是在泰国，日企和台企也在这里深耕多年——那时台湾的电子产品都是在泰国做的。作为投资目的地，泰国经过很多轮的海外投资热潮。它的家电组装、轻工业、汽车等行业，都有深厚的基础。除此之外，像文化类，比如电影后期制作，游戏后期，广告创意设计，也都是泰国本土的强项领域。 不过，在那个年代，中资企业对泰国市场并没有什么了解。 我在2008年来到曼谷，那时刚从英国金融工程研究生毕业，入职了泰国第一大银行——盘谷，做金融市场。两年后，又转到第二大的开泰银行，负责东南亚各国市场的扩展以及宏观经济分析。整整在泰国工作十年。那时，来到泰国的企业大部分是国企银行，投资相关也只是像船厂这样传统的制造业——彼时，正是中国内地供应链兴起的时候。 ● 来到泰国后两年，肖小跑入职了泰国第二大银行——开泰银行。图源受访者 到了2016年左右，一些企业的嗅觉已经打开。那时，国内很多第三方支付公司就来泰国找机会。我离开泰国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帮支付宝进入泰国，跟各大银行洽谈。到现在，支付行业在东南亚都整合的比较好了，泰国已经有了自己聚合支付的解决方案，只对接微信、支付宝这类大公司，那些小的第三方支付慢慢没了。 直到2019年左右，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注意到泰国的重要性。尤其这四五年里，泰国已经变成新科技重点投资对象和转移对象。 尤其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他们来到泰国的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很多。 去年大家估计，可能来两三家就不错了，但现在基本上前十家都快到了。泰国有一个东部走廊，距离曼谷两小时车程的，就是这些新能源汽车厂重点建厂的地方。 疫情开放以后，原来在国内的助贷行业人也在往泰国走。 他们帮泰国本地银行做线上的贷款、获客，做封控模型，希望能把自己在国内的消费贷、中小企业信贷模型，应用到泰国市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给银行做AI语音机器人的公司。由于国内的付费意愿不高，这些开发出AI产品的创业公司纷纷到泰国来寻找订单和收益。 还有消费行业，过去我在泰国工作这么多年，原来基本看不到什么中国品牌。但如果你现在去曼谷，就可以看到海底捞、茶颜悦色、茶百道、还有蜜雪冰城……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有一个地标购物中心里，10%入驻的商户是中国品牌。你要知道，泰国是非常国际化的，各种欧美日韩品牌都有，10%已经是非常大的渗透率了。 总体来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看到了泰国这片市场的价值，也在这里耕耘出了一定成果。 「机场高速路上， 到处都是中文广告牌，写着某某工业园招租」 赖进鹏 38岁 泰享公司总经理 在泰国11年 十几年前，我在深圳做东南亚出境旅游全国集散中心——那时，国内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直飞东南亚的航班。人们想去东南亚旅游，出差。都需要先抵达广州或深圳，再从香港和广州港口出境。 后来随着各个城市直飞东南亚航班增加，香港和广州两大出境口岸优势逐渐消失。2013年，我顺势跟着产业带来到曼谷，作为集团分部，承接旅游地接业务，整合本地资源，深耕泰国。选择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泰国跟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平稳。 在2019年之前，我几乎看不到什么和中国有关的工业，只有离曼谷300公里左右的罗勇府有个中泰工业园。而近两年，从机场出来后，高速路上到处都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某某工业园招租，全是中文的。 很多中国企业出海，会把泰国作为桥头堡和试验田。中国企业，中国品牌，大多数都会把泰国当做出海的第一站，包括电商、互联网、新能源等行业。 疫情期间，泰国的电商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像网约车、快递、外卖一直就有，只是时效没那么快，普及程度没那么高。疫情前我们办公室大概80号员工，但很少同事网购。疫情出门都不太方便的时候，就倒逼泰国人线上消费，电商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我肉眼可见公寓物业收取包裹的货架不断增多，空间也越来越大了。在曼谷市区无论是外卖还是线上买菜，基本15-20分钟就能送到。网上购物2-3天就能收到快递包裹。 不管是电商平台也好，快递公司也好，大部分都是中国的，要么就是有中资背景。比如泰国头部电商平台Shopee，有腾讯的背景，Lazada是阿里全资收购。 2020年初，疫情让旅游行业暂时停滞，我跟公司提出做泰国电商项目，然后就回到深圳搭了个小团队，认识很多行业内的朋友，进入了电商圈子。慢慢摸索中，我们根据公司的资源，对泰国营商环境熟悉等优势，选择了跨境电商链路里对本土化要求较高的“海外仓”项目。 疫情之前，泰国海外仓很少。 跨境电商物流模式包括直邮和海外仓。 ●泰享公司的海外仓占地3500平方米，海外买家下单购买商品后，产品直接从这里发出。图源受访者 直邮，就是当海外买家下单后，卖家从国内直接发货，陆运、空运到海外消费者手里。操作简单，但时效慢，泰国为例10-15天才能到货。 海外仓，则是由跨境卖家提前将产品运输到境外的仓库。当海外买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商品后，产品直接从海外仓发出。大大缩短了消费者等待到货的天数。泰国为例2-3天能到货。 疫情期间，随着商家剧增，对于配套的海外仓变得非常稀缺。2020年下半年开始落地，一年时间实现盈利。目前“泰享海外仓”是泰国多家电商平台的合作伙伴。在泰国有3个仓库，未来的规划是持续在泰国建仓，不但服务中国电商卖家，同时服务泰国本地卖家。 2023年我们每周都会接待一些国内过来泰国考察电商市场，和当地营商环境的电商卖家和服务商朋友们。2023年下半年已经陆续有不少公司开始布局，在本地注册公司，招人，搭团队并展开业务。到了今年，有更多这样的公司来本土化落地。 中泰互相长期免签，给要来泰国创业的人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我们遇到过，正在遇到，以后也会遇到的挑战， 就是本土化」 刘鹏 40岁 Fanslink 联合创始人 在泰国7年 Fanslink是一家帮助中国品牌布局泰国市场、进行本土化的解决方案公司。2017年，我开始在泰国搭团队。从品牌合规准入，到品牌推广，到全渠道销售，我们为想要进入泰国的企业提供整个链路的解决方案。 像小米、字节旗下的Pico、华米、汤臣倍健、华熙生物等等，都是我们的合作对象。也包括欧美一些头部品牌，包括universal music也选择我们的本地化解决方案。 中国品牌出海泰国有几点原因。 首先，他们需要新的业务增长。 2017年，国内互联网和电商已经比较卷了，人口红利吃尽，但泰国老百姓对这些领域的产品尚不熟悉；中国相对成熟的应用和工具，以及已经在中国被验证过的商业模式，有望在这片市场发力。 第二点是泰国本地的供应链、产业及工业体系基本上是不健全的 ，因此政府提供了很好的投资便利和贸易政策。比如泰国不生产手机，很多年前，政府就把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定位为0，于是，从苹果、三星，到oppo、vivo、华为、小米，很多厂商都通通杀进来了。 成果是，中国手机目前在泰国市场的渗透率达到一半以上，剩下是苹果和三星，新能源汽车则更高，几乎达到垄断级别。 ●泰国东部海岸泰中罗勇工业园，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此“落户”。图源视觉中国 不过，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遇到过的，正在遇到的，以后也会遇到的挑战，就是本土化。 本土化的前提是合规。 创业者首先建立你的合规体系。比如泰国要求外国人开公司，要由泰国人做自然人或者法人，占51%的股份。很多中国投资者想通过代持这类不合规的手段去解决。这就是为以后埋雷，法律就是法律，必须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做好。 其次，在雇佣本地人员和外籍人员上，一般要按照4/1的配比来雇佣。否则企业申请工作签证就会遇到问题。我们公司华人只占到3%左右，都是相对核心的人员，他们离中国供应链更近，沟通效率更高。泰国的小伙伴也能发挥本地人的优势来做营销和销售。 雇佣是一大挑战。泰国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以下，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是非常稀缺的，劳动市场不活跃，很难找到一个中意的员工。 此外，中国企业虽然是用一种先进的互联网生产力来做泰国这个市场，但必须要了解本地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才能找适合市场的产品和品牌。比如，泰国在品牌方面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是超出我们认知的，他们相对保守，看到是品牌就愿意购买，这是非常传统的消费心智。 很多中国品牌进来后，想直接快速的把货卖出去，而不是做品牌，这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本土化里面本地对品牌的需求，这点特别关键。 做品牌意味着前期资本、人力、时间的投入，要经历漫长的过程。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品牌，愿意去做品牌本土化，这个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在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融合、交流和管理也是一大挑战，很多中国的创业者都会在这方面栽跟头。 泰国员工和中国员工在沟通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东南亚的气候决定了这里的人相对安逸。他们不像中国人那么拼——用中国的管理方式管理泰国员工，通常有时候员工就不见了，说两句重话就走，周末或者是下班时间打电话，对方很可能不接。 （编者注： 肖小跑也提到了很有趣的一个核心观点：不要把国人的狼性文化带到泰国。 ） 「 泰国给公民的普惠福利、和社会保险体系都是比较好的，他们不需要拼命挣钱也能生活的比较好——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哪怕你没有收入，随便找一家寺庙，都可以管吃管住。 花30泰铢，合人民币6块钱，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公立医院看病。 如果在泰国建厂，你想把国内的狼性文化引过来，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一旦你狼性了，996，或者PUA员工，第二天很可能整个部门的人都不来了。 泰国是个佛教国家，他们特别不喜欢正面冲突，这也让一些中国企业对泰国员工产生误解：最初，人们觉得泰国人都很配合，不管你说什么他会对你微笑，好像非常认同。但后面实施起来就会发现，他要么是不做，要么就是各种拖延，这件事就办不下去。原因是他根本就不认同你，甚至是反对，但绝对不会表露出来。 」 ——肖小跑 总之，对本土市场保有尊重和敬畏心，才有机会分享到这片市场的红利。

作者｜祖杨 一张黄皮肤中国脸，一键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欧美霸总，二人的表情、动作幅度一模一样，毫不违和。 就在人们高谈阔论sora是否颠覆影视行业的时候，“AI换脸”已经在出海短剧中大显身手：AI省钱又省时间，不用找国外演员和主创现拍，将国内有版权的短剧直接AI翻译或者换脸，像简单的翻译和配字幕，一分钟只要20块，按一部剧100分钟算，也只花两千块。 如此利益驱动下，一些原来做短剧分销的人，现在已经转行做起了AI短剧出海。而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生态里也逐渐鱼龙混杂，一部分人苦心孤诣，想要用AI提效率；但另一部分人则投机取巧，挥舞卖课的镰刀，“AI拍出海短剧，可月入百万”的帖子充斥着各种社交平台，低成本撬动大收益的造富故事里弥漫着熟悉的味道。 图源X账号“宝玉” 01 短剧降本，AI“二创” 事情的逻辑很简单：用AI“二创”短剧然后出海，核心目的是降低成本。 去年十月，「深响」和海外从业者Leon交流时了解到，在欧美澳地区做一部本土原创短剧，成本15万美元到20万美元之间。不仅贵，最大的问题还有“慢”，海外剧组和人才资源有限，一个月上线两部已是极限，而当时国内短剧头部九州文化能月更十几部。 如今不到半年时间，短剧出海的风刮的越来越猛，产能提上来了，成本预算也随之飙涨。Leon透露，现在有不少原创短剧的成本涨到了30万美元，有的演员借短剧出圈后价格也在涨，主演一天的价格为400到3000美元不等。“不管是更好的质量，还是更快的速度，都是妥妥地要金钱支持的。” 做本土原创短剧，对很多想低成本出海的企业来说不确定性太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最后的效果也无法保证。而如果有国内的版权资源，只是把海外作为一个渠道分发，AI则成了一个降成本提效率的出海首选工具。 海外短剧拍摄现场，图源受访者 据观察，AI短剧出海，目前有三种应用方式： 第一种，用AI翻译并加字幕，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玩法。 一般情况下，国内的短剧在海外平台发布后，最基础的要做翻译和字幕的后期调整，方便海外用户能看懂。如果人工去掉中文字幕、翻译，再打轴、校轴和压制输出的话，又要雇人还要花钱。而换成AI，则省去了这部分成本。 「深响」咨询到了一家做AI配音的公司，之前是给长剧、电影出海做翻译，合作过不少地方卫视和影视制作公司，在短剧兴起后，也把短剧出海翻译当成了一项业务。据其给到的价格，只翻译和校对字幕以及字幕的时间轴对应，一分钟16-20元，个别小语种贵点。 按一部短剧100分钟来算，AI翻译和字幕调整，最多只要两千块钱就能实现低成本出海，如果批量输出价格可能还会压得更低。 第二种，在翻译、字幕的基础上再加上AI配音和口型调整。 只翻译字幕的话，有时候海外用户会出戏，部分追求精确化的短剧出海公司也会要求AI配音，同时主角的口型也随之匹配调整。这样的操作就像之前大家看到的郭德纲说英文、霉霉说中文的视频技术延展。 根据上述配音公司给到的价格表来看，真人配音效果精美，但成本极高，每分钟80到120元，需要2到3周的时间，如果替换成AI配音，成本和周期都大幅缩短。翻译+校对字幕+AI配音一套流程下来，每分钟50元。换句话说，只用花五千块钱，就能产出一部中国演员说着海外语言、标注海外字幕的海外短剧。AI配音+口型匹配参考示例，视频来源上述配音公司 第三种，直接AI换脸，把中国脸换成欧美脸，这也是看上去更本土化的一种“捷径”。 当前市面上AI换脸的报价差异不小，有人称1分钟只要几十块，100分钟的短剧AI换脸换配音的成本能控制在万元以内，也有人表示一部剧再5万到10万不等。 游方科技目前在做AI换脸业务，创始人方伟曾在采访中提到，价格差距主要是因为换脸的难度和视频精致度不同，如果视频里同时多个人物出现，换脸难度会变大，价格相对会更高。 短剧本就是个以小博大的产物，而AI的加入又像个筹码，继续把本来就低的成本降得更低，入局的人也看中了这一点，希望用更低的成本撬动更大的生意。 02 AI短剧，用户买单吗？ 可惜应用效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AI二创短剧，仅仅只是降低了成本而已，用户买单的并不多。中文在线旗下子公司的海外短剧平台ReelShort、嘉书旗下海外短剧平台TopShort，都在初期尝试过译制剧，海外用户均不买单。 嘉书科技创始人王小书曾告诉「深响」，目前AI换脸换配音在行业里还没有出现一个商业上成功的案例。不管是北美还是日本，所有做得好的公司几乎都是真人拍摄。 首先，AI换脸换配音只是视觉上的本地化，而非故事内核的本地化。海内外不同的国情、文化差异以及用户习惯区别，也验证了出海并不是简单换张脸、换个语言。 比如国内曾经爆火的赘婿短剧在海外基本“做一部扑一部”，因为欧美市场根本没有“赘婿”一说，用户自然也就不了解“爽感”何在。 再比如日本用户爱看的“出轨题材”跟国内的叙事方法也是完全不同。“在国内，出轨只是渣男的一个反面行为，用来引出正面人物；在日本，出轨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王小书说。 其次，海外用户对“译制片”没有形成消费习惯。《TikTok短剧出海营销策略》显示，TikTok内容类型中，原创短剧占了95%，而翻译短剧仅有5%。 游方科技创始人方伟曾在采访中表示，据他收到的客户反馈，AI换脸短剧的“投流效果一般”，并不像网传消息声称“节约几十万制作成本，收割海外观众”那样美好。 当然，凡是涉及到AIGC，也必然会有版权归属、肖像权、行业习惯以及法律法规的潜在风险。 图源《TikTok短剧出海营销策略》 可以看到，对于AI短剧出海目前市场上有玩噱头的、有上门推销的，但真正商业上的爆款案例为零。使用AI最大的意义只是降低了成本，但对于专业从业者来说，短剧面向的是大众级别的消费市场，“成本”反而并不是第一要素。 在中国，拍一部100分钟的短剧，平均成本50万，在海外，平均成本30万美元。如果和电影、电视剧的成本投入相比，短剧的成本低太多了，几十万的成本对标几千万、上亿的成本，短剧有明显的成本优势，那现在有了AI的加持，可以把几十万的成本变成几万块钱，但效果比几十万的可能要差不少，这样的情况还能获得用户买单，从逻辑上看是难以立住脚的。 最近很多投资人在看AI大模型等相关项目的时候会格外重视“PMF”（Product Market Fit），即产品和市场的匹配。这也在提醒行业，新技术固然好，但一切价值的呈现都还需围绕实际应用和实际需求。 不管是AI换脸，还是AI生成短剧，当前行业所做的一系列AI革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AI带给影视行业的冲击并不像舆论中炮制的那样严重。对于从业者而言，时刻保持对新技术的关注是必须的，但也大可不必神化AI、妄自菲薄。

集微网消息，3月7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布2023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励公告。 经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通过，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批准，决定授予70项成果为2023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现将结果予以公告。 2023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1项；杰出贡献奖3项；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5项；专项奖（芯片项目）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科普项目）4项；科技进步奖（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4项；优秀青年奖15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10篇、提名论文5篇。 最高成就奖获得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高文，1956年3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计算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媒体研究所所长，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数字媒体研究中心主任，鹏城实验室主任。 其中，中星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星微人工智能芯片技术有限公司、重庆中星微人工智能芯片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中星微莘庄人工智能芯片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可信感知双模编解码AI芯片研发与应用被授予“2023吴文俊人工智能专项奖（芯片项目）”一等奖；北京忆芯科技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存算一体化AI芯片的研发和应用被授予“2023吴文俊人工智能专项奖（芯片项目）”二等奖。 以下为授奖名单：

快科技3月7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光刻机行业龙头ASML(阿斯麦)披露了将公司搬离荷兰的计划，而在得知消息后，荷兰政府立刻就坐不住了，紧急成立以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牵头的特别工作组，尝试挽留ASML。 报道称，ASML希望离开荷兰的主要因素是荷兰的“反移民政策”。 2023年11月，荷兰自由党在选举中取胜后宣布了反移民、缩减海外留学生规模、脱离欧盟等主张。 但是，ASML 40％左右的员工都不是荷兰人，尤其是研发等部门长期聘用了大量留学生。 ASML CEO彼得·温宁克在今年1月就曾公开提出，非常担忧荷兰的营商环境继续恶化，而如果在荷兰无法找到足够的人才，“将搬去可以发展的地方”。 ASML发言人也最新公开表态，确实在考虑公司的未来，只是没有透露具体的想法。 据说，ASML正在考虑去法国。 消息爆出的当天，荷兰经济大臣阿德里安森斯证实，计划当天与就与温宁克举行谈判，还称荷兰政府将与ASML展开密集对话，寻找让ASML继续留在荷兰的解决方法。 荷兰媒体报道称，荷兰政府已经紧急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代号“贝多芬计划”(Beethoven)，专门负责挽留ASML，首相马克·吕特亲自挂帅领导这个工作组。

摘要： 1. “田忌赛马”式定价，瞄准to B领域 2. 十字路口的大模型公司 3. 大模型公司会否下场做选手？ 编辑：狮刀 引言 2024年LLM竞赛正式拉开，被称为OpenAI“最强竞争对手”的大模型公司Anthropic带着Claude 3系列闪亮登场。而它的对手们，一个正和马斯克“扯头花”；另一个因为Gemini政治过分正确而焦头烂额。 一时间，“全面碾压GPT-4”“全球最强模型易主”等字眼铺满屏幕，似乎一年前由OpenAI开辟的盛世终于转交给了Anthropic。 别忘了，GPT-4已经是一年前的产物，GPT-5还在路上；谷歌也不是Anthropic的“对手”，是其背后第二大“金主爸爸”。有消息称，去年12月，谷歌对Anthropic的投资扩大到了20亿美元。 而在这场“你追我赶”的游戏中，还有微软“小儿子”Mistral AI已经发布的Mistral Large，以及被Meta列为2024年重点任务的Llama 3等等。只不过，无论是Mistral AI还是Meta目前都是被GPT-4压着打，只有“脱胎”于OpenAI的Anthropic拿出了可以与之一战的“杀器”。 这也表明了，暂时的排名只是先来后到，今年的LLMs将全面开花，。因此，铺天盖地的“Open AI被追平比分”仅仅是Anthropic新品发布的一个噱头，重点应该放在人工智能公司选择的商业化路径上——当Inflection、Character.AI，甚至OpenAI等公司进一步探向to C消费者用例时，Anthropic却一头扎向了to B。这条思路在其刚刚发布的Claude 3系列的突出性能、定价策略上均有所体现。 1 “田忌赛马”式定价，瞄准to B领域 Claude 3系列包含三个模型——Opus、Sonnet、Haiku，性能从高到低。 根据Anthropic公布的技术报告，Opus在知识测试MMLU、推理测试 GPQA、基础数学测试 GSM8K 等一系列基准测试中，均优于GPT-4。Sonnet的性能与GPT-4不相上下；Haiku则略逊于GPT-4。不过，这项测试中没有包含刚刚更新的GPT-4 Turbo和Gemini 1.5 Pro。 值得注意的是，MMLU（本科常识）/ GSM8K （小学数学）/ HumanEval （计算机代码）等指标上已严重饱和，几乎所有的模型都表现相同。真正有区分度的为MATH（数学问题解答能力）和GPQA（领域专家能力），后者可以体现模型在企业服务方面的能力。 据悉，Claude3 选择了金融、法律、医学和哲学作为专家领域。其中，Opus的GPQA准确率达到了60%，这意味着其能力接近于同一领域且能够上网的人类博士准确率（65%—75%）。Sonnet达40.4%；Haiku达33.3%。而GPT-4仅为35.7%。 对此，英伟达资深AI科学家JimFan指出：我建议所有LLM的模型卡都应该效仿这种做法，这样不同的下游应用就能知道可以期待什么。 同时，考虑到企业客户需要处理很多PDF、PPT、流程图，Claude3 系列在视觉能力、准确性、长文本输入和安全方面，均有所进步。 例如，在准确性方面，Anthropic 使用了大量复杂的事实问题来针对当前模型中已知的弱点，将答案分为正确答案、错误答案（幻觉）、承认“不知道”。相应地，Claude3 可以表示自己不知道答案，而不是提供不正确的信息。除了更准确的回复，Claude 3甚至还能“引用”，指向参考材料中的精确句子来验证他们的答案。 在定价策略上，以GPT-4 Turbo的40美元/1M tokens；GPT-3.5 Turbo的2美元/1M tokens为对比。 最强能力Opus——90美元/1M tokens，适合最尖端的企业和机构。其接近人类的理解能力，适用于需要高度智能和复杂任务处理的场景，如企业自动化、市场分析和制定策略、复杂的数据分析和金融预测、生物医学研究和开发等。 最高性价比Sonnet——18美元/1M tokens，适合大多数企业客户规模化使用，消费者客户也可以负担。其纯文本任务表现与Opus相当，更适用于数据处理、代码生成、个性化营销，图文解析等中等复杂度的工作。 最快速度Haiku——1.5美元/1M tokens，适合消费者客户使用。其具备近乎即时的响应能力，在大多数纯文本任务上表现仍然相当出色，且包含多模态能力（比如视觉），适用于与用户实时互动、内容管理、物流库存管理、文本翻译等工作任务。 综合来看，Claude 3的高端线Opus比OpenAI（GPT-4 Turbo）更贵，低端线Haiku比OpenAI（GPT-3.5 Turbo）更便宜。 如此一来，成败似乎集中在了中端线Sonnet上。如果“更少的幻觉”“更专业的领域行家”“更高的性价比” 更吸引企业客户。那么，GPT-4 Turbo的地位将会变得不尴不尬，直到局势被GPT-5打破。 目前，用户可以免费体验中等性能的Sonnet，最强版Opus仅供Claude Pro付费用户使用（20美金/月），性能稍弱的Haiku即将推出。 PS：适道在Poe上使用同样的提示语，让Opus、Sonnet、GPT-4 Turbo随机做了一段简单的新闻翻译。结果，Sonnet的表现居然最好，甚至翻译出了缩写！Opus水平巨中，而GPT-4直接忽略了主语。。。 总之，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正如Anthropic联合创始人Amodei兄妹所言：“Anthropic更像是一家企业公司，而不是一家消费者公司。” 目前，Claude的客户包括科技公司Gitlab、Notion、Quora和Salesforce（Anthropic的投资者）；金融巨头桥水公司（Bridgewater）和企业集团SAP，以及商业研究门户网站LexisNexis、电信公司SK Telecom和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根据Anthropic高管Eric Pelz的一份声明：在Claude 3的早期测试用户中，生产力软件制造商Asana发现初始响应时间缩短了42%；软件公司Airtable表示，公司已将Claude 3 Sonnet集成到自己的人工智能工具中，以帮助加快内容创建和数据汇总。 可以预见的是，在Claude 3发布之后，Anthropic的to B商业化之路将更加明晰，并与OpenAI等头部大模型公司走上不同的道路，尽管最后可能殊途同归。 2 十字路口的大模型公司 “赚的多，花的多”是头部大模型公司的真实写照。事实上，Anthropic的to B之路既是自愿选择，也是形势所迫。 截至2023年 12 月，OpenAI的ARR 已超16 亿美元，2022年的ARR则为3000万美元，增速高到惊人。 虽然尚无数据显示Anthropic的2023年ARR ，但在2023年10月，Anthropic和投资人洽谈时表示到2023年年底，将实现 2 亿美元 ARR，每月近 1700 万美元的营收。另外，根据 Anthropic 最新预测，到2024 年底，其 ARR 将至少达到 8.5 亿美元。 确实得益于快速的收入增长，2023年Anthropic 筹集了数十亿美元，估值超过 150 亿美元。 但根据 Information 报道，有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在支付客户支持和AI 服务器成本后，2023年12月Anthropic的毛利率在50%—55%，根据Meritech Capital的数据，这远低于云软件公司77%的平均毛利率。 还有一位重要股东预测，Anthropic长期毛利率将在 60%左右，且该毛利率未反映训练 AI 模型的服务器成本，因为这些成本是被 Anthropic 纳入其研发费用中。 而根据 Sam Altman的说法，每个模型成本可高达1亿美元。不过，Altman自己也笑不出来，因为OpenAI的毛利率可能更低。毕竟 ChatGPT还有免费版，白白花掉一批服务器成本。 上述事实均表明，即便你强如OpenAI，Anthropic，但AI初创公司普遍的利润率可能比现在的SaaS公司还低。 不过，现在问题还没显现，毕竟大模型在风口，投资人更关注其惊人的增速。这些AI初创公司也会以其乐观的收入预测为依据，按照未来一年收入的 50—100 倍的估值进行融资。 当然，只要AI创业能保持这种增长势头，投资人是可以忽略亏损。直到，你的收入增长掉进30%—40%。一位VC合伙人表示：到那时，如果一家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为负，并在短期内没有将至少10% 的收入转化为现金流，就很难吸引新的投资人入局。 根据 Meritech Capital数据，上市软件公司的中位数是未来收入的 6 倍。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初创公司来说，维持这样的收入倍数将越来越困难。 具体到Anthropic和OpenAI这对“大冤种”身上，两家公司的增长和利润率部分依赖于主要云服务提供商。 例如，谷歌和亚马逊向 Anthropic 投了数十亿美元，并将 Anthropic 的软件出售给其云客户。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云厂商在销售中获得的提成比例，但如果改成是Anthropic直接向客户卖模型，利润率可能会更高。 而微软虽然用更低的利润租给OpenAI云服务器，但OpenAI 必须将直卖给客户的部分收入返给微软。而且，当微软将OpenAI 软件卖给自己的云客户时，也会抽掉大部分收入。 因此，对于上述“冤种”AI创业公司来说，想要拿到高毛利。一方面，通过更新技术，降低运行成本，就像OpenAI已经实现的；另一方面，像Anthropic“田忌赛马”战略一样，找准切口，聚焦企业客户，尽可能创收，并保持高增速。 据 Forbes报道，Anthropic最近以184亿美元的估值融资7.5亿美元，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加代码解释、搜索功能和源代码引用等功能。其创始人Amodei兄妹说：“我们将继续扩大模型规模，让它们变得更加智能，同时也继续努力让更小、更便宜的模型变得更智能、更高效。一整年都会有不同程度地更新。” 3 大模型公司会否下场做选手？ 为了更深入理解Anthropic的商业化路线，适道节选了一期创始人Dario Amodei访谈中的“商业化”部分，原文如下。 Dwarkesh Patel ：你认为目前的 AI 产品是否有足够时间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稳定收入？还是随时可能被更先进的模型取代？或者到时候整个行业格局会变得完全不同？ Dario Amodei ：这取决于对“大规模”的定义。目前已经有几家公司的年收入1 亿—10 亿美元，但能否达到每年数百亿，甚至万亿级别，则难以预测。因为这还取决于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有些公司正在“大规模”应用创新型 AI，但这不能代表刚开始用就一步到位，达到最佳效果。而且，即使有收入也并不完全等于创造了经济价值，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 Dwarkesh Patel ：从Anthropic角度来看，如果LLM的进步如此迅速，那么理论上公司的估值应该增长得很快？ Dario Amodei ：即使我们注重模型安全性研究而非直接商业化，在实践中也能明显感受到技术水平在以几何级数上升。对那些将商业化视为首要目标的公司来说，进步肯定比我们更快。（xswl在内涵OpenAI ）。 虽然我们承认LLM进步神速，但对比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度应用过程，技术积累依然处于较低的起点阶段。决定未来走向是这二者间的竞速——技术本身进步速度、被有效整合和应用，并进入实体经济体系的速度。这二者都很可能高速发展，但结合顺序和微小差异都可能导致相当不同的结果。 Dwarkesh Patel ：科技巨头可能会在未来 2-3 年投入高达 100 亿美元进行模型训练，这会对 Anthropic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Dario Amodei ：情况1——如果因为成本问题无法保持前沿地位，那么我们将不会继续坚持开发最先进的模型。相反，我们会研究如何从前几代的模型中获取价值。 情况2——接受被制衡。我认为这些情况的正面影响可能比它们看起来的要更大。 情况3——当模型训练到达这种量级后，可能开始会出现新的风险，比如AI 滥用。 总结一下，虽然Dario坚信LLM的能力会得到快速且显著的提升，但可能受制于社会因素、创新采纳效率，最终减缓其被“大规模”应用的速度，无法发挥LLM的真正潜力。 据此，Anthropic的to B之路看起来也更加稳妥。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安全性”长处，切入金融、法律、医学等领域；另一方面，寻找偏重“技术应用”，可以长期合作的企业客户，尽可能消除C端消费者采用的不确定性。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如果真如Dario预测的“社会采纳速度低于模型发展速度”，那么，未来会否出现一批大模型公司亲自下场做应用？尤其在国内。

品玩3月7日讯，据《金融时报》报道，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有意投资 OpenAI。 马锡由新加坡财政部完全控股。2021 年淡马锡规模高达 3810 亿新加坡元，与另一只新加坡政府所有的基金 GIC 一同进入主权财富基金榜单前十。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作为全球最大最活跃的投资者之一的淡马锡，其高管最近几个月多次会见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 另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双方谈判始于对阿尔特曼的风投基金 Hydrazine Capital 的投资，最近转移到 OpenAI 本身上来。 科技领域一直是淡马锡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而 AI 正成为其关注重点：该基金投资了英国法律技术公司 Robin AI、韩国无厂 AI 芯片设计初创公司 Rebellions 和硅谷生成式 AI 芯片设计企业 d-Matrix。 若淡马锡与 OpenAI 双方达成合作，这将是 ChatGPT 推出者首次获得国家背景的资金支持。